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作霖的评价，张学良曾经说自己的父亲是：“有雄才，无大略”。这一点完美的契合了张作霖的人生，张作霖没有给东北、给国家找一个出路，他所寻求的只是山大王式的皇帝，其所有的治理和战争的出发点都源于此。但是，张学良的出发点却并非如此，这也是他在所有军阀中前期官职最高、实力最强而命运最差的原因，他能够很好的摒弃个人私念，将自己的出发点放在国家命运身上，这对于当时还处在军阀派系之中的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来说，无疑是幼稚且理想化的，但事实上确是最崇高的。
但是，张学良备受质疑的“不抵抗政策”成为了他永远的痛，也成为了东北三省沦落的号角，这也让很多人对历史产生了一种相当大的误读，即不*杨宇霆，东北就不会沦陷，最少不会这么快。类似的说法还可以看到不*和珅，清朝就不会这么快衰败的言论。在这里，很多人犯了一个典型的过度高估个人能力的常识性错误，忽略了大环境、大战略的影响，也没有全面考虑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只是一种看了太多宫斗剧和人心权谋之术的片面解读。
首先，日本加速战争进程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是张学良上台，对日日趋强硬，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内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移矛盾，日本采取了加速侵华的步伐。
在“大萧条时代”之前的1927年，日本爆发了金融危机导致日本政局陷入动荡，军国主义抬头，头目田中义一内阁上台。
1928年，父亲张作霖专列在皇姑屯遇袭，送回沈阳官邸一命呜呼。当时，年仅27岁的少帅张学良，成为了奉系军阀的继承者。
豪门之争历来是史学家津津乐道的焦点，古代有外戚和皇权、军权和皇权、相权和皇权之争。张学良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军阀大业，自然也免不了走这一遭。
和历史上大部分旁权、皇权之争的结局一样，张学良除掉了杨宇霆、常荫槐，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
如果说杨宇霆在世时，尚且愿意和日本在外交、军事上相互扯皮周旋。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对日本的厌恶是不言而喻的，高举东北易帜的大旗，和南京国民政府走在一起，也彻底打消了日本人在张学良身上所抱有的幻想。
历史上，这个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有没有以明文的形式下过，没有史料可查。所能确定的也只是，张学良和蒋介石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蒋介石对日采取消极抗战的政策，是毋庸置疑的。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在忙着剿*红军，张学良则在北平养病、看戏。
对于日本的进攻，请示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承认，为国牺牲。”
礼仪之邦本色尽显。
根据张学良的回忆，他在看戏，接到日军进攻东北军的命令时，是一种懵逼的状态。无论从实力还是希望上，他都希望这只是一个错误的情报。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也是正常的。当一个八岁小孩站在一个练过搏击的成年男子面前，自然幻想着对方找错人了。
在高度还原的历史电视剧《少帅》里，郭松龄对张学良有一句切实的评价“纨绔还是一样纨绔，只是有聪明笨傻之分”。张学良就是聪明的那一个。
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主权（这一点，在民国之前是中国人是没有的）的概念和他爹相比，自然要强不少。所以，他匆忙的将这支最强军阀力量带到了一个统一的家庭里，幻想以全国之力抵抗日本在东北的经营。
只是，当时的中国力量太薄弱了，全国尚且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步伐，几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和真正战争洗礼的军阀，更不可能抵抗。
这一点，蒋介石明白，张学良也明白。双方更像是在一种无声的默契当中达成了一个共识：“消极抵抗”。
依我看，张学良不愿意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保存东北军的实力。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内部一直是四分五裂的状态，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还有各种地方军，各个派系之间相互倾轧，争权夺利。
保留住了东北军的实力，也就等于保证了自己成为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虽然有诸多的不成熟和私心，张学良仍然为中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所有的派系中，张学良始终保持着以国家利益和主权为重，放弃派别之争，是难得的思想进步青年（或许在其他军阀眼里，是一种幼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