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终局几乎落定，特朗普却仍在上演“最后的疯狂”。
这使得2021年才刚开始，中美关系就迎来了一些全新变数：特朗普继续给拜登制造“烂摊子”，制裁加码，禁止微信、支付宝等中国企业的准入。
紧接着特朗普支持者又占领美国国会，上演一场惊人的“攻占巴士底狱”。民主党在当地时间1月11日正式提出弹劾决议，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
高度撕裂的美国社会，还能好吗？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到底该如何与美国相处？
对此，正和岛专访了外交学院教授施展，与他展开一段讨论。以下是他的思考，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口 述：施展 外交学院教授
采 编：徐悦邦 张溪冉
来 源：正和岛
01、不该误判美国已衰弱
整个时代似乎正在无情地大洗牌。
中美脱钩、新冠疫情、美国大选，我们不断见证着各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现实。
过去的经验，很难作为理解现实的参照系了。
因此，有很多朋友问我，该如何看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是否已经日薄西山？
我认为，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今天我们不该误判美国已经衰弱。
我在近几年的研究中一直在谈，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因素是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创新经济的拉动。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新一轮创新经济有个特性，就是要求生产流程的大规模外包。
而作为外包的承包方，需要同时满足生产的效率和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效率保证你有机会获得发包方的订单，弹性保证你不至于因为发包方产品创意的迅速转型而被甩下。
效率要求专业化，弹性要求不能专业化，这两个要求彼此矛盾，在一个企业内部没法同时实现。
中国因为一系列的历史机缘所造成的时间耦合，发展出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供应链网络中大量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确保了效率，无数小企业彼此之间互为配套关系，配套关系还可以不断动态*，以网络为单位确保了弹性。
中国就是以这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基础，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外包承接地。
这是在一个全球经济大循环中才能够解释的发展过程，如果脱开全球大循环，仅仅从劳动力、土地要素价格便宜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成长，是解释不了为什么21世纪中国的要素价格比上世纪80、90年代更高，但是制造业部门发展速度却更快的。
中国制造业部门的高速发展，有一部分是因西方创新产业所产生的大规模外包需求而拉动出来的。脱离开西方创新产业的拉动效应，孤立地看中国经济的成长，是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结构性位置的。
美国今天仍然是当仁不让的世界创新中心。
世界经济发展是双引擎，美国依靠创新作为引擎，而中国依靠把这些创新能力落地作为另一个引擎。双引擎各擅胜场，各有分工，不是正面竞争，而是高度合作、联动关系——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
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也在创新啊，凭什么说中国经济增长脱不开美国的创新能力？
但我们必须要区分“从0到1”的创新与“从1到N”的创新这两种不同的创新模式。
中国比较擅长“从1到N”的创新，这种创新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大规模组织能力、超大规模市场等，中国在这方面有优势。
这种创新是大规模复制，它非常有利于财富的扩散效应，但它仅仅是量的扩展，随着量扩展到一定程度，把市场都填满了，要还想继续扩展，就有可能陷入内卷的困境。
此时就需要质的突破才行了。
而质的突破，就是“从0到1”的创新，这种创新需要的前提条件，包括自由的研究空间，能够吸引全球顶级人才源源不断到来的制度环境，发达的基础研究等等。美国的这些领域在今天仍然是领先的，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替代它。
所以中国的持续发展是与美国的创新相结合的；当然，美国“从0到1”的创新也得结合中国的“从1到N”的生产能力，才能获得大规模量产。
中美两国在这方面是高度相互依赖的，但发展原动力来自于“从0到1”的创新，所以有人说美国衰落了，这肯定是严重误判。
之所以有人说美国衰落了，原因在于美国近些年的严重内部撕裂。但从刚才所讲的创新逻辑中，就能理解为何美国会撕裂。
“从0到1”的创新，利于单点的迅猛突破，但是其财富扩散效应比较差，需要“从1到N”的创新才能带来财富扩散过程。美国不断推进其“从0到1”的创新，财富的单点突破效应非常好，但是财富扩散过程往中国转移了。
美国内部的创新产业不断赚得盆满钵满，而其传统产业却无法分享到发展的红利，就形成了两种产业之间的撕裂，由此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的严重撕裂。这次的总统大选如此之一波三折，就是这种社会撕裂的一个表现。
