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建芬反弹琵琶，「思念不一定是灰颜色的」，以前唱思念总是伤春悲秋，事实上人类的感情「是一种期待，期待就是有希望。」明快的旋律和节奏，与人们习惯的看法形成一个反差，与88年欣欣向荣的社会氛围完美融合。
其实谷建芬「不随波逐流」的特性，从更早的时侯就能看出来了。
那时是1978年，谷建芬事业中最重要的一年。这是新时期的第二个春天，人们对未来充满热忱，憋在心里的话时间太长了，都想要把心里的歌唱出来。
那年谷建芬43岁，中央歌舞团给她派下出访拉美6国、收集国外歌曲资料的工作，总共100天。那短短3个月里，当地人民「鲜活生动、饱含热情」的生活方式使谷建芬灵感迸发，她创作*强烈，在稿纸和钢琴前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然而，让她真正开始创作的，是一个并不美好的契机。
改革开放那会儿，年轻人是听歌唱歌的主体，他们没有歌唱，因为乐坛寂寞太久了。他们「饥不择食」，拎着录音机，只得听邓丽君，戴蛤蟆镜，穿喇叭裤。当时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小花》，主题曲《绒花》由李谷一演唱，收录在专辑《乡恋》中。为了唱出电影中的感觉，李谷一首次在国内使用「气声」，听起来嗲声嗲气的。
社会上的长辈一时间难以从沉闷和保守中解脱，接受不了这种巨大的转变，称李谷一的歌曲为蛊惑人心的“靡靡之音”，听了会让人不思进取，并且禁止李谷一登台演唱。
那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获得15万张票高位当选。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这是流氓喜欢的歌。谷建芬就坐在下面听着，气不打一处出来。
回家后还在生气，先是为好友李谷一不平，再是「同情这些年轻人」，她说孩子没歌儿唱，是怪老子没给他准备好。怀着这种愧疚心，谷建芬想着创作一首歌，这首歌要满足3个条件，一是调不要高，二是音域不要宽，三是要「说着唱」，让年轻人们都能唱，在这个大好时辰，「自己给自己玩一把。」
于是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问世，冲破时空，成了年轻人们最喜欢的歌。
看到年轻人们喜欢，谷建芬就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谷建芬认为，歌曲是为人民创作的，在日本生活的那几年，有条社会俗语让她印象深刻，「睁开眼往上看，那是天；平着眼看，全是大众，没有人在下。」音乐不分谁贵谁贱，社会给的那些规定，都是对好音乐的亵渎。
后来为了创作校园歌曲，谷建芬还专门去北京大学体验学生生活，学院里独有的纯真的朝气被化作音律，变成一首《校园的早晨》，沿用至今。
这一首接一首的通俗歌曲，让谷建芬受到批判，他们说「她创作的音乐毒害了中国的年轻人」，母校也说「没想到谷建芬堕落到如此程度」，一场接一场的研讨会洪水般向她涌来。
惊愕的是，在这种反抗声下，谷建芬丝毫没有动摇，心灵如明镜般澄澈，「我于是没必要扭扭捏捏，我只有写出我的作品，让唱得最好的歌手呈现在社会面前，让我的作品、让培养出的人才去回答。」
谷建芬继续写歌。闲暇时光，还自己出门给自己“讨个说法”，她带着自己的作品,乘公汽到北大,到人大，到工厂,又或是到幼儿园,开自己的作品演唱会。她拿着20首歌,在黑板上写出名,弄个话筒支在那儿，一首一首地弹,一面弹一面讲这首歌是怎么回事。
先生在旁边发一张白纸，让听众写写对歌曲的看法，她只好奇「老百姓喜不喜欢我的歌，我的歌是不是资产阶级害人的靡靡之音」，至于其他非议，她不想管。结果呢？99%的听众都说这些歌都非常好,那些活动回来后，谷建芬心里更踏实了,就这样，「我就给自己平反了。」
人一生要经历多少苦难，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谷建芬化作春雨润物，却被错认为洪灾的始作俑者。当时带着谷建芬走出低谷的还有两位友人——「南朱北李」，南方的朱逢博和北方的李谷一，都是著名歌唱家。
谷建芬和朱逢博
之前谷建芬还在为李谷一鸣不平，现在反过来，听说谷建芬有难处，她立马致电说:我支持你，我来唱你的歌。而朱逢博之前与谷建芬素昧平生，在太平洋录音棚里草草写下一封信，她在信中说「你要坚信自己的方向,不要停你手中的笔。我现在就决定录一版专辑，里面全是你的歌。」
这些老艺术家们信仰坚定，拿着烛火互相扶持，走过那一段黑暗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