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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经验 > 作者:YD1662022-11-08 12:13:07

作者:吴 鹏

大唐开元二十年(732年)十一月初二,唐玄宗李隆基巡幸北都。唐朝北都即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是李唐王朝起家之地。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正是在晋阳誓师起兵,揭开289年大唐的序幕。

打造出开元盛世的玄宗在晋阳宫城流连徘徊,遥想当年高祖、太宗艰难创业,抚今追昔,遂写下《过晋阳宫》一诗:

缅想封唐处,实惟建国初。

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

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

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

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

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

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

岂徒劳辙迹,所期训戎车。

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闾。

永言念成功,颂德临康衢。

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

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

晋阳宫史

晋阳宫始建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545年),由当时权臣即后来篡夺东魏建立北齐的高欢所建。东魏定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一带),高欢却在晋阳遥控朝局。晋阳作为高欢的政治军事大本营,本已建有豪华的相府和恢弘的大明城,但奢靡的高欢仍不满足,还要另建新宫用来享乐。

当年正月中旬,高欢上疏孝静帝,“并州,军器所聚,动须女功,请置宫以处配没之口”,以需要大量女子为驻守军事重地并州的军士缝补军衣、擦洗军械的名义,请旨在并州治所晋阳修建行宫,供罚没官府充当奴婢的女子居住。当月二十八,孝静帝批准高欢奏疏,下诏营建晋阳宫。

晋阳宫修建得极其富丽堂皇,据《新唐书·地理志》,晋阳宫“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高约14.69米,周长约3276米,而北京故宫周长也不过3420米左右。依当时工程技术和东魏的国力条件而言,晋阳宫显然是一个相当奢华的宫殿建筑。当然,宫里填充的定然不是罪妇,而是高欢的贵妇。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32年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崇尚奢靡的高欢建立的北齐被北周所灭。武帝宇文邕认为“并、邺二所,华侈过度”,下诏“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民”,将晋阳宫等建筑拆毁,以警醒后人节俭持国,爱惜民力。

30年后,晋阳宫迎来新生。隋大业三年(607年)八月二十六,隋炀帝杨广“至太原(即晋阳)”巡视,“诏营晋阳宫”。杨广定然不会料到,他重修晋阳宫的决定,会给杨隋王朝培养出一个掘墓人。此人正是杨广的表哥,后来被任命为晋阳宫负责人即宫监的李渊。

李渊来路

在唐朝的官修史书中,李渊被塑造成一个沉湎酒色、胸无大志的昏聩无能之辈,从起兵创业到化家为国,一切都是被李家二公子李世民推着往前走。而在真实的历史里,李渊却是唐朝建国大业的真正操盘手。而这一切,又和晋阳有着不解之缘,正如李隆基《过晋阳宫》诗中所言,“缅想封唐处”,位于上古唐国封域内的晋阳,“实惟建国初”。

李渊出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是唐国公李昞和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四姐之子。建德二年(573年),李昞去世,7岁的李渊继承唐国公爵位,李唐国号“唐”即由此而来。李渊幼年丧父,孤苦伶仃,姨父隋文帝和姨妈独孤皇后对他“特见亲爱”。成年后,李渊“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善于交游,“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与人“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在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悉心培养下,李渊先在中央禁军任高级武官千牛备身,后外放地方刺史历练。

隋文帝还在位时,李渊就已经抱负远大,“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江湖术士史世良曾给他看相,“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李渊听后“颇以自负”。隋炀帝登基后,因当时“十八子(三字合写为李)得天下”的谶言,加上李渊“高颜面皱”形成“阿婆面”奇异相貌,炀帝对他颇为猜忌,就将他调回朝廷严密控制。

李渊龙困浅滩,无法动弹,却也不忘密切观察形势,以图进取。大业八年(612年)左右,李渊曾与好友宇文士及“夜中密论时事”“言天下事”。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炀帝前往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一带)避乱后,大将夏侯端曾向李渊表白心迹,“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李渊“深然其言”,但手中无人无地,只能暂且忍耐,以待时机。

随着隋末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北方草原上的突厥也开始大规模向中原进攻。炀帝甚至曾被突厥十万铁骑包围在雁门关,险些丧命。在内忧外患同时爆发的形势下,炀帝一时无人可用,只得于大业十二年(616年),派时任右骁卫将军的李渊,到山西前线与突厥作战。

