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在长沙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其命名为“新民学会”。*于《新青年》周刊第3卷第2号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曾详细地阐述了他对梁启超的“新民说”看法。
2016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了50多页，梁启超给胡适的信札。通过这些书信往来，后人能得知，梁启超与胡适有着极其频繁的交流，二人多用书信进行诗词探讨、学术研究。
那大家想想，梁启超与陈独秀、胡适、*在思想上都有过一定的交集。甚至说，梁启超提出的“少年中国论”影响着胡适、陈独秀、*等人，他们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的。
至于为何《觉醒年代》中没有梁启超的戏份？答案其实很简单。
首先，《觉醒年代》是一部电视剧，电视剧即为影视化作品。虽是历史革命献礼剧，但为了使剧情连贯，该剧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也掺杂了许多虚构的剧情， 包括不存在的历史原型。
比如历史上的陈延年和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的关系十分僵硬。为了烘托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的饱满形象，编剧稍微弱化了这对父子间的矛盾冲突。
除此之外，与陈延年发生过一段感情纠葛的柳眉，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构角色。
说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电影、电视剧，还有话剧，并不能和正统历史画上等号。既然是电视剧，肯定会掺杂编剧的个人感情，从而杜撰出一些虚构的剧情和人物。
同理，《觉醒年代》是一部献礼剧，要赶在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这个关键时刻，面向广大群众推出一部极具正能量的电视剧。
梁启超虽然是中国近现代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也曾被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奉为经典。
但是，陈独秀与*倾向于“打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梁启超更倾向于建立君主立宪制，在封建统治的原有基础上小修小补，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有书可念。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到访中国。泰戈尔与梁启超皆主张“和平运动”，十分反对所谓的“推翻理论”。
与此同时，陈独秀、鲁迅等人对泰戈尔持反对意见。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道：“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像是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卑膝，简直就是为帝国主义者作说客。”
鲁迅更是直指泰戈尔到访中国：“好像一大瓶香水，熏上几位先生们的文气和玄气。”
可梁启超，却对泰戈尔的这番观点称赞不已。
至少在《新青年》周刊创办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庶民理论”，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成对立。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创刊后的第一篇论战文章，就是指向梁启超。巧合的是，《新青年》第九卷第6号（即为最后一篇论战文章），还是指向梁启超。
与康有为相比，陈独秀、胡适，包括桀骜不驯的鲁迅，对待梁启超的态度则温和了许多。
从《新青年》的这些论战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与主张孔教，反对共和纠缠在一起的梁启超，与新文化分别处于两个极端。
如果说1895年至1915年，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时期。那到了1916年至1933年，则进入全盛时期。
以《新青年》的编辑们为代表，他们先是赞同梁启超，后又反对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理论”。这就足以证明，陈独秀与梁启超本质上的理论不合。
回过头再来看看，《觉醒年代》是一部献礼剧，它需要适应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如果编剧着重描写梁启超和陈独秀、*等人在思想上的冲突，那便称不上是一部合格的献礼剧，反而像是一部具有严重说教意味的纪录片。
其实，另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剧《走向共和》，就曾大篇幅描写康有为、梁启超。因为《走向共和》是着重描写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时期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梁启超与康有为，包括新老思想之间的冲突细节。
但在《觉醒年代》中，就没必要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和盘托出，只需在剧情中加入些新旧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对当时青年的影响。
如此说来，并非梁启超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有什么过节，更并不是因为梁启超“地位”不够。
只是因为《觉醒年代》这部剧受众面，包括主题等其他关键因素，所以编剧才故意隐去梁启超与陈独秀在思想上的冲突。
影视作品，尤其像《觉醒年代》这种以单个角色为主的长篇巨制，肯定要分清主次。
倘若编剧加入了太多的分支剧情，或长篇大论地向观众们阐述梁启超“新民理论”，便显得有些喧宾夺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