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1898年9月，大清皇帝被囚，政局晦暗而动荡，熙熙攘攘的马蹄声肆意摆弄着北京城，一队队人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搜查，在官兵的叫嚣声中，几个俊秀的青年东躲西藏，悄无声息钻进了日本使馆。
在那里，梁启超见了谭嗣同最后一面。
几天后，谭嗣同的头颅在菜市口被一刀刺了下来。梁启超则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陪同下，潜出城门，前往天津，转而逃到了日本。
坐上日本人的军舰时，梁启超孑然一身，漫长的逃亡旅途，舰长送给他一本名叫《佳人之奇遇》的书，供他排解寂寞。在船上，他将这本书完整地翻译了出来，后来还登在了报纸上。
“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25岁的梁启超，刚刚从政治中央跌落，此时的他，除了热血，什么也没有。
自从在戊戌年的秋风落叶中仓皇离开，一直到清朝覆灭，梁启超再也没回过北京城。
再次回到北京，他已是不惑之年。
梁启超
1912年9月，梁启超从日本启程，循着14年前逃亡的路径，他先到天津，再赴北京。
同样是九月天，物是人非，梁启超的心境也不似当年的凄苦，大清帝国的追*令早已在一次次的革命中烟消云散，一身轻松重返故国，在给女儿的信中，梁启超掩饰不住自己的快乐：
在京十二日，可谓极人生之至快……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
时隔多年，他的影响力依然不减。
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宅，每日宾客不绝，他自然也是应酬不断，梁启超有说不完的话，从前清帝国不让说，他偏说，如今，没有人能阻挡他的言论，他更是大说特说。
在那个思想浪潮翻天覆地的年代，会说总是受欢迎的。
梁启超再给女儿的信中也说：
吾在京旬日，无一日不演说，吾素不善演说，然在中国内，人人几以为闻所未闻，咸推我为雄辩家，中国人程度亦太可怜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
他还将自己与早他一年回国的孙中山和黄兴作比较：
日来所受欢迎，是孙、黄过数倍。彼等所受欢迎会不过五六处，吾到后已十余处相迎矣。
言辞之间，颇有几分自夸和得意，却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一面：
这个革命后的国家，这个不断变化的国度，他像是一个旧人，他害怕别人将他遗忘，他更害怕别人的轻视，或许，其中仍然有几分读书人的自负。
但始终，重返北京的梁启超，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岁月，司法部成为了他的政治舞台。
梁启超在北京定居下来，表明了他结束漂泊的决心和对故国政治的信心。
在他搬进北沟沿胡同的那一天，率先搬进去的是无数只书箱，彷佛那些书就像是他的契约，书在人在，有了书房，他也不会轻易跑掉。
那几年，北京城热闹非凡，大量的文化精英开始涌入，包括陈独秀、胡适，也包括齐白石、梅兰芳，那个年代，人人都爱北京城，表面的繁华是其次，吸引他们的，是那里有梦想的摇篮。
梁启超，始终对革命党耿耿于怀，正因为这份芥蒂，所以他对国民党也显得不够宽容。
当时的梁启超，太想做出一番事业，当权力的砝码偏向了袁世凯，他对这位新的当权者大加吹捧。当时主张实行议会政治的宋教仁组建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力量，控制内阁。为了与国民党对抗，梁启超也积极活动合并政党，他先是组建了民主党，1913年又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成为民初唯一能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
梁启超及其领导的进步党，为维护袁世凯的统治摇旗呐喊，因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内阁组成后，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