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楼，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客厅。窗外就是淮海路。这时整个房间充满了夕阳的余晖。
这时，姨妈从楼上下来了。她手里拿着杯盘。我赶紧接过来。她要给我做饭，我不饿，不想吃。她就给我煮了一杯牛奶咖啡，拿出一盘点心。
她进进出出，还像我小时候一样动作灵活。她把桌椅摆好，然后在我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她端来的一碟碟各样点心。我小时候，她总是把这些点心放在一个黑釉大肚子坛子里。每天早晨从里面取出一块儿让我带着去学校吃。这个坛子是我小时候一个温暖的记忆。那时候楼上楼下住着的亲戚孩子多，这个坛子是我跟姨妈的秘密。别人无从分享。
她一边像我小时候一样看着我吃，一边织毛衣。屋子里很凉爽，风从不大的老式窗口穿堂而过，迎面而来带着老房子特有的荫凉。从敞开的门中，飘进来夏天夜晚与鲜花的气息。
我跟她讲述着母亲去世这件事。我尽量讲得轻松自然，姨妈还是不住地抹着眼泪。我讲了这次我回去内蒙古怎样跟母亲度过最后的时光。母亲怎样安然离去。讲了母亲对她的思念。讲了母亲最后的遗愿。
晚上我还是睡在我小时候的房间里。
我合着眼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姨妈轻声走来走去的窸窸窣窣，窗外淮海路上的霓虹灯从窗帘缝隙间透进来，隐隐约约，让我感觉无比温馨适意。在我面前，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曲线，都轮廓分明，清晰醒目。余庆路B号，在我一出生两个月大就来到这里，这里就像是我永生的家。这里也是母亲出生的地方。
一夜过去，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姨妈出门去买菜了。我不等她回来，直接走出门。窗外的淮海路已经繁忙起来。天空中红光漫漫，早晨吹过来的风带着夜露的凉爽。进入梅雨季节了，今年气候反常，梅雨季节基本上没有下几次雨。
我待在路边一棵梧桐树下。呼吸着泥土的清香。小时候我经常在这条马路上跑来跑去地玩。那时候的梧桐树好像比现在的大。我沿着这条路走向我的车。
五十多年前母亲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去到内蒙古西部沙漠中的一个小镇上。那时的她，穿着一袭布拉吉，提着一个简单的手提箱，姨妈把她送到火车上。
她一个人去到那个没有交通的地方，骑了三天骆驼才到了那个里沙漠中的小镇上。沙漠中的干旱的风很快吹掉了上海小姐姐的娇气，让她变成了一个严肃的妇产科医生。
前几年我曾经专门去过那个地方，现在那里是一个城市了。被围在沙漠中的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城。我还记得灰黄色的泥土与混杂在泥土中的黑色的树根。还有嘈杂的人群，村子，打桩的吊臂。马达的轰鸣声。汽车来来去去运土的响声。
我不能想象五十多年前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提着箱子怎样辗转来到这个沙漠包围着的小镇上的。
我的母亲是个骄傲的女人。她在后来的运动中挨耳光，即使是被打聋了一只耳朵，她也并没有改变自己心高气傲的本性。从她坚毅的眼神可以看出她对一切陈规陋习的不服和反抗。
她把买一份雪糕叫做买“一客”雪糕。我跟她关系处不好跟她的“作”也有关系。她让我出去买雪糕，告诉我要买“一客”雪糕。我那时正是刚刚从上海回到内蒙，一个没法跟父母好好相处的反叛少年。我跟她好言相劝，这里的人听不懂“一客”，万一人家给你打满满一盆就说是一客，怎么办？母亲一听我这么说就火了。对我就是一顿骂。这样的冲突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
现在回想似乎是我在故意跟她找茬。我讨厌他们把我叫回到内蒙去读高中。其实那时我不懂，我在上海借读只能读到初中毕业。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去读高中。
我一直以为我的母亲是被迫离开上海去到内蒙古西部的沙漠地带的，那个骑着骆驼走了三天才到达的地方。然而母亲病重的时候对我讲起她年轻时的事，我才知道她是自愿报名来到内蒙的。她认为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她要去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头一次感到震惊。我真的不了解自己的父母。不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她回顾人生，欣然地说出“此生没白活”。