赴任山西不久,李渊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一带)大破突厥。炀帝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初,就地任命李渊担任太原最高长官留守,并兼任晋阳宫宫监;同时还任命亲信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为太原副留守,以牵制监视李渊。

在古人天界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的天文地理学概念中,太原属于天上参星之虚、地下晋中分野,唐玄宗《过晋阳宫》中“俯察伊晋野,仰观乃参虚”,即是指此。太原地理位置险要,“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故唐玄宗在诗中盛赞太原“井邑龙斯跃,城池凤翔余;林塘犹沛泽,台榭宛旧居”,林木池塘都犹如当年汉高祖刘邦藏身的沛县大泽一样,笼罩着天子之气。而能被玄宗比作汉高祖刘邦的,只能是唐高祖李渊。

李渊获任太原这一战略重地,如龙归江海,开始积极为反隋做准备。刚到太原,李渊就与随他一起赴任的李世民谈心,“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认为拥有唐国公身份的他,来到古唐国所在地太原任职,是上天冥冥之中的安排,要李世民做好改天换地的思想准备。

李渊既有此意,前来归附的人络绎不绝。如《过晋阳宫》诗中所言,“运革祚中否,时迁命兹符”,隋朝气数将尽,各方势力纷纷将重建统治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渊身上。鹰扬府司马许世绪鼓动李渊“首建义旗,为天下唱,此帝王业也”,李渊听后与他“亲顾日厚”。武则天的父亲大商人武士彠,“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李渊赞赏他“深识雅意”,表示以后“当同富贵”,任命其为留守府行军司铠,掌管军械事务。李渊老友戎州刺史(今四川省宜宾市一带)唐鉴的儿子唐俭,不但认定李渊是天选之子,“明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在图牒,天下属望,非在今朝”,而且提出具体行动方案,“开府库,南啸豪杰,北收戎狄,东收燕赵,长驱济河,据有秦雍,海内之权,指麾可取”,李渊表示“吾将思之”,不久任命唐俭为记室参军,掌管机要文书。

随着人心日益凝聚,李渊着手准备起兵事宜,首先解除太原周边威胁,率军击溃太原南面的历山飞农民起义军。正当李渊与历山飞军队作战的时候,突厥再次进攻马邑。李渊派副留守高君雅前去抵抗,结果高君雅大败而归。炀帝闻讯,派人将李渊就地免职,拟押解江都御前处置。

炀帝再次对李渊动起*心,李渊显然不能坐以待毙,就交代李世民,“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表示在起兵一事上之所以慎之又慎,是因为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尚在河东,力量还未集结,投鼠忌器;如今“遭羑里之厄”,为父如当年周文王沦为商纣王阶下囚一样被隋炀帝捏在手中,万一有所不测,你们兄弟“须会盟津之师”,仿效周武王招兵买马迅速起兵,“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李世民听父亲之语有诀别之意,惊慌失措,竟然“泣”,病急乱投医地建议李渊“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仿效汉高祖上山跑路躲避风头。李世民此议,等于提前与隋朝公然决裂,在兵马未集的军事态势下,不啻于以卵击石,甚至会将李家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李渊政治定力比李世民强得多,表示“天命有在,吾应会昌,未必不以此相启”,自己天命在身,说不定能逢凶化吉。果不其然,数日后,“有诏使驰驿而至”,炀帝下诏赦免李渊,让他“依旧检校所部”。

李渊立马加快起兵进程,通知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据晋阳起兵时温大雅所著原始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李建成、李世民“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即使是“鬻缯博徒,监门厮养”,只要有“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便“与之抗礼,未尝云倦”,称兄道弟,如此“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因拒绝出征高丽而被朝廷通缉的隋军将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也来到太原归附李渊。

以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定的唐朝官方史料为依据修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不但抹*了李建成在河东筹备起兵的功绩,而且把李世民招揽英雄的行为写成是违背李渊意志的自主行动,即“阴部署宾客,渊不之知也”。不但如此,李世民还“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等李世民完成起兵的所有准备工作,李渊在李世民反复劝说下,才表示,“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让李世民放手去做。

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大业十三年时,李渊51岁,李世民只有19岁。李渊历任中央地方大员,现任太原最高军政长官,更有唐国公爵位,拥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军事历练和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李世民除了李渊二公子的头衔,身无长物。当时各路豪杰和地方豪强愿意加入李家创业队伍,看重的是李渊的政治实力和军事能力,而非李世民的满腔热血。