但另一方面，通过这个解释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撕裂，刚好是其创新产业活力非凡的一个副产品。这个副产品该如何消化是另一个问题，它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来处理。但不能由这个副产品就得出美国已经衰落的结论。
否则会导致我们对美国、对世界、对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
综合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
中国与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有着结构上的差异。中国更多的是外功，是肌肉，容易带来数量上的突破；西方更多的是内功，是大脑，更容易引发真正的质变。
如果脱离西方技术和理念引领，中国制造业就可能与世界市场的发展方向脱轨；但是如果脱离中国制造业的规模效应，西方的技术和理念的落实效率就会大大降低。
在这种视野下，我们会发现，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才能让整个车跑起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我所谈论的中国作为全球经贸双循环中的“枢纽”，也是在传动轴这个意义上。
02、“战狼”心态，并不可取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疫情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有一些相互不信任的声音。
网上曾经流传着一个“战狼”式视频，一个年轻人用待出口的口罩擦脚。这种视频传播到海外，负面效应大过多少次正面努力所带来的效应。
一种可能性是，导致中国的各种努力不容易获得国际的信任，乃至被恶意解读，导致国际关系上的恶化。
国际关系上的恶化，反过来在国内的网络舆论中又引发出连锁反应。网络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点燃了。抱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与渴望中国更多融入世界的人陷入争吵，动辄把对方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到爱国与否的层次上。
双方在不同频道上各说各话，“鸡同鸭讲”，不仅无法对话，还觉得对方完全不可理喻。最后理性只能让位，情绪站到前台，观点之争沦为立场之争，立场之争又沦为情绪之争。
在这样一个言语冲突的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和立场，做出各种站队。少有人真正去理解对方的逻辑和理论。
这种过程没有什么建设性，一些社会的基础共识破裂了。
然而，10年前，我们在微博上看到的各种讨论，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过去的争论基于逻辑，现在的争论基于立场。
为什么会这样？我有几点看法：
1. 公共空间变窄
我的一个分析是，舆论场中建设性讨论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共空间变窄了。
十几年前，互联网上还没有今天这么多内容，人们获得信息的首要来源就是电视和报纸。
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就是，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不久，跟两个同学聊天，其中一个说到自己新租了房，各种家当都置办好了，但是还没有电视，另一个就随口评论了一句：“最重要的东西反倒还没有置办。”
在当时电视是最重要的家当，没有电视就相当于切断了人们获取信息、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通道。
当年的报纸也起到差不多的作用，我到现在仍然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读大学时，每周固定的两天，各个男生宿舍抢那一份《体坛周报》，因为那是为数不多的能看到体育新闻和评论的途径之一。电视、报纸还构成了公共话题的设定者。
在这样一种共享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在其中进行公开交往与辩论的人，多半都是熟人或准熟人关系。所以即便有争论，也会有所节制，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保持基本的面子。即便是公共发声，其立场和情绪也会被本地化的社会关系所中和。
所以在那会儿人们的情绪被节制住了，辩论就会往理性的方向去走，辩论的目的是努力说服对方。
这些都使得人们必须习惯于与抱持不同观点的人共存。
在今天，由于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和推荐算法的出现，使得公共空间越来越小了。整个逻辑全部变了，共享的公共话题越来越少了，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基于算法而个性化地推过来的。
每个人的阅读时间都被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填充得满满的，没有精力再去涉猎其他；同时每一个人阅读的内容都不一样，公共话题就进一步弥散掉了。
人们不再有共享的时间，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看到自己想看的内容，不再受制于电视的播放周期或报纸的出版周期。
人们也不再享有共享的空间，因为和你讨论同一个问题的人，可能是网上永远没有机会见面的人，而你和身边的人，可能反倒没有那么多的共同话题。
2. 人们深陷“信息茧房”
这就形成了现在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信息茧房”。推荐机制大大压缩了人们接触到不同信息的机会，人们迅速进入了单向度的信息茧房。
