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现代医学的科目，有个“五官科”，指的是眼、耳、口、鼻、喉这五种器官。这五种器官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长在头上。古人谈到人的身体，所说“五官”，一般与此稍有不同，喉咙因为藏得深，通常看不到（所以西洋人才会有“深喉”一说），所以不能算。翻检古书，可以看到，过去较早占据这个位置的，是“形态”这个词语，即古人是把耳、目、鼻、口、形态合称为“五官”（《荀子·天论》）。
现代商业社会，老板用人，都很讲究相貌（其实古代皇帝选官，同样也很看重这一点，獐头鼠目的要想做官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可官做久了，很容易肉往横了长，也就是活生生长出一股横眉竖眼的横劲儿来），对女员工尤甚，而招聘告示上写明的要求，往往就是“五官端正”这四个字。
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
看过《金瓶梅》的，或许有人还会记得，当年西门大官人让吴神仙给春梅看相，兰陵笑笑生做有如下一番描述：
神仙睁眼儿见了春梅，年约不上二九，头戴银丝云髻儿，白线挑衫儿，桃红裙子，蓝纱比甲儿，缠手缚脚，出来道了万福。神仙观看良久，相道：“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眉浓，禀性要强。神急眼圆，为人急燥。山根不断，必得贵夫而生子。两额朝拱，位（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飞仙，声响神淸，必益夫而得禄三九，定然封赠。但吃了这左眼大，早年克父；右眼小，周岁克娘。左口角下只一点黑痣，主常沽啾唧之灾；右腮一点黑痣，一生受夫爱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 口苦涂朱行步轻
仓库丰盈财禄厚 一生常得贵人怜
神仙相毕，众妇女皆咬指以为神相。（《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 潘金莲兰汤午战》）
吴神仙所谓“五官端正”的评语，落在实处，都在春梅的脸上。若是依据这一通文字，把“五官端正”理解为颜面姣好，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错。
这春梅的颜面长得再好，再有福相，也不过是区区清河县里一个生药铺老板的通房丫头而已。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是，在战国时人荀子的笔下，竟把这尘世凡人的“五官”同上天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则天不能祸。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谓之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态），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荀子·天论》）。
不惮其烦引述了这么长一段内容，是想让读者理解，荀子讲述的顺天应时的道理。这里所说“五官”，也就是耳、目、鼻、口、形能（态）五者，分明长在世人身上，却被荀子称之为“天官”，明里是要阐释天任其职、天成其功的语义，暗里则是在以上天“五官”来比附人身肉长的“五官”，而这当然要以苍天之上固有“五官”存在为前提。
那么，这个苍天之上的“五官”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呢？不大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朋友，乍听这话，可能会觉得有些怪异：难道我们头顶上这片天空真的像俗话讲的那样是个青天大老爷？要不怎么会有脸有“五官”？
这事儿，本来很简单，翻看司马迁写的《史记》稍微看一看，就一目了然用不着再做什么解释——哪怕是看不懂这天老爷的“五官”指的到底是什么，也很容易知道他老人家确实“五官”俱全，一样都没有少，全全乎乎地都摆在天上呢。
不过这事儿要说复杂，也还真的不那么简单，需要慢慢从头道来。
稍习《史记》的朋友都知道，司马迁创制的这种纪传体正史，除了“本纪”和“列传”这两项主体内容亦即起最基本的构件之外，还列有“世家”、“表”和“书”这三种构件。其中的“书”，《汉书》以下的正史通常改而称作“志”，用以载述各项所谓“典章制度”，其中也包含天文内容在内。
《史记》这篇“书”，名为《天官书》。到班固撰著《汉书》的时候，把篇名改成了《天文志》（具体撰著《天文志》的，是班固的同乡马续）。《汉书》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直接造成“天文”一语的普遍流行和“天官”之称隐没不显，而且还在书中湮灭了堂堂“天官”的面目。
这事儿，让我们先来看《汉书·天文志》。《汉书·天文志》一开头，就把全天恒星分归五大区域，举凡“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一一加以叙述。这五大天区，分别名之曰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宫”字的本义，乃指房屋、处所，“五宫”意即五大空域。所以上述五宫之名，看起好像很合乎情理。
然而，《汉书·天文志》这些内容，原本是从《史记·天官书》里挪用过来的。核诸《史记》原本，可知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
《汉书·天文志》在展开全篇的主体内容之前，先列有下面这样一段“小序”：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早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祅，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接下来，才从中宫开始，依次叙及东宫、南宫、西宫、北宫各个宫区之内的一组组恒星，这样的叙述似乎也很自然，但若是回归到《太史公书》的原本里去，其叙事的逻辑，就显得很不通顺了。
今本《史记》，虽然也是依次讲述上述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五大空域的一组组恒星，可是，书中并没有上列《汉书·天文志》“小序”的内容，《天官书》一开篇，即为“中宫”云云，这中、东、南、西、北诸宫的叙述，直接同篇名“天官”相衔接，即先以上苍之“官”为篇名却接之以天庭诸“宫”，所谓前后抵牾，首尾横决，怎么看，怎么也对不上茬口。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
那么，《天官书》这个篇名会不会有什么讹误、也就是说它的本名会不会叫作《天宫书》呢？
试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讲述本篇撰著宗旨时，乃谓之曰：“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验，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汉书·司马迁传》对《史记》篇目的记述，同样如此。汉成帝时东平王刘宇曾上疏朝廷索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谓“《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汉书·宣元六王传》），其“天官灾异”一语中的“天官”，就应该是即《天官书》而言。当时《太史公书》尚秘藏禁中，王凤所言，依据的自是司马迁的原本。由此可见，《天官书》这一篇名，并没有什么讹误，这就是太史公本人写定的样子。
