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克阵亡不过三天，五角大楼便急忙选派这样一位“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上任之前，李奇微专程飞到日本东京拜见麦克阿瑟。李奇微问：“您对我上任后，立即实施进攻有无反对意见？”这时的麦克阿瑟似乎已不再那么狂妄：“从清川江撤退下来的美军正据守三八线一带，部队疲劳，士气不高……”他特别提醒李奇微不要轻看中国人 ，接着又拍拍李奇微的肩膀说：“第八集团军是你的，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
事实上，李奇微原本也想着立即转入进攻以争取战场主动，然而，当他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后才发现，他的心情甚至比朝鲜的天气还要阴冷：损兵折将逃出志愿军重重包围的第八集团军士气低落，主帅沃克之死更是给这支曾经的“王牌”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以同样的感觉，即丧失了信心和斗志。” 对于此时的美军，美国随军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贝文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一书，有着更为详细的分析：“第八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大溃退终告结束，此时第八集团军正在等待中国军队的下一次攻势，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无奈之下，李奇微只好快速部署防御，阻止志愿军继续南进。此时的“联合国军”基本防线兵力为13个师又3个旅20余万。李奇微玩了一个心眼，他将南朝鲜军8个师放在第一线当“炮灰”，把美军和英军放在第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不过，李奇微不曾料到，他的西起临津江、东达东海岸的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的炮火急袭，伴着飘舞的雪花开始了。
黄昏血色。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发起被美国人称为“除夕攻势”的第三次战役。
“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美国作家约翰·托兰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数十万官兵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徒步跋涉雪原冰河，穿越弹幕火海。”
不过一昼夜，南朝鲜第一、第二师已经全线崩溃，汉江以北的美军第一、第二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危险境地。刚刚在元旦清晨向麦克阿瑟发出新年贺卡的李奇微目睹这一幕“深感震惊”：“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直到多年之后，他还对当时的情景难以释怀：“视察美军第二十四师十九团的伤员时，发现他们已经像皮球一样泄了气……”
李奇微后来成了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但此刻，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残酷现实。1月2日，李奇微下令放弃汉城。撤退之前，他在办公室的墙壁上给彭德怀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谨向中国军队司令致意。”
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戴维斯，美国空军第四航空联队少校中队长，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是这个美国人眼中“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却死在了中国空军的战鹰之下——创造这一战绩的是25岁的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他的僚机战友单志玉。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美国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政府发动的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得知我只有19岁、飞行时间还不到他的二十分之一，费席尔很吃惊。”68年后，志愿军空战英雄韩德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魂归云天。他那架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
一升空就奔着胜利；一亮相就是强者。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不无吃惊地说：“中国几乎在一夜间已成为世界空军强国。”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此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所有先进武器，却没有占到半点便宜。
接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以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学、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范佛里特，受命主导新的攻势。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不过，这一听上去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不过是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滥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联合国军”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思：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上甘岭之战，60岁的范佛里特的对手是38岁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血战上甘岭，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秦基伟用斩钉截铁的话语表达了志愿军将士的坚强决心：“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他笑着说：“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英雄儿女多年轻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二十三团团长，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极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被打垮，团部也被攻占。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甲午战争，3个月后的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清军守将不战而逃，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硬碰硬较量。
*为彭德怀选择的助手，都是久历战火的年轻战将，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三位副司令员：邓华40岁，洪学智、韩先楚37岁；第一批出国作战的4个军的军长：第38军军长梁兴初和第39军军长吴信泉均为38岁，第40军军长温玉成和第42军军长吴瑞林都是35岁。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之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危急关头冲锋在前，血洒长津湖。13岁就参加红军的胡乾秀，牺牲时只有36岁。
抗美援朝战争，4位年轻的军级干部把生命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他们是：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战旗。
这其中，就有人民领袖*的长子，年仅28岁的毛岸英。
*一家已经为革命献出了6位亲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两个儿子只有岸英健康，上战场意味着什么，*当然清楚。然而，当许多人劝*阻止岸英赴朝鲜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最朴素的两句话：“他不去谁还去？谁叫他是*的儿子！”
后来，得知岸英在朝鲜牺牲的噩耗，承受老年丧子悲怆的*，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的儿子呢……”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生死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