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纪年款
釉下彩
此期纪年款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模印和釉下彩书写款。从日前l发现的资料看,唐代纪年款主要为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的款铭,如“大中二年”、“大中三年八月”“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午塑”、“大中玖年正月二十八日*”、“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等。其次为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款铭,如“元和三年二月卅日”、“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五年”、元和十四年”等。另有武宗会昌年间〔841—847年)、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年)的款铭。如“会昌七年”、“会昌七年赵家”、“开成三年”、“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等。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见有“贞明六年”(920年)、“天成四年五月五日也”(929年)等。从窑口看,唐、五代瓷器上的纪年款主要见于越窑和长沙窑瓷器。刻划款者多为越窑,釉下彩写款者多为长沙窑。款识字体多为草书,楷书少见,落款位置不固定。这一时期年款的内容较复杂,如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鼓价器”,其外壁釉下以褐彩书“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价”。浙江嵊县出土的—件盘口壶上刻有‘元和拾肆年四月—日造此罂,价直壹干文”。浙江余姚上林湖东岙南山麓出土的一件盘口壶上刻有“维唐故大中四年岁次庚午八月丙五朔,胡珍妻朱氏四娘于此租地,自立墓在此,以恐后代无志,故记此罂。”这组文字表明,此盘口壶既是租地卷,又是墓志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的三行文字为:“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此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更换。湖南石渚五代长沙窑遗址出土一件瓷枕,上刻“开平三年六月廿十八日开造,夏月二女使用”。唐、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中有一种罐形墓志,内容主要为纪年、人名、事迹等,纪年有“长庆三年”(823年)、“咸通七年”(866年)、“光启三年”(887年)、“光化三年”(900年)、“龙德二年”(922年)等。
宋代纪年款
宋代瓷器上的纪年大多为北宋年号,只有少数为南宋年号,主要见于越窑、
龙泉窑、
定窑
、耀州窑
、磁州窑
等瓷器上,既有刻划、模印款,又有墨书、彩书款。磁州窑系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釉下彩书。越窑、龙泉窑瓷器上的纪年款多为刻划。目前已发现北宋瓷器上的纪年款有“大观”、“大观元年制”、“大中祥符五年”、“庆历五(年); 七作,其年乙酉岁”、“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匠人周明”、“太平戊寅”(即太平兴国三年)、“元封内用”、“元丰年”、“元佑年制”、“元佑四年”、“元佑七年三月口日莫”、“嘉佑口口月二十二日”、“元符三年仲秋佳制”、“元符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史五”、“至和贰年记 (碗)徐蒋大歌”、“明道元年”‘政和”、“政和三年”、“政和六年”、“咸平年造”、“咸平元年十—月三日张家记”、“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绍圣四年四月十六日钟博士谨记”、“绍圣五年”、“崇宁二年新婿”、“淳化二年”、“雍熙一年七月”、“熙宁四年”、‘端拱元年”,等等。南宋纪年款见有“嘉定四年月”、“绍兴永和舒家造”、“绍兴三年”、“绍兴五年”、“淳熙年制”等。总之,宋代瓷器上的纪年款,比以前各代数量明显增多,持别是内容单纯的年款明显增多,五花八门的大段文字则明显减少。浙江余姚出土青瓷碗上的“淳化二年”款、越窑青瓷上的“太平戊寅”款等四字年款,与后代的同类款识已无大的区别。有的虽然在一器之上同时书有纪年、吉言、匠人姓氏等,但都分开刻划或书写,如英国收藏的一件剔花珍珠地瓷枕,枕面刻“家国永安”,右侧书“赵家枕永记”,左侧书“熙宁四年”。内容较复杂的纪年款如现藏召肃省博物馆的一件瓷枕,枕面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南宋人物纹瓷枕,枕面左侧刻:“绍兴五年, 为乱事纷纷。白阳山人作。”另据《景德镇陶录》记载,北宋景德年间,真宗命景德镇烧造进御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但尚未见实物。至于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刻有“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款的三彩人物纹枕,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的伪作。本站为您免费提供:艺术品策划包装、艺术品专业摄影、艺术品鉴定评估、艺术品展览展销、权威行业期刊杂志推广,实时输送最专业的古玩鉴定知识,欢迎订阅此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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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古玩经纪人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