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小学时代，恰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流行过一段时间的“特异功能热”，耳朵辨字、隔空取物、意念治病等等，后来被证明无一不是采用魔术手法的骗人招数。九十年代延续的各种号称养生治病的“神功”也大同小异。后来随着国家科普工作的不断推进和群众科学素养的不断提高，这类骗局才渐渐销声匿迹。
在古代，囿于科学不昌，人们对很多奇异的自然现象或当时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情况，都疑神疑鬼，将其归结为非自然力使然。而倘若一个人在某些地方展现出了某种特长，就更容易被神化。不过“特异功能”这个词在古代笔记中作为篇目名出现，据笔者所见，只有一次，是在晚清笔记《眉庐丛话》之中援引的一个记载于《晋书》中的故事。
颐和园长廊苏式彩画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一、“千里传音”去催债
东吴景帝年间，有个乌程人久病不愈，等到病好之后，突然多了一项本领：“能以响言者，言于此而闻于彼。自其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人对言，不觉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这段话的意思，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此人学会了千里传音。当然说“千里”两个字，可能过分夸大了，因为笔记中记载的是“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所过十数里”。但这也很了不起了。而且后来，这一技术还有了实用价值。他有位邻居，欠了别人一大笔钱，跑到外乡一躲就是好几年，债主没办法，就找到这位“传音哥”，请他帮忙。“传音哥”说了一堆责难邻居的话，说你欠债不还，这样躲下去不是办法，早晚会给自己招来祸殃。那位邻居在外乡，耳朵里总听到催债声，“以为鬼神”，害怕得不行，只好回来还债了。
对于自己的这项特异功能，“传音哥”自己也不知打哪儿得来的。而《眉庐丛话》的作者况周颐的解释是“此必电气之作用，不俨然无线电话乎？顾何必得之困病之后？世之精研电学者，必能推究其故矣！”况周颐是晚清大学者，湛深经学，博稽古籍，难得的是他思想开明，对西方科技并不一概排斥之，甚至颇有尝试用新观念解释旧现象的博达，对于“千里传音”这一现象的解说就是证明，虽然这种解说并不一定准确，但总比视之为仙术强得多了。
《眉庐丛话》
虽然这则笔记中“千里传音”的真相一时还无法揭开，但就笔者的理解，很可能是将魏晋时期流行的“长啸”夸大后衍生出的故事。翻翻《世说新语》就知道，那时的士人们真称得上是嗜啸成风，阮籍擅啸，嘐然长啸韵响嘹亮；刘琨擅啸，趁月登楼清啸退敌；谢安擅啸，吟啸风浪气定神闲；陶渊明擅啸，登皋舒啸临流赋诗……就像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在《啸赋》中说的那样：“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睎高慕古，长想远思。将登箕山以抗节，浮沧海以游志。于是延友生，集同好……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熛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游云于泰清，集长风乎万里。曲既终而响绝，遗余玩而未已。”
“长啸”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说是口哨，有人说是呼麦，迄今仍无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是一种传音极远、震撼力极大、感染力极强的发声方式。清代学者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就记载：唐朝天宝末年，峨眉山上有位姓陈的道士善长啸，“能作雷鼓霹雳之音，听者倾悚”。王士祯的族叔王与盛，是位美如冠玉的翩翩美少年，“性聪悟，诗文伎艺，寓目即工”，他尤其擅长长啸，每一发声，都可以“响振林木”。
二、中国长啸第一人
魏晋年间以“啸”闻名的第一人，大约应该是阮籍，但《晋书》中记载，有位名叫孙登的人（别名“苏门先生”，是著名隐士，与孙权长子孙登并非一人），“啸技”远胜阮籍。有一次阮籍找他探讨长生之术，孙登不应，阮籍长啸而退，走到半路，“闻有声若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
如果放宽视野，选出整个古代中国的“长啸第一人”，我以为是雅号“啸翁”的汪京，他的事迹被记载在清代笔记《虞初新志》之中：
《虞初新志》
