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角田光代出席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与读者分享她笔下女性的困境与救赎。
法庭上，安藤水穗没有说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重点不在于什么敢说，什么不敢说……说也说不清，他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小说中这样写道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马岚熙
今年春季，一部直击现代女性事业家庭问题的日本电视剧——《坂道上的家》开播，在中国也引发热议。8月14日，《坂道上的家》原著作者角田光代出席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与读者分享她笔下女性的困境与救赎。
角田光代认为，女性的困境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她们的困境缠绕着一个家庭，关系到整个社会。反思女性困境，对于塑造幸福的社会有重大意义。
她的笔下，女性是绝对主角
作为与吉本芭娜娜、江国香织齐名的日本著名女作家，角田光代从1990年和1996年分别凭借《幸福的游戏》和《假寐之夜的UFO》获海燕新人文学奖、野间文艺新人奖开始，便在文坛崭露头角。2005年，她以《对岸的她》斩获第132届直木奖，这是日本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
角田光代的作品也曾多次被改编成影视剧并颇受关注，例如，改编成电影的《第八日的蝉》《纸之月》等。
她笔触细腻但总是选择尖锐的题材，且擅长挖掘亲子关系、女性友谊、家庭生活。可以说，女性是其笔下的绝对主角。在此次上海国际文学周与青年作家张怡微的对谈中，角田光代抒发了自己的看法。
角田已婚，但并不想生育。在她看来，最能够体现出女性育儿艰辛的场景，就是“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走上坡道”。从身边已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她总会听到类似“育儿很累”的话语。然而，很多人还是会自然地想要生孩子。她认为，育儿的种种烦恼并非个体问题，也不仅仅是家庭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从“无法生出孩子的家庭”演变成为整个社会的恐慌，这就是角田光代的小说《我是纱有美》所探讨的问题。
《我是纱有美》写的是一群孩子的回忆。他们记得，小时候跟父母在山庄里玩得很开心，突然有一天，他们不再聚会了，而父母都不愿谈论取消聚会的原因。后来才发现，他们都是人工授精生下来的小孩，他们的父亲并不是真正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
在日本，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都默认“不孕不育”是女性的身体出了问题。这种局面直到近年才改变。《我是纱由美》里的男性，都知道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不得不借助陌生男性来创造一个小孩。然而，艰难地作出决定后，他们内心或潜意识里无法完全接受现实，因此自卑感油然而生。
直木奖获奖作品《对岸的她》讲述的是主妇之间的友谊。在角田光代看来，女人之间的友情较难维持。“倒不是说女性擅长勾心斗角，而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会带来关系的改变。”她举了个例子说，“在学生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一旦步入社会，有人进入职场变成女强人，有人组建家庭变成贤妻良母，难免渐行渐远。要约着喝咖啡什么的，时间完全不对。”
但角田认为，这种情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改变。当女性逐渐长大、变老，不再需要把自己整个人奉献给孩子和家庭，就重新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也可以重新找回以前的友情。
谈到女性*与犯罪的话题时，角田光代提到了《纸之月》。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梨花原本是普通的银行职员，置身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时代大背景和夫妻关系不和谐的家庭小背景中，为了年轻的情人不惜做假账挪用公款，过上了纵欲的奢侈生活。
小说中，挪用公款案表面上缘起于婚外恋，但梨花犯罪的真正动机并非金钱或情欲，而是想要逃离现实生活。她心中的空洞需要一个东西来填满，如果不是情人，也会是别的什么。
“想去的地方，无论哪里都能抵达;想做的事情，无论怎样都能做到”，这种虚妄的万能感才是梨花所追求的。她孤注一掷，想要在平淡人生里抓到一点属于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然而用犯罪换来的幸福，终究只是一戳就破的纸月亮。
《纸之月》改编的电影在日本反响热烈。电影海报甚至被贴在警察局外面，用来警告大家不要犯罪。角田光代打趣说：“我看到之后觉得，海报贴在这里确定没问题吗?”
