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总数2022年,全球目前人口总数

文/程靖

编辑/漆菲

随和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易主，人口话题再次受到高度关注。

联合国4月19日公布预测数据称，印度将在今年内跃升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比中国多出290万人口。与此同时，“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老龄化进程加速”等一直是中国舆论场的热门话题。

2023年4月19日，印度新德里老城贾玛清真寺附近的人群。

2022年11月，联合国宣布全球人口达到80亿，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此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人类应思考对地球负起责任，同时应直面当今世界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毕竟仍有数十亿人生活困苦，数亿人正面临饥饿甚至饥荒。

联合国网站显示，全球人口从70亿增长到80亿花了约12年时间，而到2037年达到90亿将需要约15年时间，表明全球人口总体增长速度正在放缓。那么，地球能养活80亿人么？在生育率放缓的大背景下，世界又应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凤凰周刊》专访了奥地利科学院维也纳人口研究院副院长、欧洲人口研究委员会成员托马斯·索博特卡（Tomas Sobotka）。

《凤凰周刊》：去年11月15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达到80亿。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80亿这个数字？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索博特卡：随着世界人口迅速增长，人们对于人口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因为人们担心不断增长的人口会加剧环境的破坏，怀疑地球能否支撑未来经济的发展，担忧气候变化、碳排放和粮食危机等问题不断恶化。因此人们很关注人口数字的变化。

但考虑到全球和各国内部经济发展、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人口增长的绝对数量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只有针对性地理解一个特定地区的人口结构和趋势，我们才能更好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

关注人口数字时，我们应注意到人口的快速变化，比如人口快速增长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和阿富汗、也门等亚洲国家，或者保加利亚这样人口快速下降的国家，以及这些趋势会给当地政府和社会带来的具体挑战，如学校、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需要迅速改变以适应人口数量的变化。

2022年11月9日，索马里一家医院的ICU护士（左）正在照看病人。非洲之角连续四个雨季降水不足，导致索马里约700万人口处于饥荒边缘。

《凤凰周刊》：你如何定义“人口红利”？

索博特卡：在那些人口增长非常快、年龄结构年轻、生育率高的国家，当人口激增时是没有人口红利的。它发生在生育率刚开始下降，同时死亡率也下降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生人口数趋于稳定，然后开始下降；虽然死亡率下降，但老年人口增长并没有太快；与此同时，劳动人口也在增加。

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利用好这个时期，国家可以进入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期，因为劳动人口中有很高比例的人在工作、赚钱、纳税，政府无需太担心养老支出，也不用在儿童身上花费太多资源。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采取计划生育政策，从经济上讲，这使得儿童人口快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大量增加，使得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如今这一红利期已经结束，因为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数正在下降，人口进入老龄化，并开始缓慢萎缩。

但对一些人口增速依然相对较快的中低收入国家，未来几十年可以利用这段红利期，比如印度。这一时期也是政府改革教育系统的好机会，政府可以投入更多资金，为数量占比较少的儿童提供更好的教育，还可以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为老年人口增长未雨绸缪。

《凤凰周刊》：据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在今年4月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印度乃至国际社会对于这是“负担”还是“红利”存在争议。你怎么看？

索博特卡：这很难判断。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政府在人力资本上的投入，以及如何利用人口的潜力。一个国家人口是比中国多还是少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如何、是否有潜力为社会做出经济贡献、是否能充分就业或正式就业、是否能有条件过上体面和幸福的生活。

在这些方面，中国肯定领先于印度，因为中国平均受教育程度要高得多，尤其是女性。印度仍有很多文盲，地区不平等现象比中国严重得多。印度有更多人生活在欠发达地区，他们没有水，没有足够的食物和卫生设施，没有良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如果印度最贫穷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很高，并不利于印度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

2022年6月，在北京参加高考的女中学生。

另外，印度没能充分挖掘女性的潜力，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低，仅有20%左右。生育后的女性这一比例更低。若这种情况不改变，更多人口可能意味着经济体系的负担而非繁荣的源泉。除非印度政府能够真正投资这些人的教育和福祉，否则数字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凤凰周刊》：一个事实是，就连印度的人口增长也不再强劲了，它的生育率甚至已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全球人口达到90亿需要约15年，与过去相比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放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索博特卡：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全球最大的几个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中国、韩国和越南等国，政府采取行动加速了生育率的下降。

但即使没有政府行动，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过程，无论在哪里，只要经济繁荣，人们接受更多教育，有更多机会投资他们的孩子、提升下一代的生活水平，生育率就会下降。再加上死亡率下降，这一过程便会转化为人口增长放缓，最终导致大多数国家人口稳定或下降。

当生育率下降时，通常不会停止在人口更替水平附近。在中国、巴西、土耳其等国，当总和生育率降至2（女性一生中生育2名子女）的水平后，一般会继续下降，欧洲多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是如此。

