11月13日，曾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马首铜像，被捐赠给国家文物局，未来将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成为首只回归圆明园的兽首。
2007年，港澳知名企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以6910万港元竞拍成功，流失海外近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祖国。如今，何鸿燊将马首铜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回归国家永久收藏。捐赠仪式后，马首铜像将与其他六尊兽首铜像聚首京城，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共同展出，截至11月27日，公众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北2、3展厅一览风采。
圆明园马首铜像。国家文物局供图
为圆明园马首回归欣慰的同时，不少人也想到了历史上那些曾经被盗走，流失海外的文物。这其中，流散的敦煌瑰宝可能是最令人心痛的。
惟一的方法，只有补救。如今，国际文物界公认，文物应尽量留存于原地，才能在与其相适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现出其最大的价值。离开了原地的文物，即使能够受到良好保护，但脱离开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更何况，当代中国文物保护早已进步巨大，我们完全有资质照顾好属于自己的每一件文物。
今天，我们想带大家回到那些历史现场，看看历史上，那些复杂，甚至诡谲的文物流散现场。这些历史上的过错和罪责造成的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即使再多的粉饰和托辞，也难以让人原谅。
撰文 | 李夏恩
人头攒动。每个人都探出脖子，就像参观某种珍稀动物的巢穴一样，试图看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但那里除了一尊真人大小的僧人塑像之外，一无所有——早在一个世纪前，那里就被搬空了，至今连一点儿昔日的痕迹都不曾剩下。尽管它不过是个面积不到3米见方，高不过2.7米的狭窄空间，但它广为人知的名字“藏经洞”却能引起参观者浮想联翩，幻想里面曾经就像童话中四十大盗的宝库，塞满了各种奇珍异宝，它曾经被人遗忘尘封数百年，然后突然在某一天从黑暗中被唤醒，用它蕴藏的无限魅力征服了整个世界的目光。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尽管被单独编号，但其实是第16窟的一个耳窟。
带领参观的讲解员面无表情地向游客们重复着他已经不知讲过多少回的故事：1900年的夏天，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雇了一个姓杨的人在这里清理积沙。这个人喜欢抽旱烟，一次，他把点旱烟用的芨芨草杆插到墙缝里时，发现那根草杆居然全部插进墙里去了。他用手一敲，发现墙壁里是空空的声音，于是，他立刻找来王道士一起砸开了这堵墙，“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个故事颇为引人入胜，但它的来源只是1949年2月谢稚柳出版的《敦煌石室记》中的一段没有来源的记述而已。关于藏经洞的发现，真正的发现者王圆禄有着自己的说法，在《催募经款草册》中，他写道：“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毁，贫道誓愿募化修补为念。至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数万卷”。尽管它听起来仍然玄乎其神，然而仔细品咂，就会发现，这段文字描述的不过是一场清理工程造成的墙壁塌方而已。但无论是哪种说法，能够确定的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天，藏经洞被打开了。
“然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了，从这里盗走了许多文书，之后又来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探险家，从这里拿走了很多东西”，讲解员的音调并没有任何变化，但这段冰冷的陈述显然在围拢在洞窟旁的游客中激起了一阵恼怒，有人低声骂着“强盗”，还有一些人质问为什么不把那些被盗走的东西要回来？但大多数人脸上依然带着饶有兴致的兴奋表情，一言不发。只有一个声音发出疑问：
“为什么当初不阻止他们带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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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洞：盗走？买走？还是带走？
斯坦因可能是近代中国最声名狼藉的西方人之一。1956年出版的一本向公众介绍敦煌的小册子《敦煌的故事》中，斯坦因是“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中的第一人。这些“帝国主义者”在探知了敦煌石室秘藏发现的消息后，“他们立刻乘我们松弛不备，接二连三地来‘光顾’，大大地施展他们的盗劫手段来了”。“很狡猾的”斯坦因在莫高窟“盗窃的经过和所得的赃物，有一篇很详细的供状，记载在他所写的《西域考古记》里”。
如果斯坦因亲眼看到这本书，得知自己的论著居然会成为指控自己“卑鄙无耻伎俩”的自供罪状，一定表示强烈愤慨。1929年，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中讲述自己在敦煌的经历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和自豪深深感染了在座的听众，宛如他在1907年3月12日初次见到莫高窟时的情景，望着崖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昏暗的洞窟，这奇特的景象让他瞬间产生了一种幻觉，就像是他很久很久以前看到过的早期的意大利绘画一样，这种熟悉而又陌生的魅力或许在那一刻赋予了他某种使命感，要完成某项重大的事业。
