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IC Photo）
金衡山/文
在当下社会，如果说有一种文化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这种文化非大众文化莫属。就历史而言，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一些共同特征。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把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表述为如下五个方面：1、来源于底层社会的意愿表达和行为抗争；2、体现在和主流社会对峙与合流中的张力；3、进入工业化和商品化的过程；4、成为价值观的象征与表述；5、促进社会变化的进展。
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个方面有前后顺序的过程，但与此同时，各个方面也会合力发挥作用，最终形成文化的大众化现象。换言之，现象发端伊始，后面几个过程其实已经同时渗入。无论是和主流社会的对峙与合流，还是在进入工业制作的前后，期间价值观的因素一直在起着调节、综合、改变与融和的作用，直至汇聚成流，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五个方面在大众文化生产机制中发挥的作用，需要举例具体阐述。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举例过程中，会突出某一个方面，但实际上，于任何一个例子而言，五个方面的机制因素都是同时存在的，也同时发挥作用，但因历史条件不同，各个因素发挥的效应则会不同。
我们以能够从多个层次体现这些方面的事例说起，圣诞节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圣诞节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社会习俗，具备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消费时节，自然也是一个涉及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现象。现在为众人所熟悉的圣诞节混合了很多因素，包括宗教信仰、家庭团聚、娱乐欢愉、消费购物，更重要的是，它是西方文化的一个象征，而且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西方的范围。近年来，圣诞节在中国也俨然已是一个大众的节日，至少在很多商家眼里，应是如此。
如果我们就圣诞节的形成过程，做一番历史的探究，则会发现其中蕴含了上述所说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多个方面。
就基督教历史而言，教会在公元4世纪时把12月25日定为耶稣诞生日，但确定这个日子并不意味着教会确信耶稣就在这一天诞生的。事实上，关于耶稣的诞生日子没有人确切知晓，定下这个日子只是因为12月25日这个时日正是一年中的冬至时节。中世纪的民间习俗会在这个时候庆祝秋天的收获，迎接冬天的到来。现在我们常说的西方的狂欢节也与这种民俗有关。就教会的角度而言，把耶稣诞生日定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可以顺应民俗，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个场合改造非基督教的习俗，或被称为异教的习俗。
但实际情况是，狂欢的内容远远大于纪念耶稣诞生本意。在很长时间内，所谓的圣诞节充满着“嬉闹、粗俗甚至蛮暴”的行为。16世纪宗教改革后，一些新教徒们更是把圣诞节视为天主教遗留下来的“愚昧和欺骗”的不良习俗。1644年，英国国会谴责圣诞节的活动，斥责“为肉体和感官感受提供自由”，同样，北美大陆普利茅斯英国殖民地禁止民众在圣诞节这一天休工娱乐，除非恰巧碰上是星期天。
但是，进入19世纪后，这个情况开始有了改变。一些处于中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发觉圣诞节时大众的粗俗、无礼的行为与其体面生活格格不入，甚至还威胁到了整个社会的稳定。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从促进家庭温馨的角度谈论圣诞节的意义。
早期美国文学的领军人物华盛顿·欧文发表于1819年、随后在英美两国闻名一时的《见闻札记》中收录了他描述理想的圣诞节的文章，用怀旧的方式推崇应走入“家庭的安宁怀抱”的圣诞节庆祝方式，以抵制已经变得“粗鄙、浅陋”的当下过节形式。
