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帮医生在新安聚会，反正也没别的事，不如去一趟看看热闹。
去了后，一个骨科医生在台上讲课，正讲得云仙雾绕的时候，突然对台下的人喊，“下面大家欢迎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上台……”，然后一束追光打在我的头上，没办法，只能上台龇牙咧嘴地躺在那示范床上，被医生东揉西揉，搞了半天。
但是到了晚上，大家下来喝酒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人都非常的可爱，他们都还笃信着自己或者说家里还是有一套绝活的。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一种非常古怪的氛围，你说他是医生，他也不是，说他不是，他也是。喝完酒他们还要去拍小红书，拍那种造型非常拉风的时尚照片，每个人都来一张，要形成一种团队的力量。
这个事给我印象很深，它无关对错，也无关成败，它就是生命力本身，非常旺盛蓬勃。
我每天都有危机，这种危机更多来自创作上。如果今天能让我写出一部《红楼梦》，明天早上让我去死，对我来讲太幸福了。
《捆绑上天堂》之后我有将近10年没写出东西来，严重的挫败感。不断怀疑还能不能继续写作时，也谈不上对这份工作有多喜欢。但我确信自己这辈子一点微薄的价值可能就在这里，所以还是在不断创作中慢慢修复自己。
最近，我有一个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写不下去，又只能先放在一边。一个作家看起来很正常地坐在你面前侃侃而谈，但实际上他可能是阴影里头走过来的，或者此时此刻都还在阴影当中，这绝对不是什么矫情。
说到这，写作或者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我想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让人在经历这些麻烦和困境时，想起读过的作品里头，也有人和我一起经历过这样的麻烦和困难，带给我们必要的一些同情心和同理心。
当我认定了一个大哥，大哥把我出卖了，《水浒传》里头有这样的描述；当我爱慕虚荣，然后被世界当成笑话，有《包法利夫人》；当我想要获得某种权利求之不得时，有《城堡》；当我人生走了弯路，我像赌徒一样每天拷问自己到底应该去活还是去死，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我有危机时，你觉得我需要求助谁，拜什么菩萨？我不需要，我有写作，我就坐下求书架上的神，拜我自己。
武汉这个城市自从池莉之后，没有被一代人好好的书写过。当年池莉写《烦恼人生》，写《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我们一打开就知道武汉是怎么样的，我心目中的武汉也是从她书里开始认知的 。
武汉这个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我觉得武汉人骨子里头的那种生命力是没有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