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诗人刘禹锡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性格刚毅且富于斗争精神的人。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没有真实展现出他的本来面目。那么，“真实的”刘禹锡又是什么样的呢？
1、“小人”得志方现本性：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称汉中⼭靖王后裔。他⼗九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岁，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
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出生，公元800年，刘禹锡已经是官场上面的中层人物，而二十八岁的白居易才刚刚中进士。
公元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原太子侍读王叔文，受到唐顺宗信任进入中枢。刘禹锡与王叔文相交甚好，遂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由此可见年纪轻轻的刘禹锡是非常的有才，并且能攀龙附凤，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善于拉关系、找门子！此时刚刚33岁的刘禹锡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干部。而后来与他并称“刘白”的白居易，这时还只是在秘书省做一个校书郎。
那么，33岁就成功打入国家高层的刘禹锡又是怎样施展才华的呢？
王叔文进行的改革，刚开始朝中大臣也都是纷纷称赞、大快人心的，改革导向也是非常好的。
但王叔文等人太过于浮躁，他们一群人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对于朝廷中不愿意和自己站在一边的人给予打压。御史重臣武元衡不愿意和王叔文等人站在同一战线，便被刘禹锡打压，直接降职为右庶子。包括老臣韩皋、侍御史窦群等朝廷重臣也都因反对刘禹锡的意见惨遭贬谪。以至于后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四人被称为“奸臣四人组”，可以说，此四人在朝廷中是说一不二的，他们的话没有人敢不听。他们把持朝政、独断专权的行为使朝廷言论阻塞，整个朝廷犹如被乌云笼罩，暗无天日。
他们独断专行也就罢了，要命的是，他们为了使自己能一直独断专权下去，竟然让卧病不起的唐顺宗立太子，可这个太子并不是后来上台的唐宪宗，这必然就与之形成了无法和解的矛盾。
在宦官集团的精心策划下，805年八月初四，只当了七个月的卧床皇帝李诵，下发禅位诏书，传位给太子李纯。
新继位的李纯在历史上算得上英明神武，可这时候他是既得利益者，刚刚上台需要这些势力的支持，加之他与父亲政见不合，颇有嫌隙，所以他决定废除“永贞革新”的政策。
虽然革新派对此大为不满，但是很快，贬谪的诏书就到了。八月五日，李纯下诏，将王伾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即行递解出京。九日登基帝位，接着又下诏，将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柳宗元、凌准、陈谏、韩晔、韩泰、程异、韦执谊也分别被贬为不同地方的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元和元年（806），宪宗皇帝大赦天下。许多流官被征召回京。刘禹锡的心中也荡起一丝喜悦。然而很快，这丝喜悦之情就被无情的冰水熄灭了。宪宗下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 这就表明，刘禹锡等人在宪宗一朝是再无出头之日了。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因为一首“玄都观诗”，这些人就再次被贬的根本原因。
综上，刘禹锡少年得志，春风得意马蹄疾，而得势后的刘禹锡与权臣勾结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充分展露出“小人得志”后狗仗人势、上蹿下跳、排挤同行的真实面目。
2、“小人”失势最能任：
“小人”虽是贬义词，但真正的小人个个都能“拾得起放得下”，刘禹锡也不例外。
到达朗州任上不到一年，听闻王伾病逝、王叔文被赐死的消息，刘禹锡似乎也预感到了自己的未来。因此，此时的刘禹锡处处小心谨慎，忍气吞声。
刘禹锡被贬至安徽和州当一名通判，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和州知县看人下菜碟，见刘禹锡是从上面贬下来的，就故意刁难。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刘禹锡豪无怨言，还在门上贴对联：“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差役把刘禹锡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环境尚可，刘禹锡没有半点怨言，且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其还是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他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刘禹锡搬了三次家，面积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
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有人处处跟自己过不去，时时找自己的麻烦，很快就可能支撑不下去，甚至能生出“不活了，跟他拼了”的想法。但人家刘禹锡刘大人，以前的朝廷大员就是不跟这位势利小人怄气，不跟他计较，还欣然写下一篇超凡脱俗、情趣高雅的《陋室铭》。
