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这座城市每天生产出如此巨量的垃圾，但其实早在2012年北京市就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了政府部门、物业部门、收运单位、垃圾产生单位的责任和罚则，但是对居民只有鼓励和倡导，没有约束和强制。
这是2018年11月18日北京某大学内的一个垃圾桶，“双11”活动后，各大高校内的快递服务中心都是“爆仓”状态，一些刚取完快递的学生直接在路边拆开快递，把纸箱和包装袋丢进垃圾桶，许多纸箱摞得比垃圾桶还高，一些塞不进去的纸箱就直接放在地面上。这些垃圾桶还掺杂着生活垃圾，比如吃剩下的食物，带油水的餐盒。
而就在10月份左右，这里还有两台纸箱回收机，其中一款可以扫码投递纸箱，在自动粉碎废纸后还会向投递纸箱的用户赠送可以兑换礼品的积分。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器每天有30-50人投递纸箱，使用率并不高。
一名学生表示：“之前用过，但觉得放机器里太麻烦，还要排队，这样比较方便。而且应该会有人来捡走吧。”
“拾荒者”确实是大学校园里收集纸箱的主力，但相比于快递垃圾生产的速度，他们的力量却很有限，而一些被生活垃圾污染或是压在底部的废纸箱，他们也不太会去回收。
国家邮政局去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超过7成用户会把快递包装当作“垃圾”处理，只有19%的用户将快递包装二次利用或他用，无专门的回收机构是快递包装回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但是如果分类得当，90%的快递包装废弃物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大多数人都知道快递包装可回收，可为什么仍然把他们当成垃圾处理？
实际上在垃圾分类和回收这个问题上，做的最好的往往是老人和小孩。在学校，尤其是小学里，垃圾分类被赋予了很大的“荣誉感”和“使命感”，这种积极的心态可以极大调动学生们的热情从而去实践垃圾分类。而老年人一方面有较为充足的时间，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回收塑料瓶、包装盒等垃圾的时候可以获得一些经济上的回报，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年轻人一方面因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等问题，自由时间相对较少，同时缺乏对垃圾分类抱有的“使命感”，也不太在乎垃圾回收带来的经济回报，自然对垃圾分类的热情就很低了。
罚款会不会让我们做得更好？这次在上海实施的法案被称为“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其中最严厉的就是各项罚款措施，针对个人、企业都有不同的罚款措施而且力度极大，不少上海市民、企业都叫苦不迭。在这种力度下，罚款虽然不是目的，但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手段，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这是上海实行法案第一天的上海轨交二号线人民广场站，一位乘客拿着半杯还没喝完的豆浆，在将其丢进干垃圾桶之前，又猛吸了几口试图“清盘”。也有乘客手里的面包本来还剩一口，最后还是塞进了嘴里，然后才把空袋子扔了。甚至还有一名乘客因为暂时找不到湿垃圾桶，直接把手里的红薯皮用纸巾包了包塞到双肩包里。
法案的实施确实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但通过心理学研究表明，罚款并不能让我们从内心认同一件事，反而这种“高压”的政策也容易让人产生“对抗心理”。科学家们通过大量的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的实验研究,总结出下面的行为一般规律：如果某种行为更加轻松或是能带来好处,即使每次受罚也不易改正;若只有偶然几次受罚就更不会轻易改正。不进行垃圾分类显然是更轻松的选择，那么一旦处罚政策放松或是监管不够严格，还有多少人能坚持进行垃圾分类呢？
罚款可以有效地控制问题，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去维持监管力度，如何才能让人们培养起垃圾分类的意识并养成习惯呢？
在北京朝阳的劲松社区日均产生各类生活垃圾近5吨。自2016“绿馨小屋”年投入使用以来，劲松的居民们几乎天天与“绿馨小屋”打交道，厨余垃圾以及易拉罐、废旧报纸等可回收物都可以拿到这里来积分，兑换生活用品。通过这种方式，居民无形中提高了环保意识，并形成了自觉垃圾分类的习惯。