与欧文同在纽约、同持保守立场的另一位享有中上层贵族生活的人物约翰·品塔德比欧文更感受到了来自圣诞狂欢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在那些工人中间蔓延的醉酒现象已经到了令人恐怖的状态了”。他的这句话当然不只是指的某个具体事件，指类似圣诞节中容易发生的这种事情。由此他形成一个想法，通过改造圣诞节的庆祝形式，甚或另创一个节日来改变民风。欧文在文章里表达的一些思想与其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身体力行，极力推出圣尼古拉节，后者是中世纪是被基督教敬奉的一个圣人。品塔德把圣尼古拉塑造成一个喜爱孩子的老者形象，在圣尼古拉节的晚上，圣人与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带去礼物。
此后，欧文在一本描述纽约历史的书中也把圣尼古拉塑造成了纽约的前身——荷兰人统治下的新阿姆斯特丹护卫者，一位慈祥的送礼物给孩子的老人。品塔德把圣尼古拉节定在12月初，这个节日并没有被多少人理会，但是圣尼古拉的形象开始受到很多人的欢迎。1823年出现了一首题为“圣尼古拉来了”的匿名诗，描述在大雪纷飞的晚上圣尼古拉来到屋里，在孩子们挂在窗前的袜子里装进礼物。这首诗不胫而走，传播甚广，成为了此后广为人知的圣诞老人形象的重要来源之一。十年后，一位大学教授克莱门·莫尔承认这首诗是他创作的。与品塔德一样，莫尔也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对民众喜爱的狂欢行为不甚喜欢，甚至产生恐惧感。圣尼古拉形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渲染家庭气氛，家庭团聚。孩子们期待礼物，但要得到礼物，首先要做一个好孩子。所以，含有强烈道德因素的家庭教育观念与礼物结合在一起，而圣诞老人的到来则通过民间通行的神秘但友善的行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这种观念。
1842年，英国作家狄更斯出版了中篇小说《圣诞颂歌》，故事里出现的一个穷苦家庭在圣诞节时得到了良心发现并进行了自我改造的一位资本家送来的火鸡。一个平常的节日在亲情、善情和友情的多重氛围中也经历了一番改造，家庭的观念更是集中得到了体现。狄更斯的小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受到了空前欢迎。小说发表前，他曾访问过美国，自然也把美国读者视为小说读者的对象之一。
之后，圣诞节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开始变为以家庭团聚、突出亲情观念和教育孩子成为好人为主要内容的节日。自然，原本有的宗教渊源也与这种内容完美地融和到了一起。而这恰恰也是其时正处在上升阶段的中产阶级家庭道德所需要的。
狄更斯小说描述的贫困家庭的主人鲍勃·克拉奇特尽管贫穷，但行为文明，礼貌且心情乐观，工作认真。他并不属于中产阶级，但他身上体现的品格正是以企业主或拥有财产的家庭为主的中产阶层所需要的。强调家庭观念的圣诞节在这个方面与中产阶级的需要走到了一起。
同样，圣诞节庆祝仪式中的重要内容——互赠礼物，也被冠上了传递家庭亲情和人间友情的名义。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商业社会发现了可以获利的机会。商家们借以家庭观念，在圣诞节前促销商品，也成为了圣诞节的一项正当行为。商业利润与家庭和睦，宗教渊源与世俗欢乐，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互相融和。1870年，美国国会宣布圣诞节为国家节日，似是要从宗教角度凸显美国的价值观，同时也从国家的层面重视家庭观念。圣诞节的意义由此更是得到了强化，但与此同时，节日的商业氛围也愈演愈烈。
从上述关于圣诞节来历的简单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众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渊源。圣诞节原有的狂欢行为的参与者多与普通大众相关，来自社会底层，这也可以从一些中上层人物对前者的反感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中得到印证；其次是后者采取行动进行干预，其行动的实质是把圣诞节纳入他们的价值观内；再者，商业社会的氛围让商家从中抓住了机遇，在道德的名义下，把圣诞节推上了商业行动的轨道；最后是国家层面对整个过程进行综合背书。由此，圣诞节成为了一个具有鲜明大众文化特征的社会现象。
美国通俗文化研究者阿什比如此总结通俗文化的功能：“通俗文化一边是反映，另一边是塑形社会的多个方面……既是折射，也是照镜，以多种形象和意义来表现社会”。确实如此，圣诞节在美国的历史说明了反映与塑形以及意义形成的过程。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外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