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8月的北京，上山下乡的热潮远比秋老虎更热。17岁的樊宝发和哥哥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挤进了北京站月台。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少的行李了。母亲望着儿子，一阵心酸。家里孩子多，实在没能力给去北大荒的儿子们准备棉衣，听人说北大荒冬天零下40度，儿子要受委屈了。哥俩安慰母亲：我们是去兵团，部队会想着的。
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殷健康、蔡三中也先后离开了故乡。
还回来吗？他们盯着缓缓驶过的东便门城楼子，突然心里一阵茫然。
10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好大的雪啊，漫山遍野，一片白茫茫，每年打着雪仗过冬的樊宝发看呆了，这就是北大荒。30连的6000多亩大豆被大雪盖住了，天还没亮，樊宝发拿着镰刀下地干活，曾是神气活现的康拜因被冷落在一边。为了自觉磨炼意志，颗粒归仓，兵团提出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到了中午，雪开始化了，一脚踩下去了，冰碴雪水顺着鞋帮进到鞋里去了。不一会儿，两脚就失去了知觉。
北大荒的地一垄有两千米，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樊宝发一天割6垄，四五亩地，晚上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
26年后，殷健康坐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自家窄小的房里，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幕，眼睛凝视着远方说：“我们那时候是小镰刀胜过大机器，人手一把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晃就这么过了9年。这9年中他们当了班长或者排长，成了五好战士，年年有各种证书寄回家。9年，光滑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他们分别娶了当地的姑娘，生下了北大荒的儿女。
然而，1978年，知识青年大返城开始了。
领导找樊宝发，塞给他一张表，说，把表填了，“婚否”那一栏写未婚，回头我们给开个证明，你就能走了。媳妇不相信他会走，每天下地喂鸡，什么也不耽误。“咱是爷们，不能把媳妇搁那儿。”正赶上妻子要临产，偏又是难产，连里的、团里的卫生员走光了，樊宝发急得火烧眉毛，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战友们走了，兵团没了，他真的成了北大荒人。
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战友们留下来的农活，每天三四点下地，天黑收工。在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里，红旗没有了，歌声没有了，樊宝发格外怀念红红火火的兵团生活。兵团改为农场，他成了康拜因手。16年后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他北京的家中，樊宝发从床底下翻出一个用旧了的小箱子，从箱底抖落出一堆荣誉证书，他在中间翻了老半天，一边翻一边念叨：“ 我的三等功证书哪儿去了？在东北我年年儿（先进）”。
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因为年代久了，这个原本质地粗陋的立功证书显得有些破旧，打开它我发现里面用钢笔写的字也已经模糊了。我的录音机正开着，于是我就对着录音机磕磕绊绊地念了起来：“4号康拜因手樊宝发工作积极肯干，能吃苦，起早贪黑，对车的使用比较熟练，对车的……”我卡壳了。“对车的保养检查精心，麦收排除故障，遇到一些较大的故障，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麦收，连夜修复。”樊毫不犹豫地接了下去。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披着一件老棉袄，站着离我二尺远，脸上闪着光。
他心底珍藏着这昔日的光荣。
1978年那个难忘的冬天，殷健康为战友们送行，望着那些急匆匆的背影，他对自己说：“赶明儿，等孩子大点，带他们回北京瞧上一眼，这心愿就了了。”
那是1985年，洪水席卷了北大荒，农场成了一片汪洋，殷健康承包的135亩田里几乎颗粒无收。干了一年，临过年了，手里总得有点买肉的钱吧。
殷健康进了深山老林替人扛木头。整整一个冬天，白毛风刮了一场又一场，他想着家里的妻子与女儿，咬牙挺着。三个月过去了，总算熬到了结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包工头跑了，三个月的辛苦全部被风刮走。殷健康流着泪走上了回家的路，在雪地里走了三天三夜，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兜里没有一分钱，回去怎么见妻子女儿？已经是年三十晚上，远远地看见农场的灯光，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孩子们在场上点燃了爆竹，饺子也准备下锅了吧？殷健康恨自己无能，过年了，不能让孩子吃一口肉馅的饺子。一堆门，他愣住了，锅里的水咕咚咕咚冒着热气，饺子正准备下锅，桌上还摆着肉。妻子女儿争相告诉他，北京来人了，来慰问老知青，给了200块钱……殷健康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北京没有忘记我！我还是北京人！”
在这片莽莽荒原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压力或特殊的机遇，他们将永远是北大荒人，他们的儿子女儿将是北大荒的第二代，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事实上，孩子中最大的已经18岁了，比他们当年下乡的时候还大一些，他们自己的脊背却有些弯曲了。
回来没我们的位置了
1984年，樊宝发说什么也不打算在北大荒继续呆下去了。农场为了挽留他，把康拜因优先卖给他，还给了他一套新房子。这一年，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实行改革，将农场全部承包给个人，樊宝发是农场中最看好的致富能手，也是最看好的家庭农场场主。可两个月后，他把地退了，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
“为什么要回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希望就在前头，你却放弃了？”1994年岁未，在他北京家中那间无比窘迫的小屋里，我不解地问他。
“没人给开支啊！”他瞪大眼睛。
开支？我也睁大了眼睛。只一霎那，我明白了一切。
眼前这位中年男人额头爬满了皱纹，那不仅仅是岁月的烙印，更是时代的烙印。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国家。个人是属于国家的，是集体的一分子，国家为每一个劳动者支付报酬。樊宝发喜欢这种活法儿，喜欢与国家、与集体总是以“开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现在承包到户了，每个人只为个人干活，再也感受不到崇高，没有光荣，也没有牺牲。樊宝发忍受不了这种只为自己活着的生产方式。“咱这思想跟不上形势，一承包，当农民了，没人管了。我可不乐意单干，就想跟着集体干。”他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来找“集体”。
殷健康和蔡三中也回来了。
可是北京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殷健康没敢带妻子女儿一块回来，因为没有地方住。北京的家只有一间12平方的小房子，母亲死后姐姐一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再带一大家子过来怎么住啊？直到一年后姐姐终于找到自己的房子，才把这间小屋让给了殷健康一家。
蔡三中的不幸也总是跟房子有关系。当年在北京的小妹妹为了给哥哥留出一间房，跟后妈吵了一架后把原来家中的房子换成了两处，谁知换的是一间私房，落实私房政策的时候，房东执意要收回这间房子，好说歹说，给换成了一间8平米的小屋。还是不得安生，只好去郊区租农民的房，一月房租要150元。
樊宝发是最幸运的了，跟父母弟妹住一套三居室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差不多有10口人。
他们发现，北京不光是没有他们栖身的地方，更没有他们挣饭吃的位置。他们站在北京的街头上，有时茫然问自己：“我回家了吗？”
他们觉得在北京甚至不如在北大荒活得踏实，心里没底，空落落的。可无论如何得活下去，还有四口人得养活呢。扛大件，看大门，卖菜，做工，凡能找到的活他们全干过了。
转了一圈，蔡三中在北京终于没能找到挣饭食的地方，无可奈何地到了平谷县，在一家乡镇企业当电镀工人。算他走运，一位北京来的师傅把自己的电镀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他从此成了这家工厂唯一的技术员。妻子女儿也在平谷住了下来，工作读书各得其所。此时在北京市，蔡三中的姐姐几乎每礼拜都要去一趟劳动局知青科，希望能为弟弟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一个铁饭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