但研究表明，奖励机制尤其是物质的奖励会削弱行为人的内在动机，把“自己渴望变得更好”的内在动机变成了“为了得到奖励才去做”的外在动机。那么一旦切断这种奖励，缺乏内在动机的人则难以对这件事继续保持热情，甚至放弃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无论是罚款、经济奖励回报，这些手段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问题进行控制，但问题也很明显，这些手段不能真正刺激到人们的内心。为了躲避罚款，有人甚至把垃圾放到别人家门口；废纸回收价每公斤下跌2角钱，就足够影响人们对废纸回收的热情。一旦这些手段停止，可能就“一下回到解放前”，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很可能荡然无存。垃圾分类的习惯或者说是所有习惯的养成，都不是靠这些手段能够真正实现的。
以德国为例，德国是全世界垃圾分类的典范，是世界上回收利用率最高的国家。但他们真正做到垃圾分类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迅速工业化同时人口随之爆炸性增长。在首都柏林，大量涌入的产业工人使得这座城市蓬勃发展，却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大量的垃圾。当时的以地主们为代表的城市管理者们提出了三个方案：填埋、焚烧、分类再利用。
垃圾燃烧带来的异味让焚烧方案很快被否决；而对垃圾进行分类，在当时看来是只有女仆才回去做的事情。此后垃圾分类的方案被人抛之脑后，填埋垃圾甚至是不管不顾让其成为数十米高的垃圾山成了柏林人处理垃圾的“最佳选项”。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莱因经济奇迹的爆发让德国人逐渐从战后衰败的经济又快速复兴，在经历了20年的经济困难后，德国人将复杂的包装和包装垃圾的数量当成了攀比的标尺，大量垃圾出现。
直到1973-1974年出现第一次石油危机，事情发生了转变。
1973年，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发布了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一观念在民间迅速传播并深深植入了德国人的思维当中，大量德国人自发地开始进行垃圾分类和回收再利用。
时至今日，德国的垃圾分类系统更加复杂全面，加上民众的自觉和完整的立法管理手段，让德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率。据《德法公共电视台》调研，2017年德国的生活垃圾循环利用率高达66%。
除了垃圾回收直接带来的经济收益，已经根植于居民心中的垃圾分类理念才是真正让德国人愿意去做垃圾分类的动力。据《明镜周刊》的调查，65%的德国人将垃圾分类视为个体对环保事业做出贡献的第一步，并享受这种略显琐碎的家务所带来的使命感。
在垃圾分类很有名的日本，也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改变过程。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颁布了《废弃物处置法》，日本的垃圾分类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到了小学高年级，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垃圾处理厂，同时通过各种媒体杂志、电视广播等宣传手段，让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心，至今日本成为了世界上垃圾分类成效最好的国家之一。
在日本，一个香烟盒，可以拆分成纸盒、外包的塑料薄膜、封口处的那圈铝箔，这个香烟盒就要分三类：外包是塑料，盒子是纸，铝箔是金属，所以这件东西就要分三类丢弃。
而在小学里学生们处理牛奶盒时，同样要经过一个繁琐的过程：
先在教室把牛奶盒里的牛奶喝得干干净净；
再在装着水的桶里汲水清洗牛奶纸盒；
沥干水后放在通风透光处晾晒；
晒好的牛奶盒用剪刀剪开，方便收集；
最后由工作人员来收集牛奶盒 。
在日本大多数的纸盒都要经历洗净、剪开、晾*过程，回收利用率也变得很高。细化到每一处的教育培养了他们对垃圾分类的观念和意识，也让他们对垃圾分类有了更细致的认识，这种教育从根本上大大降低了垃圾的误投率。
在上海，垃圾主要分四种：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虽然只有四种但也足够把上海人们整得晕头转向，很多垃圾的分类和想的完全不一样：干果仁是湿垃圾，湿纸巾却是干垃圾；同样是骨头类的垃圾，易碎的鸡骨、小龙虾壳是湿垃圾，坚硬的棒骨、螃蟹壳却是干垃圾……每次在扔垃圾之前，那不能看它长什么样，也不能听它叫什么，要从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进行，才可能把它们放到正确的垃圾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