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文/图
每位诗人都有自己创作和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有“人民诗人”美誉的艾青，曾奇迹般地出现过两次创作高潮（抗战与新时期）。在国内，艾青的名字家喻户晓。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艾青也曾让海外读者充满崇敬。如果了解艾青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就会明白艾青作为世界级诗人的声誉真可谓是实至名归。虽然当今的世界文学格局和语境已与艾青所处的年代大为不同，但梳理其中的历史经验，依然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宝贵镜鉴。
“诗人们：向艾青致敬！”
新中国成立前，艾青的诗就开始陆续被译介到海外。较具规模和影响的无疑要算1947年由英裔意大利中国学家罗伯特·白英在伦敦出版的《当代中国诗选》，收入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8首抗战诗名篇；此外还有日本学者岛田政雄撰写的论文《艾青的诗》。新中国成立后，凭借新中国的外交东风和文化交流的热烈展开，艾青以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威望，频繁出席各类重大外事活动。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无数次迎来送往和海外游历中，艾青的诗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可以视为艾青诗歌海外传播的一个高光时刻。7个会议主题中，有一个就是“诗人们：向艾青致敬！”，并放在会议最后一天压轴，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此后不久，在海外就形成了“艾青热”，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年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艾青诗选》和1993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俄罗斯中国学家切尔卡斯基撰写的著作《艾青：太阳的使者》是彼时“艾青热”的一个缩影。
艾青之所以能成为享誉世界的大诗人，是因为以下诸多方面的原因——
人民的诗歌，世界的诗歌
宽广而深厚的人民性，是艾青诗歌的根基和灵魂。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追求自由与真理的斗争中，艾青的诗为海内外底层人民“代言”，与民心相通，和国运相连，发挥了纽带作用。早在抗战期间，艾青的诗就被译介到苏联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质言之，艾青的抗战诗不只具有某些外国学者所说的“中国性”，而且蕴含着包括“中国性”在内的“世界性”“人类性”“人民性”。
某些中国学家对艾青诗歌的人民性存在隔膜，将艾青的某些抗战诗定性为“政论诗”，认为艾青抗战诗里的民族感情宣泄冲淡了美学意蕴。倘若以这种观点来看待艾青某个时期的诗歌写作，倒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外文杂志《中国文学》和香港出版的《译丛》发表了很多翻译成英文或法文的艾青诗歌，由《中国文学》衍生而来的外文版“熊猫丛书”之《艾青诗100首》，在海外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但1982年由《中国文学》杂志社出版的英文版艾青长诗《黑鳗》，因其将人民性窄化为政治性，其海外影响甚微。
可以发现，艾青在海外影响最大的诗，是那些包括中国性在内的人民性的、国际性的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中国学家顾彬在其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盛赞道，艾青“是世界主义者，能够向他者敞开”；与此同时，顾彬指出人们“最终只能从国际性的诗歌演化角度来理解他”。显然，这不只是针对艾青国际题材的诗而言的。艾青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但他又不是自私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胸怀天下、兼济苍生。艾青是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切尔卡斯基曾反复考量，“在20世纪世界诗坛上应把中国诗人——艾青放在与谁并列的位置？”他的最终结论是，应该把艾青与希克梅特和聂鲁达并列。由此我们认识到艾青在世界文学经典序列中的显赫地位。质言之，只有那些具有良知、正义、无畏、果勇、善良和希望的人民性的诗，才具有真正的国际性和世界性，才有可能被海外广泛译介和接受，并产生世界影响。
精妙“抓心”，可译性较强
艾青的诗具有精妙“抓心”的艺术性。艾青青睐口语化，力创口语美，以简洁、朴素、集中和明快为“诗宗”。艾青的诗以蕴涵着诗人全部真情实感和时代精神的“土地”和“太阳”作为核心意象，虽然抒写了苦难，但并不使人沉沦，反而因为有了希望的照耀，苦难也能开出光明的花朵。由之而来的眼里饱含热泪的“艾青式的忧郁”，是艾青给中国新诗的崇高美开创的新生面。
艾青的诗具有可译性、易译性。非韵文学翻译难，诗歌翻译难上加难，难到有“诗不可译”之说。但是，很多海外中国新诗译者表示，艾青的诗比较容易译。比如法文版《艾青诗选》的译者凯瑟琳·韦佳德就作如是观。除了刚才提到的艾青诗的诗美原则和“诗化口语”外，有人注意到，艾青的诗喜欢用“的”字。这有可能受到法语“de”的影响，更是受到了现代中国人口语的影响，甚至还有浙江方言的影响。总之，艾青诗的易译性是其走向世界的又一重要原因。他的诗被译成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那些艾青诗歌海外译者如凯瑟琳·韦佳德、切尔卡斯基、罗伯特·白英等对艾青诗歌海外传播及其经典化功不可没。他们都是缘于对艾青诗歌的喜爱，主动“拿去”，积极翻译，扩大了艾青诗歌在海外的影响。
易于成诵，助推海外热播
艾青的诗具有可诵性。这一点与其易译性密切相关。“诗朗诵”是中国新诗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又一重要环节。海外读者喜欢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中国新诗。据现有资料可知，艾青诗歌最早在海外传播不是诗歌文本的翻译，而是诗歌的朗诵。
日本中国学家秋吉久纪夫在《林林采访记——解析30年代中日文学运动》中记述，1936年1月12日下午，在神保町举办的一次“聚餐会”上，“骆驼生哭着朗诵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1957年艾青访问智利时，聂鲁达陪同他到智利大学出席报告会，智利大学的大学生现场朗诵了很多艾青的诗，场面热烈，氛围融洽，效果甚佳。
除了由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朗诵或由国外学生朗诵艾青的诗外，一些国外专业演员也朗诵过艾青的诗。1979年，当艾青走访奥地利作家协会时，奥地利演员当场朗诵了法文版《艾青诗选》里的几首诗。有时，艾青在海外还亲自朗诵自己的诗，比如1979年在与德中友协积极分子会面时，艾青即兴朗诵了《墙》。据说会议快要结束时，一位中年妇女站起来，声音哽咽，希望艾青把该诗译文留下，由此可见艾青诗歌的艺术魅力和艾青自身的人格魅力，而后者也有利于艾青诗歌“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
艾青每次出访，都有海外媒体进行跟踪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我们常常看到如当年《奥地利新闻报》报道中出现的“和蔼可亲”“令人愉快”“眼神诙谐”“智慧诗王”等字眼。这里有必要提及1980年8月底到12月底，艾青应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经历。此间他到美国各地交流、演讲和参观，与美国读者结下了深情厚谊。这再次表明，一位诗人文本外的亲和力，会大大有助于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
此外，海外中国学家对艾青的专题研究，为艾青撰写“评传”，在“文学史”中为艾青设列专章，在大学课堂上讲授艾青作品等，都为艾青在海外经典化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概言之，艾青诗歌的人民性、艺术性、易译性和可诵性以及文本之外艾青的人格力量，是艾青走向世界并产生世界影响的主要原因。虽然艾青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但艾青的诗、艾青的精神仍在。（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