再来看唐人司马贞和张守节对《天官书》篇名的解释，还直接把这“天官”之语老天的“五官”联系到了一起。司马贞语曰：
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史记·天官书》之《索隐》）。
这话是什么意思？所谓“天文”，直译其文便是上天的纹样，实际上是指日月星辰各等天体在苍空上的布列状况，因而“天文有五官”，也就是说星体的分布状况可以大别为“五官”。那么，“天官”的“官”、也就是“天文”之“五官”的“官”指的又是什么呢？司马贞解释说，就是“星官”，也就是“星座”。这下大家明白了吧？现代汉语里大家常听常讲的“星座”，就这么来的。“星座”通常是由一组相互毗邻的恒星构成的，它相当于官老爷屁股底下的座位，是随着官位的高低而有序列差异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把星座称为“天官”。
道理，就这么简单。关键是“天文有五官”这句话，应当是承上启下的“破题”话，意即篇题下面讲述的具体内容，是分属于这天文“五官”之下，“天官”者，即此天文“五官”是也。清人张文虎即据此判断“小司马所见《史》本中、东、西、南、北并作‘官’字，尚未误也”，也就是说司马贞读到的《史记》，并没有像今本那样把天空分成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五宫”，而是书作中、东、南、西、北“五官”（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三）。
紧继司马贞之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对《天官书》这一篇名疏解说：
张衡云：“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着有五列焉，是有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躔次，用告祸福。”（《史记·天官书》之《正义》）
上面引文末尾“五纬躔次，用告祸福”这两句话，是依据清乾隆年间刊印的武英殿本增补的，现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并没有这八个字（相应地，在“历示吉凶”句末附有一虚词“也”字）。
单纯从文献学本身来看，清武英殿本《史记》之所以要补入“五纬躔次，用告祸福”这两句话，是因为这段话出自《晋书·天文志》（案据《隋书·天文志》，知此语出自张衡的《灵宪》），而《晋书·天文志》尚另有“五纬躔次，用告祸福”那八个字。引述前人成说，不拘古今，本当但取所需，无须一一照录全文。显而易见，校勘殿本的史臣，以为不添补上这两句话则文义不足，不足以清楚说明张守节本来想要说明的问题。
另一方面，清廷史臣能这样做、会这样做，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版本目录学基础——这就是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原书久已佚失不存，现在主要是依靠三家注本《史记》存其大致面目。当三家古注合附于《太史公书》之际，刊刻者对《史记正义》删削颇多，因而像“五纬躔次，用告祸福”这两句话，就完全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被误删掉的。因此，现在清臣把这两句话补上，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
阅读《史记正义》这段内容，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张守节《史记正义》同司马贞《史记索隐》之间的关系。张守节《史记正义》同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以及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合称“《史记》三家注”。简单地说，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到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再到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是一个逐层递进的关系，即《史记索隐》在注解《史记》正文的同时，还兼释《史记集解》的内容，或者说是在《史记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阐发，而《史记正义》则在注解《史记》正文的同时，还兼释《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的内容，或者说是在《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两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有所阐发。
关于这一问题，前者，亦即《史记索隐》同《史记集解》的关系，读《太史公书》的人，大多只要稍加留意就很容易知晓；后者则隐微不显。尽管清乾隆时人邵晋涵在《南江书录》之“史记正义”条中已经清楚指明这一点，即谓张守节撰著《史记正义》，“能通裴骃之训辞，折司马贞之同异，题曰‘正义’，殆欲与《五经正义》并传矣”。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邵晋涵的看法并未引起世人注意。如近人朱东润先生仍以为张守节在撰著《史记正义》时并未见及《史记索隐》，更不存在疏释《索隐》的问题（详朱氏《史记考索》之《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例》）。直到近人程金造先生列举很有说服力的证据，翔实阐释，始论定《史记正义》的释义往往是针对《索隐》而发，即张氏乃同时疏释裴骃《集解》和司马贞《索隐》（说见程氏《史记正义与史记索隐关系证》一文，收入作者文集《史记管窥》）。另外，顾颉刚先生在阅读《史记》时，也主注意到张守节《正义》中专门疏释司马贞《索隐》的一些例证（说见《顾颉刚读书笔记》之《缓斋杂记》四）。
明白了《史记正义》同《史记索隐》之间这样的内在联系，再来审度上引《史记正义》的文义，也就很容易理解，张守节引述张衡所说“五星”、“五行”、“五列”以及所谓“在朝象官”云云，都是在直接疏释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提到的“五官”。
至于清廷官刻武英殿本补入“五纬躔次，用告祸福”这两句话的意义，读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末尾写下的下面这段记述，才能清楚知晓：