正如你提到的，全球人口从80亿达到90亿，需要比从70亿增长至80亿所经历的约12年更久。但这只是预测。一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超出预期，如果情况持续，需要更长时间才会等到下一个10亿人口的增长。

此外，死亡率方面也有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如果再次发生像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也会导致全球人口增长放缓。

《凤凰周刊》：在你的预测中，哪些国家和地区会成为未来全球人口增长的主力军？哪些会经历最为显著的放缓或衰退？

索博特卡：长远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一个将在本世纪推动全球人口增长的地区，未来几十年预计将贡献全球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包括坦桑尼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等，目前它们的人口增长率依然很高。

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国人口仍将增长，但都低于非洲的人口增长。全球其他地区对未来几十年的人口增长贡献不大。

2022年7月，肯尼亚西部城市基苏木一次竞选集会上的民众。

《凤凰周刊》：2022年底，中国人口减少了85万。而且据预测，中国将经历长期的人口下降。你认为这种趋势会长期持续吗？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

索博特卡：目前中国的超低生育率不太可能逆转，未来人口或将继续下降。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当今社会的各种经济压力，都让中国年轻人很难去生育两三个孩子。在这方面，中国的处境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非常相似。

儒家文化主导的国家生育率快速下降的例子，中国并不是第一个。几十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但没有成功。日本有着东亚典型的社会环境——许多人生活在城市，住房又小又贵，工作竞争压力大。同时，性别不平等程度仍然较高，女性既要照顾孩子，在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给孩子提供支持，同时还得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这非常不利于提高生育率。

因此我预计，中国政府会增加对家庭政策的投入，不过这不足以大幅提高生育率。但只要中国人口下降不是很严重，生育率稍高于韩国现在的水平（低于1），不会真正威胁到国家的整体繁荣。当然，这个前提是政府能采用有序的方式，根据不断减少的人口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制定相应政策。

在生育率长期低迷的背景下，一些问题可能会有所缓解。比如人口减少将让许多城市的住房变得更便宜，人们对新建和大型住房的需求可能会变小。至于性别不平等，政府应采取办法，比如创造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让公司为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条件，让父母可以平衡工作和养育孩子。

《凤凰周刊》：在欧洲，不少国家经历了几十年低生育率的情况。各国政府会把它认定为一个问题吗？

索博特卡：的确，欧洲国家的低生育率有很长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包括捷克、奥地利和瑞典在内的国家，生育率非常低，那时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许多国家限制夫妻生孩子的数量、鼓励组建小家庭；而当时的死亡率比今天更高，因为很多孩子没到成年就夭折了，所以人口更替率很低。

但欧洲大多数年份的生育率趋势没有像某些国家一样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过去十年里，欧洲大多数地方没有对低生育率感到恐慌。加上外部移民来到欧洲，使一些国家的人口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担忧，比如瑞士和我所在的奥地利。

《凤凰周刊》：能介绍一下奥地利在生育方面的补助政策吗？

索博特卡：奥地利是一个福利国家，政府在福利政策上花了很多钱，有各种各样的儿童津贴和家庭补助政策，尽力确保每一个家庭不会陷入贫困。

除此之外的一个支柱是育儿假。分娩后的母亲可以享受产假。此后父母双方共有约一年半的育儿假。其间他们可以领到以前工资的80%。无论谁在休这个育儿假，都可以领到这笔钱。父母能轮流休假或共享假期。如果双方都休假，还可以享受到“父亲补贴”，即额外多出一个月或两个月的育儿假。所有这些政策都是为了激励父亲休育儿假、待在家里陪孩子。

即便如此，奥地利仍然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因为大多数母亲重返工作岗位后，实际上只能从事兼职工作，因为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孩子。

奥地利的儿童保育也很不够，尤其针对三岁以下的幼儿，很多家长尤其母亲一方需要花更长时间在家陪伴。不过，这方面存在地区差异。例如，有些城市就有政府补贴，平日能提供较好的育儿服务，而且全天免费。但有一些地区则服务有限，父母不得不把孩子带回家吃午饭。在儿童保育政策上，奥地利还需要改进。

《凤凰周刊》：据我了解，欧洲有一些国家近年来生育率略有上升，包括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也包括奥地利。除了你提到的上述支持家庭的政策之外，这些政府在推动生育率方面做对了哪些事情？

索博特卡：以奥地利和德国为例，年轻一代可以获得全职的终生稳定就业。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只受过中等教育但拥有技能的人，甚至是纯体力劳动者都是如此，这对组建家庭和养育孩子来说十分重要。

此外还要提到住房政策。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市政府长期以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补贴。欧洲任何一座城市的生活成本都很高，如果低收入人群能通过住房补贴，长期住在足够大、足够好的房子里，不用担心被赶出去，肯定有助于他们添丁。

