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面带冷笑地回应到：“你要问我的健康状况是活一天算一天？那你就错了。我这段时间想到了无非就是一个‘死’字，这个字一天不来，我就一天难以报答校长的培植之恩。想起被俘的时候，我用石头砸自己的头，没死；现在旧病缠身，但我还是没有死，留此残生何益。”
不过，随着杜聿明接受的先进思想越来越多，他之前的顽固态度也发生了一丝松动。尤其是在他见到在长沙宣布起义的陈明仁、李明灏二人后，杜聿明在思想上受到的震动更为剧烈。
在跟文强谈到见面后的感想时，杜聿明说：“我深知这二人反共之坚定、对校长之忠诚，无论如何都万万不会起义投降的。尤其是陈子良（陈明仁的别号），他在东北打的共军连连退却，于情于理都不会跟共产党走到同一条路上。但我确实想不通，他们这二人为什么就起义了呢？难不成这二人起义是假的？”
文强在思想上没有向杜聿明那样顽固，他说：“我觉得这二人的起义没有半分虚假。从报纸上的消息来看，他们俩想必是经过了何其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宣告起义。老哥，你不能单单把长沙起义这件大事怪罪到陈子良一个人头上。你想想看，长沙除了陈子良外，还有程潜程老先生。这位可是号称党国的忠魂，连他这样顽石一般的老先生都宣布倡导和平起义，这其中肯定有不少大道理的，值得你我去深思、去反省啊。”
二人交谈甚久，在言语之间感受到了国民党的人心向背和共产党的众望所归。
除了自己对民心所向的感悟之外，人民政府对杜聿明等一众接受改造的战犯无微不至的关怀也让杜聿明体会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杜聿明此前患有多种疾病，长时间担当国民党的“救火队员”让他没有时间来调理身体。
但当他进入功德林后，管理方专程带他前往北京理疗设施完善的医院治疗疾病，还派专人前往港澳采买专门的药品为他使用。出院之后，管理方专门为他开辟“小灶”保证他的营养摄取。在当时全国上下仍旧处于百废待新的状态下，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人民政府对一众战犯潜移默化的教育渐渐起到了不错的效果。杜聿明在病愈之后更加热情地投身于对自身所犯错误的检讨和批判，还积极参加管理所内的生产活动。为了节省开支，亲自担任缝纫组的组长，带领整个缝纫组包下了整个管理所所有人员的冬装制作。
由于他在管理所内积极改造，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以第一批特赦战犯人员的身份走出了管理所，回到了这篇充满希望的红色大地上。
“黄鼠狼给鸡拜年”在杜聿明重获自由之前，在台湾过着窘迫生活的妻子儿女通过一个特别的方式收到了他人依旧健在的消息。
1957年的一天，曹秀清突然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在寄信人的一栏上，写着自己女儿和女婿的名字。这位女婿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信的内容不多，里面十分含蓄的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近段时间，我与您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他非常的关心您，惦记着你们母子在台湾的生活过得如何。
信件阅毕，曹秀清马上意识到这位“老朋友”正是她日思夜想、心心念念的丈夫杜聿明。欣喜若狂的她马上提笔给女儿回信到：请你代为转告我的老朋友，我和孩子一切安好，不必过于惦念我们，有朝一日我们必能相见。
关于杜聿明如何与远在海外的女婿一家取得联系，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当杜聿明还在功德林接受改造的时候，杨武之教授亲自从上海来到北京，看望这位儿女亲家。在寒暄一番日常之后，杜聿明了解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台湾生活的种种状况。之后，杜聿明委托老丈人将自己的近况传达给远在美国的女儿和女婿，请他们代为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传达。
曹秀清对现状十分清楚，按照当前大陆与台湾的局势，如果自己一家想要跟丈夫见面，唯有取道美国才能实现一家人会面的愿望。为此，他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自己要去美国和女儿女婿相聚的要求。然而，台湾当局也通过各种渠道获悉了杜聿明在大陆的情况。出于某些特殊原因的考虑，蒋介石给曹秀清提出了一个特别的建议：舟车劳顿，远赴重洋颇为不便，望弟媳在台等待相聚。蒋介石的这一道命令基本上封死了曹秀清前往美国的设想。
不过，事情的反转就是如此突然。
1958年的某天，宋美龄通知曹秀清有事要跟她说，突然派出车辆请曹秀清来到了士林官邸。曹秀清先是一脸疑惑，但转念一想：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在情况不明的时候，以不变应万变为上。
刚一见面，面带笑容的宋美龄就握住曹秀清的手说：“杜夫人，听闻你的女婿杨振宁博士拿到了诺贝尔奖，恭喜，恭喜。杜夫人和自己的女儿女婿久未见面，想必您也有去美国探望他们的念头吧。”
曹秀清这时候已经对宋美龄的意图了解大半，等待着宋美龄接着表示自己的意图。“杨博士是难得的人才，希望杜夫人你从美国回程之时，带着杨博士在台湾暂留一段时间，协助总统完成大业。”宋美龄说到。
这时，蒋介石从他处来到会客室，“关心”地问曹秀清：“孩子们最近过得怎样？你的身体是否还好？”
曹秀清心想:在我一家有困难的时候，你百般为难我们一家，这个时候反倒对我嘘寒问暖，不觉得问心有愧吗。于是曹秀清平静地回答到：“长子去年没钱完成学业，自尽了。我操劳多年，身体自然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