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木匠，他的木工手艺闻名乡里，十里八村的老少爷们都夸他是“鲁班的儿子”。
这样算起来，我就是“鲁班的孙子”了。
这孙子——“我愿意”，比“第多少代传人”靠谱和拉风多了。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父亲就开始忙活起来，不是给东家出嫁的闺女打套嫁妆，就是给西家娶亲的男方做套家具。
画墨雕花，开榫打卯，上漆抛光，哪一项都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我们家现在还有几把父亲做的老式椅子，完全榫卯结构，都快接近我的年龄了。这么多年，就是不坏，好像有“金刚护体”。
这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几年回老家，母亲偷偷把一把椅子放到了车的后备箱，回到郑州后我才发现。
母亲知道我太忙，有时清明节、十月一也回不去，有把椅子陪伴，仿佛父亲就在身边。
有时忙完一天工作，夜深人静十分，一个人坐在那把椅子上，还隐约能感受到父亲的余温。
为了孩子上学，这些年频繁地搬家，但那把椅子一直跟着我们。
“一把破椅子”！孩子有时还不以为然，“那是你爷爷”！
因为父亲手艺精湛，乡里乡亲收费又都是“象征性的”，父亲的口碑非常好。周边村庄甚至乡里有什么木工活儿，都会来找父亲。
我记事起父亲就“出名”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那一手绝活儿是跟谁学的。
后来县里开了家家具店，父亲专门骑车二十余里去参观。说是参观，其实就是“偷师”。
那时候，照相的师傅还常走街串巷，后面会跟成群结队像我一样的小朋友，追着看“西洋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照相机是稀罕物。
父亲虽然没上过什么学，但他记性好。
抢人家的饭碗，又怕被人发现，很多家具的图案他也不敢拿纸拿笔画下，完全靠脑忆、凭心记。回家后再逐一实践，有的没记清就骑车再跑一趟“参观”。
反复几次，就化为己出了。
父亲把新学来的图案应用到家具制作中，颇受欢迎，接的活儿更多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伴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发轫，办公也开始趋向自动化，又加上南方家私的入侵，纯手工的木工活儿就越来越边缘化了。
我也曾动员父亲买上电锯、电刨，积极投身“自动化”工程。他不置可否。我知道，手艺是他倔强的坚持。
我上高中之后，父亲就接不到什么活儿了，那些陪伴他大半辈子的墨斗、钢锯、凿子、刨子等，他也舍不得扔掉，有的挂在墙上孤单凭吊，有的堆在墙角寂寞余生。
偶尔回家去老宅里看看，有的还在，锈迹斑斑，尘灰安然。好像在等它的主人。
因为走得匆促，父亲连张像样的照片都没有留下。为此母亲也不止一次抱怨。
在他去世五周年的时候，我请河南油画界的“教父”曹新林老师给父亲画了张像，底板是从我结婚录像中抠出来的。弘一法师临终留下四字偈语“悲欣交集”，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父亲是一道“天然屏障”：他在的时候，你和死亡中间还隔着一个父亲；他走了之后，好像网络没有了“防火墙”，消防失去了“隔离板”，你与死亡，触手可及，随时随地。
这种彻骨感受，近年与日俱增。
莫文蔚在《这世界那么多人》里唱到：“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当“我们”只剩下“我”——光阴的长廊，无人的空荡。
父亲的一生没有活成一首“散文诗”，更没有活成一个“惊叹号”，他是中国农民的九亿分之一。分母很大，分子是一。
那是我的唯一。
我虽然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但我始终记着：我是“鲁班的孙子”。
父亲的手机号是我给他办的，他走了之后小妹一直在用。手机换了不少，但号一直保存，“人群中，敞着一扇门”。
回家的路，虽然漫长，幸好，父亲记性好。
（作者 李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