有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立场的人在网络上很容易聚合在一起，这些人的日常讨论、互动也会不断强化既有的观点和立场，起到和推荐算法差不多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茧房”效应。
同时，社交媒体时代轻社交的特征，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属性，在网络上都被剥除了，网络社交就只剩下单一的身份维度。人们因此没有了节制情绪的动力，大家一言不合便可能“大打出手”，大不了拉黑走人，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争吵很快就会升级。
情绪迅速就会替代理性，逻辑变得不再重要，人们会逐渐强化自己本来也许未必那么坚持的立场。
所以当每个人都处于“信息茧房”时，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和谐，但渐渐地，人们越来越不习惯和不同的观点共存，进行建设性的公共讨论的能力迅速下降。
一旦黑天鹅频频起飞，公共事件击穿了茧房，人们被迫进入一个没有公共性的“公共空间”，离开了舒适区，本来就一肚子怨气，又看到各种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正好构成撒气的对象。
各种争吵使得社会的“公共性”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弭。
3. 近代史的单向屈辱叙述
“网络战狼”观念的形成，还有一种原因，与我们对于近代史的“屈辱史”单向度叙述有关。
主流当中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述，是一种屈辱史叙述。毋庸讳言，中国近代历史上肯定是有很多屈辱，但是在屈辱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却都被屈辱史的单向度叙述给遮蔽掉了。
近代历史是中国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过渡阶段，如果没有这个过渡，今天的中国人也许还在裹小脚、坐马车，还在梳辫子。
而这种转型靠中国自身是没有能力独立完成的；它需要有外部的刺激作为转型的动力，需要外部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要素、新的观念系统等一系列东西，来提供转型所必需的条件。这是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互构过程中才能完成的。
近代历史肯定有屈辱，但在整体历史过程中，这是1个指头，还有另外9个指头，是更加宏阔的转型过程，是中国与世界相互塑造的过程。如果仅仅抱持屈辱史观，剩余的9个手指头就会被遮蔽掉。
在屈辱史的观念统摄下，由此形成一种复仇心态。因为在有些人眼中，你都如此屈辱了，为什么不复仇。如果你力量很强大了，为何仍然不复仇。
这样一种复仇心态就会导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个社会当中以各种方式往外拱。
屈辱史叙述当中内蕴着“受害者”心态，这种心态面对世界的时候没有安全感。在网络上经常看到“落后就要挨打”的说法，试图以此来提醒国人要“提防”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受害者”心态渴望不再“挨打”，于是总会欢呼“厉害了”。各种矛盾的观念，在根本上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信，于是会有各种激进的表达，这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各种“网络战狼”言论。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成本急剧下降，越是偏激的、越是容易引起误解的信息传播得就越快，世界上很快就会看到这些偏激言论。
如果社会情绪都往这方面发展的话，它会对中国的对外交往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会压缩我们的外交政策空间。
比如去年3月下旬，西方国家疫情开始暴发后，紧急从中国购买口罩。此前两个月中国疫情正凶猛之际，有大量厂家紧急上马生产口罩，品质良莠不齐，到了这会儿便有一些劣质口罩被卖到了西方国家。
这引发了西方舆论界的批评，而中国的网络上则出现了一种针锋相对的表达：“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口罩质量不好，那你就别买啊！”
这样的表达给对方的感受是，自己受到了威胁。这可能会破坏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
我在前面讲中国制造在成本控制能力上有多强，但成本优势只有在别人不从安全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才成立；如果信任关系遭到破坏，中国的成本优势也就不成立了。
所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世界还是需要建立起码的互信。
一方面，中国不需要与世界对抗，另一方面，中国是全球化深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中国不可能自外于这个世界的。如果互信丧失，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会是巨大的伤害。
如果美国对中国始终抱有不信任，那中国就应做出更多的努力，让世界其他部分觉得中国是个可信任的国家。毕竟，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是否可信，不是美国说了算的。
中国应做的这种努力不只是给一些援助，真正的信任，基于能够带来稳定预期的规则。
