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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末，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这当中为后人称道的一项规划方案是“去中心化”格局——当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在其周围建造若干田园城市，形成城市族群（即“社会城市”），以此对城市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这个想法被后来的新加坡部分借用，并构造出了一套系统的管理模式。
这是一套自上而下、由多个层级，共同施力完成的，一个完整的控制规划机制。隶属于国家发展部，为改变新加坡建国时“脏乱差”的形象而特设的重建局是“灵魂”，它负责制定新加坡三个层级的土地使用规划。
位于最高层级的概念规划（concept plan），用于指导城市未来40~50年发展，每10年复审一次；次一级的总体规划详细安排10~15年的发展，每5年复审一次；再次一级就是对具体区域的开发指导计划（DGP），这些计划通常由专业的私营业者和开发商来准备。
具体区域划分法源自新加坡最早的一份概念规划：它首次将“摊大饼”的环形结构发展模式变为“星群”（constellation）结构发展模式，现有的55份DGP中大部分也与此时诞生的新城相对应——这种“拆分”理念，与霍华德的初衷极其相似。
顾清扬指出，事实上，人口集中与空间分散的规划理念本身就有助于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建设。这意味着，新加坡仅需在人口集中区域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并集中规划商业、工业活动，由此，可以减少土地使用，将大部分土地用于绿化。
而新加坡政府敢于将规划制定到如此细的地步，又与其严苛的法律制度密不可分。在新加坡《规划法》等一系列法律的约束下，新加坡的规划具有法律效力。
在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看来，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下决心要做正确的事”。规划由专业人制定，又有最有力的“门卫”把守，使得“花园城市”的“乌托邦”在新加坡得以变成“利维坦”。
理念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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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并非唯“绿地”是瞻。特别是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前提下，它需要判断绿地的必需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将绿地与人的需求本身相连接。
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只强调“人工”绿地将使新加坡沦为一座“没有灵魂”的花园城市，但反过来，只用整体上的植被覆盖率来衡量一座城市，则会进入另一个误区。
正如《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作者简·雅各布斯所强调的那样，类似公园这样的城市开敞空间，绿化功能实际上远小于社会经济功能，脱离了人们对其的具体使用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实现公园价值的基础是吸引人流。
事实上，在多方博弈和竞争中，新加坡也在不断更新其对于“花园城市”的认定。1996年，时任国家公园局首席执行官陈伟杰博士提出“花园中的城市”(A City In A Garden)概念，并最终成为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升级版。
“
花园城市到花园中的城市，是城市规划理念的彻底转变，从原先的工业建设为城市主体，转变为花园是主体、人为建筑是配套。
”
顾清扬指出。
具体而言，就是将目前矩阵式的公园绿地系统、绿化系统和扩大的水域空间相互连接，形成网络化、一体化回归自然的生态空间。通过发展生机盎然的城市生态系统，使公园、花园、自然保护区和空中绿化无缝连接，该定位的最终目标是，让人们对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和社区有归属感和拥有感。
寻求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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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花园城市”标杆，新加坡一直是全球城市取经的对象。在回答取经者问题时，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中国西部司副司长陈钰鑫曾有感而发，
“
新加坡是资源缺乏的国家，总是从危机中找生机，从生机中找机遇。
”
为了继续守住花园城市的“红线”，新加坡已经开始向天空索要资源。据《海峡时报》报道，到去年底，新加坡全岛的高层绿地面积已达到约100公顷，这相当于超过100个足球场的大小。而到2030年，这个面积还将翻倍。
去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主导启动了一项1.5亿新元的“未来城市”科研计划，其中就包括维持城市进一步绿化的项目。
现如今，无论是高层建筑的屋顶、还是富有特色的空中连廊，绿意在新加坡已无处不在。但对于一个习惯于未雨绸缪的城市，这显然是不够的。
在刘太格看来，新加坡必须要启动一个1000万人口城市的规划。对于新加坡未来的发展，人口将是最核心的要素，基于此，需要继续推进保持城市绿化的措施，以打造对商业、人才有更大吸引力的城市环境。
文字 | 杨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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