因李建成远在河东照顾李家老小,作为唯一在太原陪伴李渊身边的李世民,深度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谋划,并作为李渊的私人代表,做了很多李渊不方便出面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是在李渊旗号下进行。对晋阳起兵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李渊而非李世民。李渊老成持重,时机未到不会轻易出手;时间一到,他会痛下决心,决不拖泥带水。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李渊“慎之又慎”,对于“秦王(即李世民)之阴结豪杰”,李渊“非不知也”,只是“坚忍自持,姑且听之以静镇之也”。《过晋阳宫》中“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亦有此意,要承受天下大业之重,不能不恐惧警惕,忧思深重。

李世民亲自审定唐初的创业历史,还创造出一个极其香艳的晋阳宫桃色故事,把李渊长期酝酿起兵反隋,书写成是中了“仙人跳”圈套,逼上梁山,不得不反。

据《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兼任晋阳宫宫监的李渊,与实际主持晋阳宫日常事务的副宫监裴寂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旧时好友,二人“每相与宴语,或连日夜”。李世民为拖李渊下水,决定拉拢裴寂游说。他“出私钱数百万”,通过密友高斌廉,在赌桌上将数百万钱全部输给裴寂,“寂大喜,由是日从世民游,情款益狎”。感情到位后,李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在李世民的策划下,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把晋阳宫内给隋炀帝准备的宫女,私相授受给李渊享用。玷污皇帝宫人,在古代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如此一来,李渊欲活命,只能一反了之。

晋阳宫事后不久,李渊与裴寂喝酒聊天。酒酣耳热之际,裴寂从容地向李渊言道,你家“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因为“寂以宫人侍公”,畏惧“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现今各路英雄云集,众人摩拳擦掌,不知“公意如何”。李渊酒被吓醒,只得表示,“吾儿诚有此谋,事已如此,当复奈何,正须从之耳”。

因此事演绎成分颇多,且不见于原始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故当代史家大多不予采信。牛致功《唐高祖传》和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等著作,均不提及此事。

李渊起兵的根本原因虽然不是晋阳宫桃色事件,但其最终发动正是在晋阳宫。

晋阳宫变

李渊父子通过结交各路豪杰,组建了起兵骨干队伍,但兵力仍然不足。而李渊身为留守,没有在和平时期合理合法招兵买马的权力,起兵之事只能暂且缓缓图之。

不久,山西北部的刘武周抢先一步造反,不仅拿下马邑,还投靠突厥受封为定杨天子,接连占据隋炀帝行宫汾阳宫和数座城池,直接威胁太原。李渊召集王威、高君雅等将佐商议,“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王威等人“皆惧,再拜请计”,一切请李渊定夺。

李渊为难地表示,只有得到皇帝诏命才能募兵,可如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江都距太原有三千里,刘武周距太原不到三百里,加上道路艰难,恐不能及时请示圣裁。而“婴城胶柱之兵,当巨猾豕突之势,必不全矣”,太原薄弱兵力定然无法抗拒刘武周虎狼之师,“进退维谷,何为而可”。

王威、高君雅表示,“若俟奏报,岂及事机”,事不宜迟,只能见机行事,以李渊“地兼亲贤,同国休戚”的皇亲国戚地位,“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李渊很“为难”地表示同意,趁势要求“先当集兵”。在与王威、高君雅集体作出募兵抗敌的决定后,李渊命令“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各募兵”。太原周边百姓“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

起兵形势日益成熟,李渊秘密派人召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从河东,女婿即女儿平阳公主李三娘夫婿柴绍从长安赴太原,解除后顾之忧。一切准备就绪,当务之急就是拔除王威与高君雅两个看门神。

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李渊又把军队交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朝廷要犯,开始怀疑李渊“有异志”。二人找武士彟商议,认为长孙顺德、刘弘基“背征三侍,所犯当死,安得将兵”,身为罪犯逃兵公然领兵,视朝廷法度如无物,“欲收按之”。武士彟不同意:长孙顺德、刘弘基都是李渊的客人,若将二人抓捕法办,等于公开制造内部矛盾。王威等“乃止”。主管兵士训练的留守府司兵参军田德平,打算建议王威、高君雅调查李渊征兵内情,征求武士彟意见;武士彟又反对:军事事务由留守长官李渊统一负责,王威、高君雅无权干预,田德平“亦止”。

