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忠
大学入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就像人们总是大声说“我是大老粗”以示荣光。这意味着一定是工农出身，而与四类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涉。我还会讲两句英语，一句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万岁）”，另一句“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万万岁）”，是那时跟着姐姐学的。她读中学时，我还在读小学，听她说学了英语，在家里说过这两句，我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我是听别人说，他是姜亮夫。”省幼儿师范的老师来实习，很喜欢机灵聪明的润涛同学，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七八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钱志熙批：你真聪明，还是去考了，我根本没想过去考，不然的话，或许也能拿个三、五分。[偷笑]。）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封面是浅粉色的，大约是用樱花的颜色，内容浅显，开头是五十音图，正课也是从“*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都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说的方言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得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中日建交后，从日本引进许多大型设备，有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做指导），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将）。左手笔划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么困了。体验到左手写字的艰难之后，对老樊的“左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