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自己的体会,读《大学》,有几个层次,或者几个境界。
第一个层次,贸然孤立地读大学。
第二个层次,在《四书》(论语、孟子)的基础上读大学。
第三个层次,在《五经》的基础上读大学。
第四个层次,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读大学。
第五个层次,在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读大学。
第六个层次,在清朝考据学的基础上读《大学》。
第七个层次,在通晓全球各大文明,各大宗教,各大思想流派的基础上,读大学。
第八个层次,在当今现实背景下读《大学》。
我感觉,现代人读《大学》,必然要经过这几个阶段,第八个阶段是最终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也是应用阶段。
恕我直言,我感觉你们二位,至多在第四、第五阶段,即程朱理学阶段,和阳明心学阶段。这是远远不够的。
宋明理学是有问题的,就是受道家和佛教影响太重。尽管宋明理学以排释老为己任,但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并不彻底,而不知不觉的夹杂着道家佛家的思维理念。
朱熹的弊端在,即物穷理,导致“支离”。最著名的故事就是阳明格物,累晕了也搞不懂。
很遗憾,从你的表述中,看不出清朝考据学对宋明理学不足的补充在哪里。
或者说,你没有真正理解清朝人考据学的贡献在哪里。
如果理解了,就不会如此看重钱穆。
钱穆就没有理解清楚考据学,所以他很重朱熹,晚年写了很厚的《朱子新学案》,还提什么《天人合一》是中国学术之大本。其实都是无知之论。
如果你真正理解了清朝考据学,理解了戴东原,你对《大学》的表述,自然不会这样,无需专门说清朝考据学的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在我面前提什么牟宗三,在我这里,他无非是将儒学康德化的儒家败类。
王阳明心学的提出,就是为纠正朱熹之偏。程朱理学把“理”定为一个超绝的、先验的、独立实存的,抽象实体,而且这个实体是世界之大本,也是人心之大本。世界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心,不是分有这个“理”,而存在。那么人生的最高意义,你是通过研究万事万物,去发现这个理,然后,与这个理合一,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如果我们研究了印度奥义书思想,研究了希腊哲学,研究了基督教。朱熹的理,和西方宗教中的“真理”,实际上是一回事。这个真理其实就是神,只是在宋明理学中,在程朱理学中,这个理的神性要弱很多。
所以我怀疑,宋明理学,不仅受到佛教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婆罗门奥义书思想的影响,甚至还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张载的变化气质说,可能是来源于基督教。
基督教认为,人天生是罪人,上帝通过将圣灵注入人的内心,人的内心就变化了,变成“义人”了。这种思想是张载变化气质的思想渊源。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所做的改造是,将“外在之理”变成“内在之理”,程朱理学认为,理存在于人心之外,理赋予人心,留在人心,就成为性。所以程朱理学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性即理”。
陆王心学认为,理并不存在于人心之外,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内,是本于人心,由人心所发出的。所以,“性”就不是对理的分有,是理对人心的赋予,而是人心天生就具有的。
理就是所谓的“良知良能”。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
陆王心学也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心即理”。“性即理”和“心即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之理是外在之理,后者之理是内在之理。
在禅宗中,顿悟和渐悟并不是两种方法,而是正确和错误之别。顿悟是正确的,渐悟是错误的。禅宗就是顿悟,反对渐悟,反对任何形式的修炼,倡导即心即佛。
因为对理的理解不同,所以对于如何才能够获得理,如何学习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截然不同。
因为,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外在的,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万事万物皆有其理。所以学习理的方法,就是研究万事万物。通过研究万事万物,来获得理。
而陆王心学,认为理是内在的,天然存在于人心之内。外在之理,都是由人心所赋予给外物的,理和外物,都是因人心的存在而存在。所以王阳明说,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对大学“格物”的解读上。
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正物”,“正物”就是合理的安排、对待外部事物。比如如何处理好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之类。当我们思考“正物”时,自然就会发现“正物”之理,这个理起于内心的,发自内心的。朱熹对“格物”的理解,就是去研究事物,从中发现理。
由于把理从人心之外拉回人心之内,所以王阳明的确对纠正了程朱理学的一个错误。但是王阳明并没有最终从理学的陷阱中跳出,彻底摆脱理学的弊端。
理学的真正弊端是,把理看成先验的独立生存的抽象实体。无论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王阳明认为,这个先验实体在心之内,朱熹认为这个先验实体在心之外。
当王阳明把理这个先验实体,拉回人心之内时,解决了朱熹的人依附于外物的问题,但是也导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轻视学习,蔑视先贤,就是“满大街都是圣人”。准确的说是,满大街都是自以为是的“圣人”。
王阳明心学之所以会导致轻视学习,轻视教化教育的结果,因为他把知识先验化,实体化了,这种先验化实体化的知识,就包裹在理中,天生就存在于人心之中。
既然知识是先天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那么人是无需学习,就自动拥有这些知识储备。
所以笛卡尔的哲学,如果有所本,一定本于王阳明。笛卡尔的生活年代是1596—1650 ,王阳明是1472—1529,后者比前者早一个多世纪。
到了明末清初,学者们日渐意识到了宋明理学整体的弊端,于是他们企图回归孔孟本意,方法就是文字考据。
通过研究孔孟时代的文献,去理解和恢复孔孟本意,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孔孟时代并没有直接留下任何文献。《五经四书》这些儒家经典,是在汉代形成。准确的说,是经过汉人之手整理的。
所以清儒就退而求其次,努力恢复汉学,恢复汉朝时期的文献,恢复他们对文献的理解。他们简单地认为,恢复汉学,就可以恢复孔孟本意,就可以恢复《五经四书》之本意。
所以清朝考据学也叫汉学。
梁启超说,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大反动,这是对的。但关键问题是,这样一个大反动,如何会出现?