尽管武士彟屡屡阻止、见招拆招,但王威、高君雅对李渊的疑虑并未打消。尤其高君雅是炀帝心腹,“每与王威密伺帝(即李渊)隙”。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王威、高君雅逐渐查明实情,决定趁李渊到晋祠祈雨时将其刺*。

关键时刻,李渊与高君雅的共同好友刘龙,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龙又名刘世龙,是“晋阳之富人”,任晋阳某乡乡长。刘龙身份低微,本与位居留守长官的李渊没有交情,只是与裴寂有过来往,后经裴寂引荐,与李渊相识。李渊不因刘龙地位低下而另眼相待,而是平起平坐,相交甚欢。而刘龙又和高君雅过从密切,他“感帝(即李渊)恩眄,窃知雅等密意,具以启闻”,探知王威、高君雅密谋后,赶紧报知李渊。

李渊得到密报,告诉刘龙,王威、高君雅“下愚,暗于时事,同恶违众”,不识时务,定会多行不义必自毙;感谢刘龙“卿能相报,深有至诚”,同时让他“勿有多言,我为之所”,当作不知此事,自己会妥善处置。

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令李世民带长孙顺德、赵文恪率五百兵马埋伏在晋阳宫外。第二天早晨,李渊召集王威、高君雅和文武僚佐到晋阳宫议事。众人刚落座,晋阳县令刘文静就带开阳府司马刘政会“称有密状”,声称有要事上告。李渊示意王威去接诉状。刘政会不给,表示所告之事关涉王威、高君雅,二人必须避嫌,只有李渊才有资格阅览。李渊假装大吃一惊,“岂有是邪”,拆开诉状,告的正是“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当然,刘文静、刘政会所行之事,都是李渊事先安排。

王威、高君雅大呼冤枉,“此乃反者欲*我耳”,大声辱骂李渊是贼喊捉贼。此时李世民已经“布兵塞衢路”,控制太原城内各交通要道,刘文静当即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威、君雅系狱”。

李渊虽设计将王威、高君雅拿下,却不能轻易取其性命。二人都是朝廷命官,高君雅更是炀帝心腹,随便给他们扣上勾结突厥背叛大隋的帽子,太原百姓不一定完全相信。没有过硬证据就贸然*人,无法服众。

正当李渊等人苦思冥想如何坐实王威、高君雅罪名时,突厥送来神助攻。

两天后,五月十七,“突厥数万众寇晋阳”,前锋轻骑甚至攻入太原外城,从北门进,东门出,好似有内鬼接应配合。幸亏李渊实施空城计,下令“悉开诸城门”,打开城门,同时“命裴寂等勒兵为备”,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看着城外的突厥兵马,太原百姓“以为威、君雅实召之也”,认定是王威、高君雅里通突厥,才招来太原今日之祸。李渊顺应民意,“斩威、君雅以徇”,清除重大隐患,完成起兵反隋前对内部的最后整顿。

开国大唐

斩*王威、高君雅是李渊事先设计,但突厥攻打太原不是李渊提前安排,他只能硬着头皮出战。李渊先派骁将王康达率一千精锐伏击突厥后勤部队,意图抢夺战马充作军用,结果被突厥前后夹击,几乎全军覆没,“城中忷惧”。李渊只有再行疑兵之计,“夜遣军潜出城,旦则张旗鸣鼓自他道来,如援军者”,派军队夜里秘密出城,第二天又大张旗鼓从其他城门进城。连续几天如此,好像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到来。突厥“终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抵达太原,李渊不再投鼠忌器;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寻求合作,解除来自草原的后顾之忧。六月初五,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军拿下位于长安太原连接线上的西河郡(今山西省汾阳市一带),打通南下长安的战略通道,确立“入据关中,号令天下”的战略规划。

六月十四,李渊在太原成立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任命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司马,武士彠为铠曹,刘政会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李渊将军队分为左右两路,封李建成为陇西公,指挥左路军;李世民为敦煌公,指挥右路军;李元吉留守太原。裴寂从晋阳宫中“进宫女五百人,并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六月十八,李渊在太原接见突厥使者,向突厥称臣,签署合作协议,“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七月初五,李渊率三万人从太原出发,向长安开去,宣布尊奉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炀帝孙子、留守长安的13岁代王杨侑为新皇帝。

