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狗盗”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它说的是孟尝君被秦昭王说囚禁，派出门客偷出价值千金的狐白裘，贿赂昭王宠妃幸姬才得以释放。由于怕秦王反悔，孟尝君一行人连夜逃离秦国，到了函谷关时，当时规定天明鸡叫才能开门。又有一门客学鸡叫，才让孟尝君顺利出关。后来，秦昭王果然派人来追，但孟尝君已经扬长而去了。
这个成语故事，说的是孟尝君善于养士，最终也得到了回报。然而，这个故事历来就被史学家所质疑。倒不是因为故事情节离奇，而是他们认为孟尝君根本没有去过秦国。
孟尝君是齐国贵族，本名叫田文，又称文子。因为封在薛地，还被称为薛文、薛公、薛君。“鸡鸣狗盗”的故事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明确提到“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然而，没有多久就有人在秦昭王耳边嚼舌根：“孟尝君是齐国人，当然会先考虑齐国，秦国很危险啊！”
所以，秦昭王才会将孟尝君罢相，并且囚禁了他，这就是“鸡鸣狗盗”故事的背景。那么，既然《史记》说得这么明确，为什么还有史学家质疑真伪呢？原来，同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司马迁在“冯驩（一说“谖”）客孟尝君”一节又说“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也就是说，秦国本来要聘请孟尝君为相，但因为孟尝君复位为齐相，只好作罢。
显然，司马迁老先生在此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孟尝君到底有没有当上秦相，他采取了两种说法都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不怪司马迁，他自己也曾说过“秦烧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
别看司马迁生活在西汉，距离战国时代较近，但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六国的史书都被烧毁，能够参照的史料极为有限，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老先生以一己之力，完成了浩繁的《史记》，已经善莫大焉了，出现类似瑕疵，实属人之常情。
话虽如此，“鸡鸣狗盗”的真实性便大打折扣了。很多介绍孟尝君的文章，都会肯定他曾经担任过齐相、魏相，却单单不提他担任过秦相，有的也含含糊糊地说“或传”担任过秦相。
要知道，我们现在距离孟尝君的年代已经2000多年了，司马迁无法考证的历史，对我们的难度更大。然而，在2010年破获的一桩盗墓案中，一件文物的铭文却提供了铁一般的证据。
1986年，秦东陵被发现，这是秦始皇祖先墓葬群，根据史料考证有宣太后、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悼太子、帝太后等六人埋葬于此，目前已经探明四座陵墓。
然而由于当时保护手段有限，当地不法村民将秦东陵大肆盗掘，宣太后芈月墓更是被打了22个盗洞。2010年，一号墓再次被盗，幸好警方采取果断行动，旋即破获，没有造成太大损失。在追缴而回的11件文物中，就包括一件“八年造漆木高足豆”。这件文物的铭文，具有极大的价值，也是破解孟尝君是否为秦相的关键，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豆”在此处不是植物的果实，而是古代的一种下有高圈足的盛食物的食器，也用来作为祭祀的礼器。这在夏商周的青铜器中，并不算少见，按理来说，“八年造漆木高足豆”绝对评不上国家一级文物的档次。然而，专家在漆木高足豆底座却发现了29个铭文。虽然有些文字因为年代久远，模糊而无法辨识，但部分铭文的释读却是毫无疑问的：
八年相邦薛君造，雍工师效，工大人申。
小珏在此前的文章中曾经说过，秦朝的制度严格，很多器物上都会有制造者、监工乃至执政者的名字，便于追溯责任，这就是“物勒工名”制度。吕不韦、商鞅等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都曾出现在秦国文物之上。
这段铭文，除了写明工匠、校勘者的名字外，还直接写明了当时的相邦——薛君。这里的薛君，就是孟尝君的尊称，小珏在前文说过，孟尝君封地在薛，所以往往被称为薛文、薛公、薛君。这里的“八年”，当然是秦国纪年，如果是以秦昭王八年计算，正好对应的是齐湣王二十五年，正好是《史记》中孟尝君入秦为相的时间。
文字可以篡改，文物却是铁一般的事实。铭文的内容，更是比史书还要确切的证据。直到此时，孟尝君是否为秦相，“鸡鸣狗盗”故事是否真实存在，基本上也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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