德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内推出了许多政策，其中一些政策的核心就是儿童保育。2008年德国出台《儿童托育促进法案》，规定自2013年8月起，所有1岁及以上儿童都有权利进入日托机构。现实中很多父母难以获得育儿服务，但法律的修订是一种宣言，宣告了育儿服务的重要性。另外，德国政府还给在家照顾孩子或从事兼职工作的父母提供高达收入三分之二的补贴，来弥补育儿期间的收入损失。

2022年3月，德国基尔市一位儿科医生在和她的女儿玩捉迷藏。

我们还可以谈谈捷克，我每周有一半时间住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捷克生育率上升是由几个关联因素共同推动的，首先得益于该国过去十年来经济的繁荣发展。1990年起的政权更替，让所有东欧国家经历了经济低迷。但加入欧盟后，捷克的劳动力市场有了很大改善，工资提高了很多。突然之间，年轻人的生活有了更多保障，一些人不再延后生育。此外，政府向休育儿假的父母提供每个孩子约1.2万欧元的补贴，在一到四年内按月支付给父母。父母可以自行决定休多少个月育儿假，如果想工作也可以。

我认为，孩子出生后的三到四年间，父母如果能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具备灵活性，有助于提高生育率。我们做过学术研究，比较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社会保障体系。发现经过改革后，捷克的生育率有了明显提升。

《凤凰周刊》：近年来，人们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右翼视角。比如一些民族主义党派在谈论“种族替换”（一些欧洲白人民族主义者认为，白人正在人口和文化层面逐渐被非白人，尤其穆斯林取代）。波兰的右翼执政党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政策来提高出生率，包括禁止堕胎。这让该国女性的处境变得艰难。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如何在建立一种健康人口结构的同时，也能保障妇女的权益？

索博特卡：这绝对是个好问题。反过来想，压制妇女的权利，包括生育权，在任何层面上都无助于提高生育率或改善人口结构。

看看波兰的例子，反堕胎政策是由保守的天主教运动强行推动的。1990年-1991年波兰政权更迭后禁止大多数女性堕胎，近几年限制堕胎的措施更加严格。但这些禁令根本不起作用，部分原因是女性获得了非法堕胎的信息和渠道，她们可以跨越边境去其他地方堕胎，或者学习如何避孕。尽管有堕胎禁令和试图鼓励女性生育更多孩子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波兰目前仍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这些政策必然走向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欧洲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年轻一代女性是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例如伊朗或土耳其，大量女性受过大学教育，她们不想只待在家里为丈夫服务、抚养四五个孩子。只有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并出台相应政策，支持这些女性的愿望，保障她们既能拥有体面的职业，又能在适合条件下生下想要的孩子，才可能真正提高生育率。至少在大多数富裕和中等收入国家是这样。

《凤凰周刊》：作为一名女性，我觉得职业发展是个人的首要目标。但健康的人口结构也是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个人和国家的愿景看起来有点矛盾，如何在这当中取得一个平衡？

索博特卡：以北欧国家为例，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国家即便不是天堂，起码在性别平等和帮助女性大展宏图、实现事业家庭双丰收方面堪称楷模。它们提供了各种家庭支持政策，支持夫妻筹划养育孩子，这种支持是终生的，而不仅仅在孩子出生的头几年。

过去，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是欧洲最高的，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40岁左右的女性平均育有2个孩子，但年轻一代普遍不愿生育。这与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他们对未来、对气候变化抱有恐惧，也担忧政治两极分化。但也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认为生孩子组建家庭是无聊的事情，会阻碍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

所以我不能断言，说性别平等、良好的生育政策就能推动生育率提高。不过，由于欧洲移民非常多，即便芬兰和挪威等国的生育率仍然保持很低的水平，也不会威胁到它们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运作。

《凤凰周刊》：人口不仅仅是数字。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说，80亿人意味着世界上有80亿人有机会过上有尊严和充实的生活。但我们的地球能养活这么多人吗？有着80亿人口的世界，又该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索博特卡：说到能不能养活其实要讲到粮食供应，但这更多是一个区域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全球问题。现有的技术和知识能帮助我们的地球养活80亿，甚至更多人口。但我们面临的是巨大的地区差异，人口持续增长的地区无法自给自足。

一些地区拥有大量土地、有着良好的农业系统，可人口相对较少，比如加拿大；一些地区人口增长迅速，却在粮食生产方面无法实现自给自足，比如印度和南部非洲，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体系需要改进。此外，气候变化也会让一些地区不再适合粮食生产，产量也不稳定。

2023年1月，印度金奈，民众在海滩上庆祝丰收节。

此外，全球农业贸易体系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一个运转良好的贸易体系能帮助喂饱全球人口。粮食生产的波动会影响到全球粮食的进出口。如俄乌战事爆发后，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停滞了一段时间，其间全球食品价格飞涨。这并不是因为粮食产量不够，而是因为这些粮食没被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再有，全球的肉类消费量越来越多。每生产1公斤肉，通常需要生产10公斤左右的玉米或小麦来喂养动物，这也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挑战。

（翻译：孙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