马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在他的中文护照中名字被写作“司代诺”。这幅肖像出自他的考古探险著作《沙漠契丹废址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扉页。这部著作记载了他考察敦煌莫高窟的经过。
指引斯坦因前往敦煌的动力，确实是渴望扬名立万的勃勃野心。野心的背后是当时围绕丝绸之路考古探险的激烈竞争。随着19世纪西方势力对内亚和远东地区的渗透，越来越多的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将这片广大的土地视为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在这里竞逐先驱者和发现者的崇高名誉，1870年代远征丝绸之路的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和1890年代探险死亡大漠的斯文·赫定都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巨大声誉。到斯坦因踏上探险之路的20世纪初，丝路探险已经成为各国探险家纷纷觊觎的目标，以至于不得不在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上商讨划分各国探险家的考察范围。丝路北线被划给俄国人，而德国人得到了吐鲁番地区，法国人的考察范围在罗布泊以北，英国人则被划到了和田地区。斯坦因的对手们纷纷各就各位，俄国人鄂登堡正计划在库车发掘，德国人冯·柯勒克正在吐鲁番发掘，法国人伯希和则筹备前往中亚各个遗址进行发掘——这些人后来都不约而同造访了敦煌，每一个都不是空手而归。
必须承认，与前面提到的小册子里的指控不同，斯坦因抵达敦煌的初衷并非藏经洞。斯坦因最初的计划，至少公开的目的地是斯文·赫定在1900年探险时发现的罗布淖尔北面的遗址，也就是米兰遗址。他在那里花费了18天时间进行发掘，带走了大量写在木片上的手稿和文书，以及壁画残片和雕塑。2月21日，他启程向敦煌前进，箱子里满载着米兰发掘出的古物。初到敦煌时，他最开始只是参观了莫高窟里的壁画和塑像，随后前赴敦煌周边的沙漠中进行考察。而真正将他的目光拉向藏经洞的，是一名“颇有头脑的乌鲁木齐突厥生意人兼当地一处穆斯林流亡小社区头目札希德伯克”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的。“许许多多的古代写经宝藏等待被发掘，这个念头就像隐秘的磁场一样，把我拽进了藏经洞”。于是，他放下在敦煌沙漠中的考古工作，于5月21日重返敦煌，开启了他探险生涯巅峰的23天。
接下来的事情是关键，斯坦因在他的著作中，将获得藏经洞文书的过程描述得犹如一部慢镜头放映的电影，几乎没有漏下每一个细节。他详尽描述了自己如何想尽方法说服王圆禄打开藏经洞，又如何最终以布施的形式将文书售卖给他。在行动前，他就已经想好了周密完备的策略，“我已告诉我忠诚的秘书，印度的经历教给我，最可能成功的策略是与那些常常既无知又贪婪的当地僧侣打交道。他迅速的理解使我相信，所建议的方法也会在中国的土地上显示出效果来”。像现代的考古学家必须尊重当地风俗一样，斯坦因也充分考虑了当地民众对佛教的虔敬之心。在他重返敦煌时，他目睹了敦煌民众对莫高窟的盛大的朝圣典礼。成千上万的朝圣人流让斯坦因意识到，无论这里有多衰落破败，它在每年的特定时期仍然是当地的信仰中心，“我通过谨慎的思考，我在壁画、塑像方面的考古活动必须限制在以拍照和绘图等手段对艺术遗存进行研究的范围内，简而言之，不能激起民愤”。在仔细观察了藏经洞的保管者王圆禄道士的性情后，他还重新调整了简单的金钱收买策略“我用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因此，他用自己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唐玄奘的西方信徒，撬开了王道士心中虔诚和忧惧的两把大锁。最终，他以取经的名义，用四块马蹄银作为“布施”，带走了“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里很仔细地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品上的箱子”。
斯坦因对自己如何获取藏经洞古物的过程毫不讳饰，不仅在他公开的考察报告和刊印的书籍中，也在他的讲座中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讲述同样的故事。尽管他在给朋友艾伦的信中很得意地宣称，这批古物所花费折合不过130英镑，“在其他地方，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和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但在书中，他却写道“到最后，他得到许多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不过他也意识到自己这些活动本质上在当地是不可公开的，他在书中写道：“在敦煌找到足够的箱子又不让人起疑可是有些难度，好在我有先见之明，提前准备了一些空箱子”。
斯坦因的记录几乎没有任何美化或是讳饰自己的词句，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光明正大，顺理成章，其坦诚的态度反而让人觉得那些指控是在污蔑他真诚的人格——有哪个强盗或小偷会如此公开坦率地告诉世人他所做的一切呢？继他而来的伯希和在次年来到敦煌，在他记录中，他同样毫不掩饰自己跟王圆禄讨价还价，最终才进入藏经洞。他险些被沙海般的珍稀文献所淹没，“头十天里，我每天看1000份卷轴，这一定是创了纪录，与一辆时速100英里高速疾驰的车子别无二致”。最后，这位出色的汉学家以五百两白银的打包价格，满载而归。根据他的秘书瓦扬回忆：“我们也被迫仅用隐秘的言词来讲述这一发现，即使在我们的书信中也是如此，一直等到努艾特将我们的搜集品装上大型邮船后，伯希和才公开讲述它们，并且携带一箱这类写本样品前往北京”。
斯坦因与伯希和之后的故事，是一连串的造访，每一次的造访，这座洞窟都会失去一些东西。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1911年的深冬来到敦煌，他与大谷光瑞派来的摄影师吉川小一郎在这里相聚，他们共同从藏经洞中取得了六百份经卷。1914年，来自圣彼得堡的考古探险队拜访敦煌，队长鄂登堡不仅购买了王道士手中剩余的藏经洞存货，并且用破坏性极大的砍锯手段剥走了一些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