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陕西三原县，明末之时，其父参加李自成的农民军，后来又跟随着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来到云南，孙可望降清后，一家人流寓昆明。
孙髯翁的家境在其父亲健在时应该还是很好的，因为他曾刻有一枚闲章，上书“万树梅花一布衣”句，来源于他家中有一园，遍种梅花，所以，由此推断，至少是个小康之家吧。
他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上本人又聪颖过人，博读经史，能诗能文，很早就小有声名。
作为一平民阶层中人，想要出人头地，必须走科举之路，这是读书人升迁的唯一通道，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说孙髯翁参加过科考，原因据说是因为考生入场要搜身，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于是愤然罢考，退而归隐。
对此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虽然不知道现在考生在进入考场时是如何一个场景，但明清时考生作弊那是出了名的，五花八门的招数那是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搜身是必须的无奈之举，似乎也是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举措。
如果此事为真，那只能说明孙髯翁的思维异于常人，说白了就是过于偏激，倚仗着自己的才高，挑战当时的“规矩”，从而将自己的科举之门彻底地关闭，其作法是否妥当，一眼便知。
作为一个读书人，孙髯翁于治家定是不太在行的，随着父亲的离世，家道随之败落，加上他本人豪爽，交游又广，对家中的经济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没奈何，他便在昆明设帐授徒，才高八斗的他可能是教授有方，四方学子慕名而来者众，他所教授的弟子都成为有用之才，能文之士，一时不但生计无忧，且弟子在官家行走者亦是多多，于是，孙髯翁在昆明是声名鹊起。
有一则记载说他曾经入京面圣，这个我是根本不相信的，但作者说得是言之凿凿，权录于此，就教于方家。
说当时的乾隆帝因孙髯翁声名而召其问国计，“孙髯翁默然，圣上不悦。孙髯翁辞退，”后来他的学生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道：“昔巢父洗耳，尧不能协；夷齐采微，武王不明为逆。人各有志，难相强耳。”
从他的回答来看，他是以隐士自居，行的是枕云听泉，南山赏菊之路，不愿意同朝廷合作，显示的是孙髯翁不愿踏入那相互倾轧，污秽不堪之地的高洁人品。
这个就有点说不通了，不愿意合作可以不去北京啊，不可能他是被强行押解着去的吧？再说了，一介书生，有何国事可问其计？他能对庙堂之事了解多少，能出啥定国之策。
如果说乾隆是因为孙髯翁的诗文之名而召见，这个就更说不通了，那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之人，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尽管无一精彩之作，但这“十全老人”身边的一堆马屁精，那可是把他捧上了天的，感觉自己就是天下第一诗人呢，这样的人如何能看上那边远之地的布衣之人孙髯翁。
孙髯翁性格高傲，不肯随俗，洁身自好，不愿乞怜于人，对于清政府及其所属官吏，总是不俯就苟且，遇到不顺意的地方，他不是詈骂，便是嘲讽，才高心傲，大家对他也是敬而远之。
乾隆初年，昆明大观楼落成，孙髯翁书写了180字的天下第一长联，由昆明陆树堂书写刊刻，悬挂楼前柱上，时年孙髯翁已年过半百。
长联给孙髯翁带来更大的声名，可惜，名声再大也饱不了肚腹，他生活困顿，饥饱不均，所有的一切都变卖后，他更加地贫困潦倒，所幸，昆明圆通寺的老和尚同他交好，让他住在寺后的螺峰咒蛟台上的一座楼阁上，于是他就更号为“蛟台老人”，大书一招贴“蛟台老人测字卖卜处”，每天在寺内以算命为生。
以孙髯翁的声名，朋友们也都想帮助他，可他生性孤傲，不吃嗟来之食，即使是寺中可食免费斋饭，他也不去，所栖小屋门口书一副楹联：“百尺高楼，一片岗峦千点树；满城春色，半边海水四围山。”依旧过得是诗意陶然，时人记其是，“每出游心以书自随，累累盈路。”
其实他还是有资金来源的，不至于穷困如此，比如当年省督府要写一篇感谢朝廷蠲免钱粮谢表，以50两银子的价格请他来代写，这对孙髯翁来说自是小菜一碟，一挥而就。
但是，这本可以维持他几年吃喝的银两一到他手后，便又旧态复萌，呼朋约友，天天诗酒作乐，没多久便挥霍得个精光，昆明城依旧还是有一个算卦卜筮的老者，行走在大街小巷的喧嚣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