自秦汉以来,天下政治重心就在关中即京师长安地区。拿下关中,就取得了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战略优势,进可以向东争夺天下,退亦能依托关中平原自保。更重要的是,占据长安,李渊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可以名正言顺地将杨侑扶上皇位,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李渊刚起兵,杨侑就派隋末名将宋老生和屈突通分别驻守霍邑(今山西省霍县一带)和河东,进行堵截。八月初三,李渊义军夺取霍邑,阵斩宋老生。河东城防坚固,一时不易拿下,李渊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只留部分军队监视屈突通以防背后遭袭,主力部队迅速西渡黄河。黄河两岸官员百姓主动带着船只运送义军过河,隋朝人心尽失,改朝换代已是大势所趋。

渡过黄河后,李渊一路收拢沿途农民起义军,李三娘也带着在关中地区组建的游击义军前来会师。十月初四,义军到达长安城下。李渊刚开始想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和平进城,但杨侑死撑不开城门。政治善意释放到位后,十月二十七,李渊下令攻城,李建成攻打东门南门,李世民进攻西门北门。十一月初九,李建成部队率先攻破皇城东门景风门,隋朝守军见大势已去,作鸟兽散。李渊占领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

十一月十五,李渊昭告天下,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是为隋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十一月十七,李渊出任大丞相,“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随后进封唐王,相继取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等历代权臣篡位之前的标配政治待遇。

终于,第二年即公元618年三月十一,隋炀帝在江都被一丈白绫了却性命。四月底,消息传到长安,李渊“哭之恸”,表示“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十四,识趣的隋恭帝自觉把皇位禅让给李渊。

李渊“固让不受”,百官“上表劝进,至于再三”,裴寂上奏“劝进,又不答”。裴寂面见李渊,正式表态,“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又“陈符命十余事”。所有政治表演都演到位,李渊“乃从之”。

五月二十,李渊正式在太极殿登基称帝,建立唐朝,改元武德,随后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至此,从晋阳宫的密谋,到太原城的起兵,再到太极殿的即位,李渊初步完成了化家为国的建国大业。

李渊登基后,不忘裴寂襄助之功,曾在大殿上指着御座对裴寂言,“使我至此,公之力也”,说罢任命裴寂为尚书右仆射,主持国务。李渊“待裴寂特厚,群臣无与为比,赏赐服玩,不可胜”,经常命御膳房“以御膳赐寂”。李渊上朝,“必引与同坐”;李渊回宫,“则延之卧内”。对裴寂的上疏,李渊“言无不从”,甚至“称为裴监而不名”,还是用当年的裴监即晋阳宫副宫监职务称呼裴寂,从不直呼其名。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中,这是皇帝对大臣圣眷优渥的重要体现。武德六年(623年)四月,李渊升迁裴寂为尚书左仆射。裴寂意欲告老还乡,李渊“泣下沾襟”,表示与裴寂“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

尽管裴寂后来政绩平平,几无可称之处,甚至在刘文静遭冤*一事上负有重大责任,但李渊待裴寂如此深情厚谊,无疑与二人在晋阳宫宫监和副宫监任上的共同经历密切相关。李渊对裴寂的隆恩厚爱,是对裴寂倾尽晋阳宫物资助力起兵的回报,也是对自己在晋阳宫内完成内部整合、下定反隋决心的历史追忆。

李唐创业的起点在晋阳,而发轫点是晋阳宫。115年后,唐玄宗在晋阳宫的赋诗留念,正是对晋阳宫在李唐创业历程中历史原点地位的肯定,故而“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隅”,遥想高祖君臣谋划起兵时的殚精竭虑,感叹晋阳宫变中的步步惊心。面对祖宗功业,玄宗“尚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之情油然而生,惶恐威严不树、风俗不淳、天下未化。而玄宗在晋阳“习俗问黎人,亲巡慰里闾;永言念成功,颂德临康衢”的访旧寻根,亦是对跟随高祖创业的三万晋阳子弟历史功绩的追忆,以示“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不忘昨日创业艰难,力求今朝再开新篇。

从晋阳起兵到开国建唐,李渊始终是李唐创业战略的最高制定者和政治决心的最后决断人。晋阳起兵由李渊主导,进军长安由李渊统率。李家三公子中,李世民贡献突出,李建成亦不遑多让,但都是在李渊的领导下进行,是李渊在带领李世民前进,而非李世民推着李渊前行。

李世民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篡改唐初创业史料,抹*李渊、李建成功业,与其上位的历史真相有莫大关系,他需要用创业功绩证明夺位的合法性。而李世民夺嫡时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历史原罪,又成为他登基后打造贞观之治的内在驱动和心理压力。(吴 鹏)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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