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要在武汉，就经常会和一个当警察的老朋友见面，他的那些日常感受和遭遇都够我写一本短篇小说集了。
得空，我会住到朋友的苗圃里头去，第二天早上去苗圃里听听鸟鸣，看看每一棵树。我非常喜欢树，不管什么品种。比如东湖边上，从博物馆开始，有遮天蔽日的梧桐。我对这条路特别有感情，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很多写作念头都是在这条路上诞生的。
我是一个作家，没有哪一份社交是无意义的，这些人有一天通过处理都会成为我写作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有效的社交就是抓住自己的主心骨，让自己的工作成为社交的一个途径和维度，而不是单纯地去发泄，去度过寂寞，去抱团取暖。我不需要去抱团取暖，因为我在我的工作中就已经能获得我想要的。
至于年龄，如今这个东西已经模糊了吧，一个公司里20岁的人也有，50岁的人也有，都在做同一个项目，年龄不那么重要了。
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我的危机也只有一个 —— 写作。创作上的焦虑，还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才是最折磨我的。但我还是选择日复一日跟写作周旋好、相处好。所以我的生活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很专注。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用小红书，我没有用。但我刷很多短视频，我经常在抖音上看一个账号叫“我是珊姐吖”，我感觉他们镜头底下的武汉又是另外一种新的节奏在生长。
去年夏天我在汉口宵夜，那天晚上我小说改编的电影《捆绑上天堂》在旁边拍摄。我就看到有几个拍短视频的，听说在拍电影，他们就跑过去拍演员倪妮。刹那之间我分不清孰轻孰重，其实大家都是在创作。
不仅刷短视频我也看电子书。我现在有时会说一堆套话，当这种话说太多的时候，我会训练自己打住打住。我就每一天读一点诗歌，训练自己的语感。打开手机就能电子阅读，很方便。
这个时候要及时地调转方向。
一个人终身的功课，就是捍卫自己的天赋。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也可以一条路走到黑，可以“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这样。
我在辞职写小说之前是某报社的正式员工，在多数人眼里都是份稳定的好工作。那时候我也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相信，觉得自己似乎可以，然后就裸辞了，在东湖风光村租个房子全职写小说。
我辞职的时候也没告诉家里面，没有必要。在过去，一个谋生的家庭，一个孩子长到18岁你就要出去谋生去了，这是非常自然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因为独生子女的关系，他跟家庭的依附关系太强烈，导致把家庭伦理带给自身的评价体系和尺度看得过于重要。
尺度也好规矩也好固然要让人听从，但它摆在那个地方就是要一部分人去冲破的。
裸辞两年后，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滴泪痣》出版。就算没出版也没关系，辞职前我仔细问过自己，是不是写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我没有多么强的成功*，大不了去做别的事。从小到大我父母对我的要求永远就是只要饿不死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