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就雪山冰川冻土专列条款，规定建立健全保护制度，将大型冰帽冰川、小规模冰川群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对重要雪山冰川实施封禁保护，严格控制人为扰动，开展雪山冰川冻土与周边生态系统的协同保护，维持有利于雪山冰川冻土保护的自然生态环境等。这对于响应气候变化，稳定江河冰雪水源，保障未来水安全，有重大现实和前瞻性意义。
青藏高原之所以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我国和亚洲多条重要江河的源头，不仅因为世界屋脊地域辽阔，产流多，更有累积和融化相对稳定的“固态水库”冰川做后盾，全国4.8万条冰川除少量分布在新疆外，主要在青藏高原。然而，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青藏高原也是全球气候变化敏感区，冰不耐热，增温效应导致冰川正在发生异常变化。有关研究表明大部分冰川都在退缩，厚度在变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冰川面积缩小约18%，年均减少243.7平方千米。最新科研成果显示，2000年至2020年，青海省冰川数量、面积和冰储量分别减少128条、464.63平方千米和29.58立方千米，固态水正在快速融化。
物质不灭，固态水减少之日便是液态水增加之时。水文数据等资料显示，1956-2000年、2001-2021年、2005-2021年3个时间段，青海省年均出境水量分别为596亿立方米、660亿立方米、686亿立方米，出境水量呈递增之势，年均2005年之后比2000年之前多90亿立方米。同时，当地湖泊数量和面积快速扩张，2000年以来面积1平方千米以上的湖泊数量和面积，分别增加27个和2220平方千米。2009年以来，三江源地区大于50平方千米的湖泊群面积，平均每年增加51.76平方千米。
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冰川融水量“先增后减”效应，必将使江河径流由“降水和冰川融水补给型”变成单一“降水补给型”，导致水循环过程和灾害风险加剧，水资源不稳定性增加、可用水减少等，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无疑亚洲水塔“红色警告”一再响起，如何缓解增温效应和冰川退缩，怎样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是国家正在以双碳目标等举措积极应对的重大问题。《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将固态水库冰雪纳入保护对象，可谓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然而，也有只见江河源头水量增多而不见冰川加快消融，以至于把这一变化经常作为生态保护成绩予以宣传推介的，见诸于媒体的赞美不绝于耳。如：中华水塔水源涵养能力增强，出境水量呈现递增趋势；十年来黄河源头水源涵养能力不断提升，湖泊数量由原来的4077个增加到5849个，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千米；三江源国家公园从试点到正式设立，水体和湿地面积增加300多平方千米；通过持续治理、久久为功，青海湖面积相比10年前增加约220平方千米，相当于100个西湖的水量等，“绿色宽慰”之情溢于言表。
这就有些矛盾了。绝不怀疑近年来三江源地区水量增加的说法，从有关数据看无论河流外排水还是当地湖泊湿地水，确实都比过去多了。也绝不半点抹*青藏高原地区多年来艰苦卓绝的生态保护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但水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究竟是气候变化促进冰雪融化成水，加大了对河流湖泊湿地的水补充，是示于世人的红色警告，还是缘于生态保护显著增加了当地降雨量，以致可以视作绿色宽慰，这不仅涉及到对气候变化影响高原水塔的科学认识，对生态保护可能效应的科学评估，也事关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有关立法精神的认识和保护规定的落实，理应实事求是搞清楚才是。
气候变化是大趋势，冰川加速消融退缩也是事实，均系国内外环发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因此，客观说当前三江源区水量增加，应该主要是冰川融水补给多了，增温效应使固态水更多变为液态水，冰川变少变薄和地表水、外排水增多是因果关系，实质是被动的有水快流、寅吃卯粮，隐含着未来河流水量减少等严重的水安全问题，就可持续发展而言是挑战而非机遇。
而一个地方降雨量主要是气候系统在主导，一般是常数，通过生态保护很难显著增加，我国干旱地区有很多自然保护区，并未使当地由干旱变得稍微湿润一些，建立自然保护区也从来没有增加降雨量方面的诉求。从更大区域看，黄河径流量只有长江的近1/20，流域性水资源高度紧缺，近年国家十分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但据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分析，2022年黄河流域降水量为477.7毫米，仅接近常年水平，也说明生态保护和降雨量并无显著相关性。三江源区气候暖湿化明显，格外重视生态保护，还开展人工增雨等，也许降雨量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不能把冰雪加快融水的因素排除在水量增加之外。
看来，三江源区生态保护有关推介、宣传，急需克服窃喜于随冰川消融而来的水量增加甚至作为工作成绩，势必陷保护于更大被动的做法，以利把思想尽快统一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精神上，自觉增强水量增加的红色警告感，破除水量增加的绿色宽慰假象，积极为减缓冰川退缩、减少固态水非正常大量变为液态水，做出更多适应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