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我们看《史记正义》引述的张衡《灵宪》，开头谈到“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阳精之宗；月者，阴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结尾处若如通行的三家注本《史记》，但云“日月运行，历示吉凶”即结束其语，那么，“五星，五行之精”这句话便失去照应，文义呈现明显的缺失，武英殿本的增补当然十分合理。不过参照《史记·天官书》上述记载，我们才能理解“五纬躔次，用告祸福”这两句话中的“五纬”、也就是水、火、金、木、土五大行星（案填星即土星）之所以被称作“五纬”，是因为它们乃是“天之五佐”，所谓“五纬”是与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这“五经”相对而言的。
请大家注意，这“五经”只是天庭“五官”的“坐位”（座位），还不是同水、火、金、木、土这“五佐”之星直接对应的“五官”真身，而这“五官”真身同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讲到的“天文”之“五官”当然应该是同一回事儿。
这种情况，向我们提示，张守节撰著《史记正义》时所依据的《太史公书》，应该同司马贞撰著《史记索隐》时依据的文本一样，都在《天官书》中把五大天区的名目书作中官、东官、南官、西官和北官，而不是今本《史记》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史记正义》在注释“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一语时，谓乃“五官列宿部内之星也”，实际上已经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更进一步前后通观《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似乎不难看出，“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这段话，正应该是上承自中官、东官、南官、西官和北官这“五官”星区而来，清人钱大昕就是这样看待这一记载：
中宫天极星。此中宫天极星及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五“宫”字皆当作“官”。案下文云“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此天之五官坐位也”，可证史公本文皆作“官”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
印证钱大昕这一判断的，还有更为具体的版本依据，即《史记索隐》在《天官书》“中宫”语下引《春秋元命包》云“官之为言宣也，宣气立精为神垣”，钱大昕就此论述说：
古文取音义相协，展转互训，以“宣”训“官”，音相近也。流俗本亦讹作“宫”，由于不知古音。下文“紫宫”下乃引《元命包》“‘宫’之言‘中’也”，又可证小司马元本“中宫”作“中官”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
简单地说，只有《史记·天官书》原文是把星空分作中官、东官、南官、西官和北官这五大区域，司马贞才会做出“官之为言宣也”这样的训释，与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司马在训释“紫宫”之“宫”时却另行引述了《春秋元命包》“‘宫’之言‘中’也”的说法。两相对比，司马贞读到的《史记·天官书》，显然是记作中官、东官、南官、西官和北官，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
其实如上所述，张守节读到的《太史公书》理应同样如此。《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大人赋》，有句云“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从陵阳”，《史记正义》引《天官书》云：“中官。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除了“中官”书作“中宫”之外，这些话同今本《史记·天官书》开头的几句话一模一样。这是张守节用本仍存古本旧貌的确证。
按照上文所做论述，特别是清人钱大昕的考订结果，今人校勘《史记》，理所当然地应把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更正为中官、东官、南官、西官和北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被文史学界奉为权威版本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不仅未能更正这一严重的谬误，而且连在校勘记中做个说明也没有。旧点校本是这样，近年印行的新点校本依然如此。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是点校者以为钱大昕不懂天文而未能采纳他的见解么？其实钱大昕乃是天下第一流的天文学史专家，这一考证，本来受到后世学者的高度认同。
譬如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所依据的底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其校刊者张文虎，即谓“钱说至确”。只是碍于《史记》“正文习非成是，各本相同”，才“姑仍之”而已（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三）。现在虽有个别研究古代天文历法的文史学者依然以“宫”为是，崇信今本《史记》的错误写法（如冯时《考古天文学》第六章第三节《古老的天官体系》），但比较权威的中国天文学史专家，如陈遵妫先生，他撰著的《中国天文学史》一书，虽然没有标明具体依据，但实际上是吸取钱大昕的意见，以“五官”分区来表述《史记·天官书》记述的星象（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天官书〉的五官》）。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重新点校《史记》的学者，又有什么理由对钱大昕的观点完全置之不理呢？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绝非无足轻重的文字差异，因而点校者的处理方式按照正常的逻辑是怎么讲也说不过去的。对此，我唯一能够找到的理由，是操弄其事的人完全不懂古代天文历法的常识。因为完全读不懂，所以也根本不敢碰，一动也不敢动，甚至连引述钱大昕的说法出个校记也不敢。
不管现在通行的《史记》怎么处理《天官书》的文字，弄清所谓中、东、南、西、北“五宫”本来应该写作“五官”，天老爷的“五官”也就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史记·天官书》分作中官、东官、南官、西官和北官这五个空域一一列举的那一组组恒星，也可以说是天老爷的“五官”就是由这一颗颗恒星连缀而成的一个个图形。
下面这五幅星图，是陈遵妫编绘的《史记·天官书》“五官”星图（见陈氏《中国天文学史》第三编第二章《〈天官书〉的五官》）。大家看一看，这也就是司马迁描摹的两千多年前天老爷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