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贝卡·卡尔所著《*传》。
关于*的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的热门课题。2010年，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瑞贝卡·卡尔女士出版了“迄今为止涵盖新成果的*传记”。她在书中写道：正当新中国以主要精力抓建设时，“被迫卷入了一场战争”。这场发生在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朝鲜的内战，起因是‘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由于美国向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军事庇护，中国共产党又一直警惕国内出现任何反革命活动，美国对朝鲜战争的介入对中国产生直接威胁。在共产党政府看来，美国介入朝鲜战场的意图，就是为了入侵中国做准备，美国政府的很多声明也透露了这方面的迹象。在华盛顿，支持国民党的‘中国游说团’也倾尽全力，把美国往这个方向上推。”当美军逼近到鸭绿江时，“美国有些参议员鼓噪要‘核攻击’中国，推翻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看到情势紧迫，于10月8日发布命令……中国就此出兵，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瑞贝卡·卡尔：《*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第148-149页）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
邹谠是一位卓越的美籍华人学者，曾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学术论文。其中《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更令其声名大噪，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该书出版于1963年。当时，4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档案尚未解密。邹谠利用国会听证会和国会记录等文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朝鲜战争这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这部著作是60年代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代表作。
邹谠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本书旨在剖析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总攻势崩溃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该书在第十三章“朝鲜战争及共产主义中国以强国姿态出现”中写道：
“也许，共产主义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北京的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及对伟大目标的追求——这种追求总是深深地埋藏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这种追求在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被恢复了的力量和统一的感觉所复活了。但是，未能在1947年与1950年间迅速从华撤退，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及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等等，却把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眼前的现实。这样，它就剥夺了美国为适应新的远东力量对比的机动的余地和调整的余地。即使不发生朝鲜战争，在一段时间以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产生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了的中国的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跟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尖锐的矛盾，跟美国扶植亚洲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有尖锐的矛盾。但朝鲜战争促使这个国际力量对比突然出现，并给力量均衡增添了新的政治上的和感情上的因素，不然的话，这些因素是不会存在的。”
“从朝鲜战争中演化出来的新的力量对比，包含两个主要的成分。其一是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其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新的斗争模式。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它标志着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的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自从朝鲜战争以来，远东的力量均衡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跟基于岛屿环形线上的美国海空军的互相对峙。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政治军事斗争的目标。”（邹谠著王宁 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1月第467页）
这两段可以说是作者评述中国抗美援朝的重点。第一是分析了中美两国兵戎相见的深层次原因，并且认为有“不可避免”的因素。第二是阐述了“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的深远意义。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在“译者的话”中指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出版后，美国的有关档案逐步开放，涌现出一大批专著和文章，“例如已翻译出版的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自然，70年代的这些著作比邹谠的资料更为丰富一些。”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迈克尔·沙勒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迈克尔·沙勒著 王扬子 刘湖译 王恩光校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6月 以下只标页码）是在查阅大量的美方解密档案资料基础上，溯源美国人18世纪进入中国后的历史，重点对1937年以后至1979年中美建交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的第六章“红祸与黄祸”中有“朝鲜战争”一节。这一节在评述朝鲜战争后，在下一节《共和党执政》中还特别陈述了停战后两国不同的态度。
中国为什么会参战？“在麦克阿瑟打到鸭绿江边时，中国人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与朝鲜接壤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如果让美军接近这个地区（或许最终国民党军队就会出现在这一地区）这是不能想象的事。即使这些军队不进攻中国，适可而止，但是北京怎么会允许美国建立一个新的反共的朝鲜而不考虑今后严重的后果呢……一旦美军进入中国，再要他们撤出，那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第144页）
◆1950年10月19日起，志愿军第39、40、42、38军先后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中国参战后战局起了什么变化？“美国无视北京的多次警告，麦克阿瑟不理睬中国军队已经做好抵抗美军的准备的情报。甚至与中国军队几次交锋都未引起麦克阿瑟的重视。”“由于没有料到中国会反抗，美军遭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第145-146页）
停战后中美两国各自是什么态度？“这场战争拖到1953年3月，才在实际停火线上重新建立了战后的边界。但那时，美国已经参与了亚洲的一项巨大的新任务——对共产党中国进行长期的军事和政治遏制政策。”（第147页）“在朝鲜战争停火前后，华盛顿进行了包括中国为假想敌在内的军事演习。”（第149页）“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继续反对任何的与中国关系的缓和。相反，新的更大的遏制计划在策划中。1954年9月，杜勒斯创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中国周围的反共集团，它是在美国倡议下组织起来的一个区域性的防务联盟。”“除了这些政治遏制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还采取战略性的贸易禁运措施，在经济上封锁中国。无论是美洲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只要同美国做生意的，都不允许同中国进行商品和技术贸易。华盛顿希望，贸易封锁会削弱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军事结构，促使这个共产党政权的瓦解。”（第150页）“与朝鲜战争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不同，中国没有对西方采取一种强硬的和武断的政策。而华盛顿却设法遏制并且希望颠覆北京政权，中国共产党却保留了美国的某些利益。就在1954年到1955年间，中国总理兼外长*一再敦促美国直接对话，以求改善两国关系。杜勒斯对于*的接近不予理睬，拒绝了与这样一个‘邪恶’政权打交道的可能性。这种不妥协的政策，从杜勒斯把狂热的反共分子卡尔·兰金派到台湾出任大使一事可见一斑。兰金断言，除非在‘共产主义阴谋旗帜’下窃据中国的‘掠夺成性的政权’被一个真正的中国政府所取代，亚洲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他的意思就是要蒋介石在中国复辟。这种观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把美国推入同中国发生一系列军事对抗之中。”（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