“陪审团”眼中的全职主妇
一位年轻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着陪审团的审视。
正在审判的是一起*人案。被告人名叫安藤水穗，她被指控将自己年仅8个月的女儿扔进放满水的浴缸致其死亡。这是惨痛的意外，还是恶毒的妈妈蓄意为之?控辩双方各执一词。
《坂道上的家》由此展开：全职主妇里沙子每天在丈夫、女儿、婆婆中打转，她被选为陪审团候补裁判员，参与安藤水穗的审判。最开始勉强接下这份工作时，里沙子对安藤水穗是抱着厌恶的心情的。但当证人登场，安藤水穗的日常育儿细节一一拼凑后，与安藤水穗同为家庭主妇的里沙子越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人生和安藤水穗仿佛重叠了起来，稍有不慎，自己随时可能也会滑入同样的泥潭之中。
原来，安藤水穗曾经是一名高收入的职业女性。嫁给安藤寿士并仓促生下女儿后，她辞去工作，日常生活从打卡上班变成了做家务、带孩子。
安藤水穗的丈夫认为照顾女儿是妻子的本分，他晚上下班回家只会打游戏，看到女儿在哭，他就指责妻子“你是个不合格的母亲”;安藤水穗的婆婆一味地护着儿子，当孙女哭闹时，她为了儿子休息好让他出去住酒店——“我儿子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凡事为他考虑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但她从来不会考虑儿媳妇在家日夜照顾孩子是否也需要休息。婆婆觉得儿媳娇气，不会哄孩子，“我们那时候，天天抱孩子也没问题”。
安藤水穗爱不爱她的女儿?答案是肯定的。但安藤家的女儿不是个健康的孩子，她发育得比别的孩子慢一些。即便如此，安藤水穗在女儿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她为孩子购买名牌婴儿服;育儿日记里形容哭闹不休的女儿“像天使一样”……然而这些行为，在男性检察官口中，变成了安藤水穗爱慕虚荣的证据。
法庭上，安藤水穗没有说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重点不在于什么敢说，什么不敢说……说也说不清，他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小说中这样写道。
安藤水穗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是作者角田光代抛给读者的问题。
日本在2004年引入陪审团制度，2009年开始遴选陪审员参加重大刑事案件审判。角田光代说，自己在阅读了大量陪审团卷宗记录后，最强烈的感受是：“虽然所有人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但证人、被告、辩护人、检察官说出来的话，总有微妙差别。哪怕只看证人的证词，不同立场的人说法也不一样。”
由此，角田光代萌生了《坂道上的家》的灵感：如果将一个母亲的育儿日常摆在众人面前接受审判，她会被认为是怎样的一个人?
世间的“普通”缔造了生活的绝境
《坂道上的家》中的那场审判，是对*人犯的审判，更是对凶手周围充满恶意而不自知的“亲人”的审判。如果事业和育儿必须二选一，人们总是默认男性应该以事业为重，而女性应该回归家庭，甚至放弃职业理想。
《坂道上的家》中，认真担任陪审员、希望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里沙子，有一次回家晚了，来不及准备晚餐。于是，她为丈夫准备了盒饭，丈夫却大发雷霆，让她赶紧辞掉陪审员的工作，好好做个家庭主妇。里沙子对安藤水穗的案件感慨万千，试图与丈夫倾诉，丈夫却只希望她去给自己拿一瓶啤酒，对她的话全然不放在心上。
即使是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也向女性这一方倾轧。家务是女性的分内事，男人偶尔的分担，通常被视作“帮忙”。审理安藤水穗案件的女审判官有着比丈夫更为体面的工作，却依然下了班还要赶去接儿子;接上儿子后，还要赶回家为丈夫和孩子做饭;说好轮流休育儿假，可儿子生下来后，丈夫却拒绝履行约定，把带孩子的主要责任扔给工作本就繁忙不堪的妻子……
真正可怕的，不是这些引起共鸣的真实细节，而是将这一切“合理化”的社会氛围——普通的女性就应该过着这样的人生，这不是理所应当吗?
就像剧中所说的：“把她们逼向绝境的是世间的‘普通’，是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甚至作为女性的‘普通’。”直到今天，在对已育成功女性进行访谈时，我们永远会听到“如何平衡好家庭和工作”的话题，但同样的问题，几乎不会有人去问一位成功的男性。
现实中，很多年轻的妈妈，都在经历着丈夫缺位的“丧偶式育儿”。她们仿佛生活在一艘船上，却不知道船底已经悄悄裂开了缝隙。而她们还像往常一样照顾孩子和丈夫，应对着琐碎的一切，但水慢慢从缝隙里渗透进来。船渐渐下沉了。
在《坂道上的家》的结尾，安藤水穗因走神*死女儿被判刑，法官在宣读判决书的时候，加了一段：
“因为初次育儿常感到困惑，又被周围人无心的言行所影响，更丧失了自信。没有人来帮助自己，也无法求助，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被告人的罪行是由被告人独自犯下的，但究其根本，包括丈夫、婆婆在内的家庭成员等所有人叠加在一起，最终对被告人所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压力才是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责任都由被告人一人背负未必妥当。法庭认为，这原本应由所有相关人员共同承担。”尽管如此，安藤水穗依然被判处10年徒刑。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官的一席话给了镜头外的妈妈们不小的安慰。
除了妈妈，女性还会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套用角田光代在《纸之月》中的隐喻，即便这无边的夜色是女性一眼望不到头的困境，但愿她们总能在漆黑的夜空中找到那一轮希望的、踏实的月亮。
责编：高恒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