“啸翁者，歙州长啸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啸，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为‘啸翁’也。”汪京经常在清爽的夜间独自登临高山之巅，豁然长啸，直啸得“山鸣谷应，林木震动。禽鸟惊飞，虎豹骇走”，山民中已经入睡的，都从梦中惊醒；还没睡着的，心里感到恐惧不安，疑为山崩地震，皆绕室彷徨，不敢就寝。第二天早晨起来，人们互相询问，“乃知为啸翁发啸也”。据说啸翁的长啸之所以能如此动人心魄，是一位名叫“啸仙”的隐士在他年幼时传授给他的，“能作鸾鹤凤凰鸣，每一发声，则百鸟回翔，鸡鹜皆舞；又善作老龙吟，醉卧大江滨，长吟数声，鱼虾皆破浪来朝，鼋鼍多迎涛以拜”。
这一番能惊动飞禽走兽、鱼虾鼋鼍的长啸，怎么听怎么显得夸大其词。而《虞初新志》记载的啸翁长啸之“绝唱”，虽然依旧夸张，却也别有一番气势和悲壮。那一天，他与几个樵夫、渔夫、盲人，军人，一起登上平山的六一楼。众人想听啸翁的长啸，啸翁以自己年纪大了，牙齿掉了，无法发声而推辞，但经不住众人一再恳求，他只好同意了。“初发声，如空山铁笛，音韵悠扬。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霄汉。少顷，移声向东，则风从西来，蒿莱尽伏，排闼击户，危楼欲动。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訚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又若两军相角，短兵长剑紧接之势。久之，则屋瓦欲飞，林木将拔也。”这样长啸了一炷香的工夫，啸翁气竭，昏倒在地，朋友们大惊失色，赶紧叫山上的和尚来救人，“灌以沸水，半晌乃苏”，下山时，已经“月印前溪矣”。
除了长啸，啸翁还懂医学、擅书画，歌唱得也很好听，八十岁的人了，唱起歌来“声犹绕梁云”，只是那次六一楼之旅后，就再也不肯长啸了，大概是伤了元气吧！
三、竹筒传声很玄奇
有人可能会说，长啸虽然传声遥远，但跟《眉庐丛话》里提到的那位“传音哥”的传声本领好像还不是一回事，毕竟长啸类似“野性的呼唤”，而“传音哥”可是实打实的“微信语音”。不过有一说一，长啸毕竟是古人真实的行为，而“千里传音”这种事儿可信度不高。
提及“千里传音”的志怪笔记不少，其中最为奇葩的一则要算《子不语》中的“江秀才寄语”。
《子不语》
江秀才是江西婺源人，名叫江永，“能制奇器”。他在家中耕田，都用木牛，到城外出游也是骑一木驴，无论木牛还是木驴都“不食不鸣”，随他的指挥而动。人们都觉得是妖怪，江永却笑着说，这是诸葛孔明研究出的方法，自己只是照着设计仿制，“不过中用机关耳，非妖也”。在他制造的“奇器”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一种传声装置：这种装置是用竹筒做的，中间用玻璃做一个盖子，有锁，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打开盖子后，“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然后盖好盖子锁上，传送的距离只要在千里之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一旦超过千里，“则音渐渐散不全矣”。此事一望即知是杜撰，但况周颐在《餐樱庑随笔》中说“其法在留声机、电话之间，惜未能精益求精而底于成耳”，就颇有些类似“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自欺了。
事实上，真正的电话直到1882年才进入中国，是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的公司所在地设立了电话交换所，才正式开放通话的。1883年，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上海分公司盘接了大北电报公司电话交换所的全部资产，实施租界内电话业务统一管理。随着电话在租界内的广泛使用，逐渐扩展到上海市内以及全国各地。
如同照相机一样，最初电话带给中国人的除了新奇，还有恐惧，一些晚清笔记记载，有些第一次接听电话的人以为话筒里被锁了鬼魂，因而吓得魂飞魄散，守旧派人士据此大做文章，说洋人在中国设置电话线是欲将华夏置于“天罗地网”之内。对此，开明的洋务派人士奋起反击，盛宣怀就于1899年上疏说：“德律风（英文Telephone的音译）创自欧、美。入手而能用，著耳而得声，坐一室而可对百朋，隔颜色而可亲謦欬，此亘古未有之便宜。故创行未三十年，遍于各国。其始止达数十里，现已可通数千里。新机既辟，不可禁遏。”除了强调电话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外，他还特别从维护国家电信主权的角度发出警告：“西人眈眈逐逐，欲攘我电报之权利而未得其间。沿江沿海通商各埠，若令皆设有德律风，他日由短线而达长路，由传声而兼传字，势必一纵而不可收拾。不特中国电报权利必为所夺，而彼之消息更速于我。防备不早，补救何从？”这道奏折使清廷下定决心自建电话通信机构，并迅速将电话业务向全国拓展，“自是京师、天津、上海、奉天、福州、广州、江宁、汉口、长沙、太原皆设之”，从而真正实现了“千里传音”。
不禁又想起“特异功能热”的年代，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深陷其中的人们能不能醒悟，真正能创造奇迹的，从来都是科学，而不是什么“特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