母亲去世后我驾车去寻找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县城医院所在地现在是一个有院子围着的荒凉地方。曾经的医院办公室已经废弃了。砖头砌的墙面裂开了很宽的缝隙，从里面长出一丛丛开着小小的紫色黄色小花的植物。一些水泥块从墙面上掉下来，静静地躺在尘土之下。用水泥在墙面上雕塑出来的五角星下面是医院的名字。它们跟着房屋一起被蒙在岁月的尘土之下，等待着我这样的人凭着好奇心去发掘去打量。
我走在早已废弃的荒芜的满地裂缝的医院的院子里，仿佛走在另一个世界里。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喧闹声，远远传过来，回荡在空气里，形成一种回声，似有似无，仿佛是从梦想空间里传来的呼喊。
墙外是一条小河。我走下了台阶，一直来到小河边的小径上，白蜡树在此撒下浓荫。我站在一颗盘根错节的胡杨树旁。它的枝叉从低处伸出，就像河底淤泥中钻出来的爬行动物。河对岸高楼林立，那是一座崭新的新城。就仿佛在昭告世界新的时代到来了。
时光在流动。城市的记忆也在流动。岁月洗刷历史。它们使革命者变老了，消失了。我与母亲相比，我缺失和思念的，是一个真正的家乡。无论在现实或者精神世界里，我的家乡都是虚无缥缈的。在母亲最后的时光里，我没敢对母亲讲我就要移民出国了。在她面前，我没法说出口。
五十二年前我出生在这个沙漠小镇，没有母乳，那时内蒙古的牛奶奶粉都去支援全国各地人民了，我连牛奶也吃不到。作为当地唯一的一个科班出身的妇产科医生，母亲的工作太忙，顾不上照顾我，因此我一出生就被送往上海。我出生在乌兰布和沙漠，却成长在余庆路。母亲出生在余庆路B号，却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留在了这里的沙漠戈壁滩上。
她后来是可以回到上海的，可是她又一次选择了留在这里。
五十多年前干旱的沙尘暴中心，现在正是热腾腾的雾气笼罩，暴雨就要沿着小河下来了。我加快脚步往回走。还不等回到车里，暴雨已经夹杂着雷电倾盆而下。只晚了几步，我钻进车里时衣服上都是雨滴溅起来的泥土点子。
从母亲的讲述中，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相信没有革命就无从演绎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一代青年，正在于为自由为人类幸福为人类权利而奋斗。他们满怀着社会责任感，满怀着对解放的热情。他们投身一次次的革命运动，要打碎自私自利，要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像个寄生虫一样每天只是想着怎样吃好穿好住别墅开豪车。他们相信明天世界会更好，这个明天必须由他们来创造。
我母亲对我讲起她年轻时的选择，说出了她的激情，她的青春年华。那时，在同一趟列车上，有一个她从没见过的年轻人，跟她一样满怀喜悦奔向远方。后来跟她携手走过了人生中最重要最漫长的岁月。他就是我父亲。
母亲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她最美好的青春的记忆。这个世界上，凡是有青春，有理想，有爱情的地方就是最美好的地方。她怎么会离开呢？
她告诉我她死后就留在父亲身边。她希望能够长眠在广袤的乌兰布和沙漠里。她可以和父亲一起在那里最清洁的沙的海洋徜徉，看日出日落，倾听着最深情的风的呼啸。
我明白了为什么她年轻时来到这里，再也没有回到余庆路。对她那一代人来说，他们是满怀理想主义的热情去到四面八方进行一场社会实践。这是一场青年的革命的故事。我以为她是由于出身问题被迫分配到西北的，原来却是她主动的选择。后来形势变化她可以回到上海时，她又一次选择了放弃回到上海。我理解了她总是斜着眼睛看我的名牌衣着。我想，她一定也是这样的眼神看着那些蜂拥回城的上海青年。在她看来，他们背叛了自己曾经的理想。
电影《世上最快的印第安摩托》中，安东尼•霍普金斯说过一句台词：不追求梦想的人生，就跟蔬菜一个样儿。
人们可以把从穷乡僻壤去到大都市当做梦想，那些从大都市去到穷乡僻壤的人，他们的人生就是蔬菜一样吗？难道那不可以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用行动改变了一个地方。建设了自己的国家。
我写下这个故事，以纪念我的母亲。她曾经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姑娘。一个满怀理想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