现在的主流说法是,认为清朝是外族统治,所以比较高压,比较专制,导致清朝的学者,不敢讨论时事,所以只有钻故纸堆,做考据,对清学,存在很多偏见。
事实上,清朝考据学的出现,清朝对宋明大反动的出现,是受两个原因推动,与清政府基本没有关系。
第一个原因,是宋明理学固有缺陷。第二个原因,是西学的影响,具体来说是以培根所标志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以及英国宪政思想的影响。
对第一个原因,知道的比较多,大家也容易接受。但是对第二个原因,知道的比较少,估计也比较难接受。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所体现的宪政的思想,实际上来源于英国,其中介是传教士。已经有人专门做过考证。
总之,清朝考据学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成功恢复了汉学,复原了一些古书,也考证了一部分伪书。其中最著名的是,胡渭考证出,包括太极图在内的所有有关易经的图都是后出,伪造的。阎若璩考证出古文尚书是伪造的。
但是清朝学术的最大贡献还是义理的考证,对义理的梳理和清理,在这方面戴震是一个集大成者,可以说清朝考据学的精华,就集中在戴震身上;戴震的精华,就集中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这本书的主要思想,和主要贡献,就是消除宋明理学中理的,先验性、实体性,认为做一个先验抽象实体的理是不存在的。在先秦经典中,理是事物的纹理,它本身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表现,只有事物本身才是实体。
从本质上来讲,宋明理学实际上是一种神学,宋明理学的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神。
这种神是一个理性神,认为这种理性神,是万物的本源,万物都是分有这种理性神而存在。
人生的目标,就是研究这种理性神,然后达到人神合一。宋明理学换一个说法,就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实质,是神人合一。
清朝考据学,戴震的贡献是,废掉了这个理性神,废掉了神学。
然而,尽管清朝考据学恢复了汉学,废掉了宋明理学中的理性神,但是,并没有实现其终极目的,就是恢复孔孟本意,恢复五经四书的本意。
戴震自己非常看重自己的孟子字义疏证,认为它已经恢复了孟子本意,是一部“正人心”的大作。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在于考据学的固有缺陷。
考据学有两大缺陷,第一大缺点是,他假设汉学,汉朝的文献代表孔孟的本意,代五经本意,而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大缺陷是,它主要是通过追踪文字字义的变化,来确定文献的本意。而事实是,文字意义的变化,是历史环境变化的结果。历史环境的变化,比文字的变化,丰富得多。文字的变化是整个历史环境变化冰山之一角。只有恢复了整个历史环境,就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才能真正理解,经典的本义,以及对经典解读的变化。单纯的靠文字的变化,难以实现这个重任。
所以与戴震同期的章实斋,指责戴震,只知经学而不知史学,他在《文史通义》的开篇,提出“六经皆史”的说法,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也使得章实斋成为与戴震并肩而立的清朝学术的两大巨臂。
之所以说,汉学,即汉朝人解读不能代表孔孟本意,不能代表《五经》本意,原因在于,汉朝儒家的思想受道家和法家的影响比较严重,已经道家化了,法家化了。
所以韩愈说,儒家的道统,到孟子就中断了,宋明儒家也是持这个观点,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当然所谓的道统是没有的,儒家思想孟子之后发生了急剧变化,发生了法家化,道家化,是没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五经》本身也是历史环境变化的结果,里面也保留着历史变化的痕迹,尤其是对最古老的《易经》,这些更非是一个简单的恢复,汉学就能明了的。
由于《五经》是历史环境变化的结果,记录着历史的变化,记录着历史的冲突,准确的说,是外来文明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冲突,所以《五经》充斥着大量的矛盾。
当清朝人恢复了汉学后,不仅孔孟的本意没有恢复,《五经》的本意没有恢复,反而使得《五经》中的矛盾得以系统地暴露。
什么是《五经》中的矛盾?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在《周易》中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矛盾。
