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张爱玲，曾经是一个饱受原生家庭恐惧感影响而心理极度受创伤的例子。
张爱玲因为父母离婚的原因与父亲的关系一度僵化，在童年时候遭到父亲的毒打，并囚禁自由半年，这让张爱玲从心里滋生了最初对家庭的恐惧感。
张爱玲四岁的时候，母亲远走欧洲，八岁时才重返她的身边，但由于婚姻的不幸，张爱玲母亲黄梵逸对幼年的张爱玲变得十分冷漠、并过度嫌弃，这给张爱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害，并导致她最终选择终身不嫁。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张爱玲因为心理的这种长期的创伤和走不出的恐惧心理，至始至终都没有办法去原谅母亲，也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
《安家》中，曾被遗弃过的房似锦，一直处于一种精神和身体上长期被伤害的状态下，她吃够了童年生活带给她的各种恐惧感。这恐惧感里有：担心自己的生存、担心饿肚子、担心剥夺上学的权利，还有担心不被爱，不被重视等。
因为这种种的从小积攒的情感创伤，让房似锦一直处于一种心理的阴影中。为了不被这些负面情绪影响，她顽强的与命运做着各种抗争。
所以，她强迫自己努力工作，来寻求生存中的安全感。她每天早上快速并大口的吃两份早餐，担心自己饿肚子；她努力学习各种卖房技巧，霸气的回应其它人：“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用这样的方式硬生生的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强悍女子。
而她虽然如此努力，却并不曾想到，原生家庭母亲带给她的情感负重，早已经深深的浸入了她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因为被抛弃过，房似锦对父母的这种恐惧感，总是挥之不去。面对母亲对自己的做法，她虽然愤怒，但是也惧怕至始至极，像惊弓之鸟一样的小心应对。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心理作祟，让她每一次都没办法拒绝母亲的过分要求，在跟母亲争吵后还是只能乖乖的把自己的工资打给母亲。
苏珊·福沃德在自己的另一本书《情感勒索》中说：“当被遗弃的恐惧使我们不断屈服，我们就等于在不断的说：‘只要你不离开我，我愿意做任何事’ ”。
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学上的心理解说，房似锦对母亲的控制一直顺从。在母亲这里，她虽然痛恨母亲的做法，但是她内心其实也心存一丝对母亲爱的期望感，并不想把母亲的形象在自己的内心彻底撕毁。她对母亲虽然有埋怨，但是却始终不能恨起来，这让她面对母亲的各种无力要求毫无抵抗力，也就更束手无策。
而也正是她的这样一种对母亲恐惧感的心理，让她在家庭情感关系里，变得越来越被动和无助。
在中国的伦理亲情中，有一种感情的根源是孝道，这种孝道要求我们作为子女，对父母应该有最基本的孝道之情。这种孝道里还有一种思想就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当然，这本应该是我们非常推崇的伦理亲情道德，我们也确实应该对自己的父母有更宽容和更深厚的感情和理解。但是，当一种道德被过度的宣扬和破坏，甚至被不正当的利用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被动的局面，让自己长期的陷入这种痛苦里。
著名主持人董卿，虽然非常成功，但是她也曾坦言，自己小时候也曾受原生家庭的各种影响。董卿的父亲对董卿的教育非常严苛，从小就要求她不能穿新衣服，不能照镜子，寒暑假要去外面打工，每天都必须跑一千米并背诵古诗词。出于孝道和对父亲的尊敬，董卿总是默默的接受着父亲对自己的这种安排。虽然父亲的这种严肃家庭教育最终让董卿成功，但是也让她内心滋生出了很多的落寞、恐惧和自卑感，并没有让她感受到童年的幸福。
潘贵雨对自己女儿房似锦，也正是这种亲情道德的过度控制和束缚，这使得房似锦在无形中背负了这种对于家庭父母的一种责任感。每次母亲潘贵雨问她要钱，都能如愿得逞，并心安理得。而房似锦，对于这种行为却只能无奈的接受并且默默甘愿的去承受和忍耐。
在这场父母关系里，金钱，是母亲潘贵雨与房似锦之间链接的唯一桥梁和纽带，除此之外，他们似乎并无任何情感可言。
苏珊·福沃德在《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中提到:“金钱是权力的代言，所以操控型父母把钱作为有力武器让子女依附于自己，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童年的时候对孩子百般的虐待，成年后又对子女试图各种掌握，希望成为自己生存依附的一种工具。这种父母，让我们也只能望而生畏。
谈及责任感，本不是仅仅只有子女才应该去履行的一种孝道，父母爱子女，也应该是有这种最基本的爱护子女的责任感。爱是双向的付出，而在这一场亲情关系里，我们总是不能看到如期而遇的好结果。
为人父母，本是一场严肃的修行。但是至始至终，子女对这种责任承担的却更多，而像潘贵雨这样的父母根本不曾看到子女的这种爱。
