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得雨
当年外地到我们那一带讨饭的唱《凤阳花鼓调》:“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打起花鼓走四方……”
这里讲到在荒乱年景,人们对付困难,有卖地、卖儿女的,旧年代,还有典当一种形式。“典”是典田地、宅院,“当”是当物品。价码比卖便宜,订有契约,到了年限,拿原价去赎。若不赎,就叫做“死了契”,永远归人家了,等于当时卖了。有老友说,有些年轻人不了解的旧事,老作者们应当写写。当我回想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第一个想到了这桩事。
按我的年龄与经历,不可能了解更多情况,但想不到竟有两次亲身经历,都是老辈的事,跨越到革命时期我的少年阶段。一是我们典给别人家半处宅子,一是我们典进别人家半亩地。
我家宅院,原有前后院,各两幢房屋,北临后街,南临前街,很宽绰。是与西邻同一个老祖时,用二两银子买的一家一处七分七厘闲园。我们老辈分家时,我的曾祖父分得其中的一半,盖了前后院。前院的北屋,我和祖母在那住过,记得祖母一次躺床上给我讲“花大姐”的故事。
第二个记忆,一个亲戚的小女孩和我争着看父亲读过的有插图的书,我把她从后院撵到前院。在祖父、曾祖父先后去世那几年,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便卖了三亩地,典了半处宅子。把前院典给前街一家,80块大洋。那家用作开点心铺,每天傍晚做点心,香气扑鼻,引得我和小妹妹们很馋得慌。
多少年,他们一直用那老屋。有一年雨季塌了北面一片墙,一步就可抄到我家,他们也没修,天天与我们互相见面,各过各的日子。那家的小家庭老二与媳妇住着,老二参军后,一个小姨子一直在这里陪着姐姐,这小姨子正是上识字班的年龄,时常坐在断墙跟前,一边做针线,一边观察我们家,充满了新奇。
人们都是在自个家里难得看到别家的风景,尤其走亲戚家的年轻女性。那家的老大有文化,脾气好,当了村长后,与我这个少年干部关系很好。我们两家,也就都不在乎谁典、谁被典这等事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外面有了小家庭,长水降生,老祖母说:“人口多了,南边的房子,赎回来吧?”那时我除工资,还有点稿费,手头比较宽余。当时一元人民币和一块大洋比值差不多,我们便找原来的“中人”来回传话,我们出价100元。对方还价110元。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我和祖母犹豫了一下,我说:“人口多了,不都在家,两个妹妹再出了嫁,在家的人口更少了,房子赎回来,修理不过来,倒是个负担。”就这样,把事情搁下了。也就等于“死了契”,永远归了人家。
其实,老辈二两银子买的一处园,一半等于一两银子,一元大洋顶七钱七厘银子,等于一块半大洋买的,而卖了80块大洋,也不算吃亏。虽说由闲园变成了宅院,当今开发商若买这么个地面搞建筑,怕是得花几十万到上百万。此一时,彼一时也。一块半大洋和80块大洋之比,也是这样。
父亲在抗战开始的第二年,参加地方民众武装离家后,家里的农活忙不过来,有约六里远的三亩岭地,让一家比较贫困的邻居帮着种,祖母说:“打了粮食,多少给俺点就行!”那家邻居也很高兴,就典给我家半亩地,以示回敬。半亩地的典价,五斗粮食。这块地,离我家场园很近,在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热潮中,上级号召种棉花,我便用那块地当了种棉花的实验田。我完全按照报纸宣传的“植棉办法”治理,不要密,不留下段的多余枝叶,长棉桃的枝间发的新芽,要及时摘去,叫“摸芽子”。
当时有区乡干部鼓动青年妇女和儿童干这类活,讲话说得简单些:“识字班,儿童团,(上)棉花地里,(给棉花)脱裤子,(给棉花)摸鸭子(芽子)!”说的时候略去了括号中的话,听起来不雅,大家却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家没有“识字班”,就我一个“儿童团”在干。秋天收获不少,但人家仍按照老办法一管一不管的,收的也并不少。这实验干了一季。第二年,那家邻居生活好了,说:“经过了减东(租)减西(息)嘛!”就再用五斗粮食赎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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