《周易》中存在很多矛盾,这里举两个最根本性的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矛盾。《易经》最深层的,也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核心的原理是,万事万物都是有对,对立的双方相反相成,相互转化,而且这种相互转化是永不停息的。《易经》用数字的奇偶,去模拟或替代矛盾的双方。数学运算会导致数字结果的奇偶性相互转化。比如,1 1=2,2 1=3,3 1=4…,计算结果是奇偶交错的,也可以看成奇偶相互转化。
所以《易经》的基本原理是,万事万物都有对立双方所组成的,而对立的双方,会永不停息的相互转化,这些转化,是自然的,自动的,自发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控制。而且,易经用数字的奇偶,去代替这种对立的双方。注意,我没有用阴阳的概念。因为阴阳的概念,在卦辞中从未出现。
第一个矛盾是,《周易》将乾坤两卦置于卦首,认为这两卦是64卦的根本,其他的62卦,都是自乾坤两卦而出,这代表天地创生万物,乾坤创生万物,还说什么天尊地卑。
当把乾坤当成万物的创造者,和支持者时,乾坤就成了神,是一种有神论,和易经固有的理论,理念相冲突。易经固有的理念是,世界是自然存在的,绝对不存在创造者和支撑者的。这种自然,是通过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来表现的。而且对立的双方是平等的,无所谓尊卑。
也就是说易经固有的理论,是无神论,自然论。
第二个矛盾是动态与静态的矛盾。
在易经的固有理论中,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转化,是永不停息的。矛盾的双方,或者说数字的奇偶,是相对的,动态的,而非静态的。不存在静态的奇和偶。当说奇,里边一定是包含着偶的,反之则反。不存在纯粹的奇,也不存在纯粹的偶。
但是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观念,就是阴阳的观念,以及五行的观念。阴和阳都是静态的,五行也是静态的。而且,把阴阳和五行看成世界的根本。这实际上是理性神学的一种,在这种神学中,把某种具体的物质的,或抽象的物质,看成世界的本源。印度和希腊哲学也存在这种现象。
这就是动态和静态的矛盾,实际上也是,无神和有神的矛盾。
系辞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形而上者之谓道降下者谓之器”,这些表述,实际上都混杂了物质化的神学思想,与易经的固有理论严重矛盾,严重偏离。
这种物质化的神学思想,把阴阳和五行,以及太极看成世界的本源。阴阳和五行都成了神,静态的神。
关于易经的矛盾,于是我总结的,清朝人还没有能力发现这样的矛盾。清朝人所发现的《五经》中的矛盾,都是基于文字学的,也就是基于考据学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礼记》中,“刑人”是可以在君侧的。但是在公羊传中,“刑人”是不可以在君侧的。刑人是指受过刑的人,在君侧就是可以在皇宫里为皇帝服务。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经典,所做的记录却截然相反。那么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像这样的矛盾,在《五经》中存在很多,清朝以前,很少人系统地关注这个问题,都是基于对经典的信任,忽略了这些矛盾,并给出这样那样的解释。
但是由于清朝是做考据,志于恢复经典的原意,所以个问题就突出来了。
随着考据学的深入,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考到最后就是,哪部经典是正确的,该信任哪部经典?
也正是这个原因,到了后期考据学就衰落了。今文学兴起。
在廖平之前,所谓的今文学主要就是公羊学。譬如魏源,龚自珍,都是研究公羊学的。
公羊学就是春秋公羊传。《春秋》有三传,公羊谷梁,左传。汉朝学术复兴,首先复兴的就是公羊传。董仲舒就是最著名的公羊传学者,他不仅留下了一部《春秋繁露》,还留下了更著名的天人三策,更重要的是,他为汉朝设计了可行的政治制度。儒家与皇室的结合,是从董仲舒起,其基础理论就是春秋公羊传。
总之,春秋公羊传有三个典型特征,第一,它的讲应用的,具体来说是讲制度设计的,讲改制的。一部春秋就是孔子的托古改制。第二,它非常不重视历史事实,说春秋经就是孔子所作,为了让自己的理念,你的制度设想,有所依托而做。最重要的是这些理念,而不是历史本身。第三,公羊传非常重视孔子,将孔子凌驾于历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