苏珊·福沃德在自己的书籍《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中，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有毒的父母”。
为何是有毒的父母，因为父母对孩子持续的情感伤害，如化学毒素一样从小到大，逐渐蔓延至孩子的整个身心，让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遭受痛苦和精神折磨，并在无形中产生一种负罪感。
《安家》中的房似锦，正是遇到这样的“有毒的父母”，然后慢慢的变成了被毒害的不幸的孩子。
而在我们生活中，像这种有毒的父母并不少见，比如《欢乐颂》中的樊胜美、《都挺好》中的苏明玉。
奥地利剧作家卡夫卡的童年中，也曾遇到类似有毒的父母，经历过这样的不幸。
卡夫卡与父亲的关系从小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和恐惧的状态中，专政暴虐的父亲经常以爱的名义向卡夫卡索取，并随意摆弄他。让卡夫卡听从他、顺从他、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满足自己心理的安慰感。这让卡夫卡的童年一直充满恐惧感和负罪感，一直影响到他的成年生活。在成年之后，卡夫卡因为自己的这一段不幸的童年经历，还写了一封《致父亲》的著名信件，在这封信里再次说到了自己的经历，试图用这种方式反抗父亲。
在《情感勒索》中，苏珊·福沃德说：“一段健康关系，应该建立在互相关爱、替彼此着想、希望对方更好的基础上，否则对双方都是有害的”。
而在《安家》中，房似锦和母亲的这种关系，显然是失去了对等，就更不能谈及健康度。
面对这样的家庭情感困境，我们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呢？
苏珊·福沃德在《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给出了这样的一些办法：
第一：打破原有情感界限，试图积极理解和维护。
苏珊·福沃德在《情感勒索》一书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一段亲密关系就像一瓶牛奶，你及时把它放在冰箱里，还能保鲜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放在外面太久，变酸了，就怎么都救不回来了。”
所以，当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积极主动的去沟通、理解和维护，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如果《安家》中的房似锦能在母亲进行情感勒索的第一次就试图努力沟通，也许不会有后面多次的被所要金钱的事情发生。而如果她的母亲潘贵雨可以理解孩子的不容易和曾经受的苦，那么她们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有一个缓和，还能逐渐变好。
《都挺好》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等了一辈子，都在等父母一声抱歉；父母等了一辈子，都在等我们一声谢谢。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等到。
可见，积极的去理解和维护对于家庭关系多么的重要。
第二：在情感关系紧张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自我界定。
自我界定就是让我们面对困境去做反思，然后采取有效的行为去遏制坏结果的发生。
不管房似锦跟母亲之间小时候有多少矛盾，但是此时，成年的她完全可以重新改变这种关系，在与母亲潘贵雨的交往中，非常明确的表明自己的立场，不给母亲随便开这个索取的口子，则是她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这样也就能及时扭转局面，让母亲不至于第一次开口就能如愿，也就不会有后来越发的变本加厉。
在《情感勒索》中，苏珊·福沃德说：“不论是白蚁还是飓风，都可能毁掉一座房子”。往往是因为我们内心情感的阀门没有关好，随便开一个口子，就给了对方一个试图依附和索取的希望。
第三：正视自己在这段情感关系里的角色，不再做自我惩罚。
基于感情因素的影响，我们总会在不自觉中对自己自我惩罚，认为这是自己应该承受的不幸。当我们能成熟的面对这一问题本身的偏差和不平衡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试图走出这种原生家庭的阴影。
在《原生家庭·如何修补自己的性格缺陷》中，苏珊·福沃德说：“如果不能认清主要责任方，你就会一辈子把这个重担背负在自己的肩膀上。如果你一直因此而责怪自己，你的内心就会永远充满耻辱和自我憎恶，你就会不停地惩罚自己”。
无论是房似锦，还是之前的樊胜美，我们都应该明白，心理上的这种感情债一定要尽力的让自己走出来，让自己清醒的认出事情的本质，然后离开这种异常情况下感情的负重，才能让自己从这种不对等的家庭关系中彻底的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