目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能够参与底层秩序的博弈，这也意味着它是能够参与规则的生成与修订的，但能够顺利进入到这种工作的前提，是摆脱“受害者”思维。
未来中国如何选择，是影响走向的一个重要变量。过于民族主义式的玩法，是不能持续的。你越民族主义，距离世界就越远，最后受损的还是自己。
所以还是应该有理性的声音——千万不要逞一时口舌，误了大局。
03、我的4点建议
这种困局又该如何突破？对此，我有几点建议：
1. 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格局观
电影《教父3》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
“憎恨”是一种情感，是一种强大的行为驱动力；“判断力”则是理性，它可以帮助人辨别事实。如果被情感遮蔽了理性，就无法看到事实，无法做出有价值的判断。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心态和格局，只有在成就世界的时候，才能成就自身。
怎么做？
德国的历史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二战后的德国曾面临两个非常艰巨、又彼此矛盾的任务：一是德国需要完成重建，二是德国必须获得邻居的信任。
然而，获得邻居信任的前提却是德国不能重建，它一旦重建了，变得强大，邻居就会很恐惧；可是德国不重建的话，它就可能爆发革命，进而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样一来，邻居就会更加恐惧。
面对这种两难，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想出一个办法：德国必须放弃“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的观念，让德国变成“欧洲人的德国”。
德国就拉上法国、意大利等6个国家，各自把一部分经济主权拿出来，推动成立欧洲煤钢联营，将煤和钢的生产纳入一个超国家的委员会来管理。在委员会中，各国的煤和钢的生产和用途对于成员国都是透明的。
在当时，煤和钢是发动战争最重要的两种原材料。
在委员会机制下，其他国家随时知道德国煤和钢的产量和用途，一旦发觉不对，马上可以在委员会层面上叫停；当然，德国发觉其他国家不对，也同样可以叫停。这样一来，各国之间基础的信任关系就能建立起来了，此时德国的复兴不再为邻居所恐惧，两个彼此矛盾的任务也就同时完成了。
德国通过一种新的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去政治化”，或者说得更深刻些，“去武器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复兴也就等于欧洲的复兴。
到今天，德国对欧洲的影响力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没有任何人恐惧它，相反，有很多国家都在主张德国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逻辑和阿登纳时代已经有巨大区别了，但是人性是恒定的，信任机制如何能够建立起来，也有一些恒定的基本原则。德国经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2.从“0到1”更需要“脑洞”，而不是砸钱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的创新能力仍然是最强大的。
中国有很多网民说我们可以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就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二三十年一样。然而，只有在那些非引领性、非前沿领域中，自力更生才是可能的；在前沿领域的引领性尖端技术上，是没有被人验证过的领域，根本还不知道努力的方向，这种情况下靠自力更生是不行的。
前面说过，“从1到N”的领域，中国是非常厉害的，这里面有很多是西方做不到的；但“从0到1”所需要的条件，有一些非常硬的东西，不能一厢情愿。这种创新首先需要一种自由的研究空间。
在一个还没被任何人验证过的领域，根本都不知道明确的努力方向以及成功的可能性，这种时候就必须让“脑洞”和“脑残”都可以自由地去尝试，因为在当时也没法判断究竟哪个是“脑洞”、哪个是“脑残”。只有允许100个“脑残”，才会出现一个真正的“脑洞”。
真正的创新在最初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荒唐，但是100个荒唐的尝试里面会有一个天才真正爆发的。如果一开始就拒绝了那99个的话，你就不知道那1个在哪儿。
所以对中国而言，我们首先要跟世界有足够的开放性，不能把自己孤立在整个世界的科研体系、技术体系之外。第二，应该有一种更加自由的研究创新氛围、制度环境，在制度上保障更多创新的自由度；在评价机制上，对失败有更大的容忍率。
从“1到N”靠砸钱是有机会的，但“从0到1”需要更多的是脑洞。所以政府应该去提供足够好的基础设施，让100个荒唐的点都有机会去试，然后剩下的就让市场的力量来自由抉择。
3. 为一种新秩序的到来，做好准备
今天是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属于上个时代的各种经验和认知框架，可能多半会失效，世界已经无法回到过去。
在过去的农业经济时代，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匮乏，可以说那个时代是95%的人生产，5%的人消费；到了今天的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产品大为丰富，可以说是9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
而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大规模使用，有可能变成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这个场景正在应验，机器与自动化已经夺走数百万美国人的工作。
