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名字始终是同变法二字紧密相连的，要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困难，不是几篇文或几部书能够说清楚的，我在此也不讨论了，也没能力探讨清楚，在此只是介绍一个大概之脉络。
北宋虽然富裕，但因西北那李元昊的西夏给拖累得很惨，到了王安石为政之时，虽未达到内忧外患，在经济上却也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了。
而当时的宋朝经累年遗留的包袱也日渐沉重，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弄得当时皇帝很是头痛，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背景。
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改变北宋积蔽，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内容和过程就不叙述了，网上多多，一查便知，很是复杂，往深处探讨也有些枯燥。
变法有很多不足之处，也超越了现实，动了统治阶层的奶酪,当然，也有人认为，变法的本质是政治交易的产物，有人说是与民争利，有人说是士大夫争利，理论依据多多。
至于变法最终的失败的原因，后人也是有很多的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激进超前、阻力太大、急于求成、脱离群众、政策不力，当然也有用人不当和内部不和等等，任何一点都可写上百篇的博士论文。
其实我认为，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弊端是国家承担了银行的角色 ，以一个商人的面目同民众做生意，这种所谓的“改国是”，从根本上是违背科学规律的，也就是说，王安石是以央行行长的身份，靠着下乡当知青时积累的对农村的认知，依靠上方的支持，领导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经济改革，但政府搞市场，失败就是一定的，必然的。
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是失败了，他两次罢相后，随着宋神宗临终托孤，抛弃了自己一贯的政治抱负以换取儿子的顺利上位，当旧党司马光上台后，新法被全面罢停，王安石也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变法之初，北宋财政盈余还是在逐渐增多。
不过，历代变法之人的结局都不太好，如先秦的商鞅和西汉的桑弘羊，当然，还有这王莽新政；宋先期的范仲淹也有“庆历新政”，及至这王安石，不是大宋朝对文士的温柔政策，怕是都没有好下场的。
其实这些变法的核心，都是加强政府在经济生产中的存在感，这里似乎有个怪现象，西汉以前的变法，一般都还能取得好的效果，而其后则鲜有变法成功者，究其原因，大概是宋以后的社会分工日趋复杂，每个层面都形成了一个操作系统，随着系统的不断庞大，任何一个输入条件都必须符合其固有的语句，不确定因素越来越高。
最精密的仪器也是最简单的结构，越复杂，其传输的有效性便会渐次衰减，如同简单的命令是不成效于各个层级链条之上的，而反馈的回路狭窄，所以行政手段是无法控制基层万千变化事务的。
总体来说，基于权力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它和民间的关系是控制性、服从性的，行政命令根本无法顾及到系统的方方面面，肯定会出现各种问；累积多了，系统便会崩溃。
算了，不多讨论了，也论不清楚，王安石变法是著名的历史公案，誉之者以为是开近代财政国家体制之先，辟千古未有之局；毁之者以为是天朝专制集权流毒的源头，断送了宋太祖开创的和谐政风，宋世以来便争议不断，延绵至今，岂是我等小民能说得透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在政见上，王安石同司马光或苏轼都是政敌，但在私下里他们却是相互欣赏和理解，司马光虽然一上台就尽废新法，可是在论及王安石后事的时候却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朝廷宜优加厚礼”，甚至担心后世“反复之徒诋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