据麦肯锡研究，到2030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因此失业。
这就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试想一下95%的人不参与生产，工作已经被机器人做了的话，他们没有了工作，该拿什么来消费？如果他们没有消费力，那么5%的人又生产些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按照之前的老路走，任由它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得出现一系列全新的分配逻辑的变化。
一种新的财富分配逻辑可能会出现——数据分红。
现在的数字巨头之所以能在极短时间内积累令人目眩的财富，原因之一是用户活动产生的数据都被巨头拿走使用了，而用户对这些数据的权利并未获得兑现。
那么，未来很可能用户可以基于自己的活动产生的数据获得分红，这种分红模式将会是未来“5%的人生产，95%的人消费”时代中的一种新的分配机制，它蕴含着新的分配正义。
实际上这种分红机制，在今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了，比如抖音的用户刷抖音足够长的时间，就可以获得抖音的分红。只不过，现在的分红行为还很局限，未来有可能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当中。
而一旦涉及到分红问题，马上又会涉及到数据的定价问题，以及数据交易过程当中的安全性问题等等，这些都需要新的数字治理机制来应对。
我在《破茧》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开了比较大的脑洞，构想出了一个“全球数字治理联盟”的机制，并且还进一步构想了其中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
这些脑洞更大的价值在于作为一个靶子，期待通过它能把一些问题域打开，吸引更多人一起来更加深入的讨论这些问题。这是今天很紧迫很必要的问题。
我在上一本书《溢出》中谈到，在当今这个历史阶段，很可能需要商人秩序出场了。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演化，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现实当中在运转的经济空间和各国的政治空间已经高度不一致了，无论是互联网的虚拟经济还是制造业的实体经济，都在穿透国界运行。
穿透国界的经济空间是由商人主导的，而不是国家主导的，但现在的经济治理秩序却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运转的，像WTO、IMF以及各种区域性的经济组织，都是这样。
这就意味着，真实的经济活动处在一种治理规范缺失的状态。这种规范缺失的状态很难由国家主导来弥补，而只能是参与具体经济活动的商人为主导来建立，这就是商人秩序。
在《破茧》这本书里，我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商人秩序有可能以数字巨头所推动的全球数字治理秩序作为起点。
4. 中国需要开放，更大的开放
我们把视野拉高一个维度会发现，国际秩序的演化有一个基本逻辑：它是一个开放秩序与封闭秩序相对抗、开放秩序在对抗中不断扩展的过程。
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成长，都是在高度开放的状态下实现的。
回到当下，现在社会上有些声音认为中国已经不需要世界、不需要开放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妨先看看拿破仑的教训。当年拿破仑采取“大陆封锁政策”，代表欧洲大陆封锁英国。
在大陆封锁的前一年，1805年，英国对外出口额是4820万英镑；在封锁了4年后的1810年，英国的出口又是多少？结果大跌眼镜，不降反升，英国的出口额达到了6100万英镑。
为什么英国可以做到这种结果？
因为英国事实上维系的是一个开放的海洋秩序，而全球贸易是通过海洋来进行的，维系开放的海洋让所有人上来做生意，英国从中收租，这是它的最优选项，而其他国家也会愿意参与到这种开放秩序当中，因为这样自己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市场——全球市场，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则把盟国圈禁在一个小市场当中，这是违背盟友的利益的，盟友因此便会想各种办法违反拿破仑的政策；另一方面，小市场的效率是低于大市场的，最终也一定会被大市场吃掉。
封闭秩序最终的命运都是融入开放秩序，咨诸人类历史，没有过例外。
所以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开放，更大的开放。
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国际治理的改革中，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国内的改革，让中国内部的规则跟外部能够更好地对接。这种对接过程，是要让世界真正相信：我会更大的开放。
中国作为全球双循环结构中的枢纽，必须得通过世界秩序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也才能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所以，中国必须得走世界主义路线，更加开放。
只不过，这里所说的世界主义路线，不应当是基于抽象理念的，而应当是基于对现实当中各种利益冲突的承认，找到各方共存、共同发展的秩序逻辑，这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施展教授著《破茧：隔离、信任与未来》，文章仅代表作者，不代表正和岛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