从上可以看出，逆境中的刘禹锡确实是谨慎小心，忍辱负重。作为曾经的国家级要员，之所以能忍受一个小县长三番五次的欺辱，内心肯定是对未来充满了希冀。幻想有朝一日咸鱼翻身，前度刘郎今又来！
综上，刘禹锡是一个谨慎小心、善于自保的人，在一个当权的小县长面前都不抗争，更不可能去得罪当朝的权贵！并且从“思争辩”“心在京”可以看出，刘禹锡时刻表现出向往朝廷并“与朝廷保持一致”的想法，他绝对不是“大嘴巴”，也不可能随意就去讽刺权贵。
3、拍马拍在马蹄上：
唐朝对于官员的贬谪是比较人性化的，通常不会“一棍子打死”，而是会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启用。刘禹锡本以为自己只要好好表现就能早日脱离苦海，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之后，他得以再次调回京城，于是写下了《游玄都观》。
有人说“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的权贵”，我认为根本不是那回事。“讽刺权贵说”只是当时权贵们的一面之词，内情也只有宪宗和当时的权贵们最清楚。当时其他的所有人包括之后历朝历代的人，都只是人云亦云而已。
首先，前两句描写看花的情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盛况。特别是“无人不道”四字更表现出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和愉悦心情，显然是以桃花之美来衬托人们生活富足，社会繁荣。
其次，后两句分明是在“拍马”：这么美好的盛况，这么繁荣的景象“都是刘郎去后才出现的”，直白的说就是“没有了刘郎这批人，一切都更加美好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刘禹锡等人被召回京，与他一起游览玄都观的朋友中就有白居易。而当时的白居易已经不是图书管理员，并且近两年在朝中正好得到重用！他们走着走着，白居易说：“梦得来此怎可无诗？”刘禹锡于是脱口而出：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非常明显，根据刘禹锡当时的处境以及白居易就陪同在身旁，他不可能不顾忌老朋友的面子！因此可以判断，这是一首“拍马诗”而绝非挖苦正值春风得意的“白居易们”。
那么，刘禹锡为什么会因为这首诗而再次被贬呢？
首先，中国文字博大精深，同一个字、同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犹如“清风不识字”“正大光明”一样，清朝皇帝追究就可以*头，不追究就可以一笑了之。
其次，元和九年（814）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逝，其子吴元济手握重兵，公然与朝廷对抗。这个从德宗时期就显著的矛盾，在此时终于爆发了。可是，朝堂上却找不出一个能领军作战的可用之才，想到几年前宪宗曾为了彰显仁德而将程异召回，李吉甫趁此机会，建议将刘禹锡等人一并召回，让他们报效国家，将功赎罪。同时也彰显主上的大度。宪宗考虑再三，才听取了这个建议。但从内心里来说，召回刘禹锡等人宪宗是一万个不乐意！
再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元和十年还是宪宗在位，李纯在位期间唐朝甚至出现过短暂的统一，史称“元和中兴”。所以，此时的宪宗也只是例行公事落实被贬官员人性化管理而已，既然朝廷里有人想起用被贬的刘禹锡等人，自己也正好借机观察一下这些人有何改变，同时还可彰显自己的仁慈。但内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讨厌他们，毕竟当初结下的梁子是永远无法化解的，更何况现在身边的这些人用起来还是非常顺手的！因此，只要有人适时提出反对意见或能找出那怕是一丢丢的把柄，皇帝就可以立即推翻调令重新发落。
当时的朝堂上仍然是刘禹锡之前的死对头在执政，他们栽赃、硬说刘禹锡是讽刺权贵这很正常。甚至不能排除宪宗把刘禹锡等人调回后又开始反悔，正好借着“桃花诗”的出炉与权贵们和演了一出双簧！也正是因此，当这些返京之人在得知是因为刘禹锡的“桃花诗”而再次被贬时，没有人反对、没有人力争，更没有人埋怨刘禹锡。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得很，皇上是从根上厌恶他们，刘诗只是个借口而已。否则，刘禹锡写诗只代表他刘禹锡，跟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可以想象，就算老刘不写诗，皇上早晚也会找到其他的理由把他们再次贬出京城。
4、八面玲珑处处圆滑：
刘禹锡因为拍马拍在马蹄上而再次被贬，这一贬更是长达十三年之久。
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和州任期将满，经裴度和李程的推荐，加之敬宗对祖父时的恩怨已经忘却，刘禹锡终于再次得到回京的圣旨。路过扬州时与白居易不期而遇，这两位多年的老友，只需稍稍叙上几句，各自便老泪横流。酒过杯空，白居易牵着刘禹锡的手臂吟道：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前半句“为我引杯添酒饮”，白居易这是明明白白在告诉大家，刘禹锡对白居易是恭恭敬敬，热情的为自己倒酒。前面说过刘白同年出生，刘已是中层干部时白才中进士，刘已是国家级要员了白还只是个图书管理员。如此的差距刘禹锡不但不在乎，而且似乎有些热情过头，这充分说明刘禹锡是一个“拾得起放的下”且极为圆滑的人。
后面几句很明显是对刘禹锡境遇的悲愤、不平，字里行间充斥着可惜甚至是怜悯。刘禹锡听罢便和了白居易一首诗道：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的和诗前两句不气不恼，给人一种从此与世无争的感觉；第三句，更是把自己比喻成沉舟、病树，明白告诉大家自己不行了后人肯定行，将来的世界缺了他刘禹锡会更加美好，这不就是明显的附炎趋势吗？最后半句是典型的明哲保身：也就是在酒桌上有可能酒后失言，也有可能说了不该说的话，所以那只是“暂凭杯酒”长精神。也就是说，万一有人拿他说的某句话做文章，那可都是“醉酒之言”。可见，刘禹锡是一个多么谨慎、多么滴水不漏的人！
5、一个普通老人无所谓了。
宝历二年十二月，刚继位没多久的敬宗皇帝死于宦官之手。之后文宗登基，改元大和。828年，再次被贬十三年的刘禹锡回到京城。春天，又到了一年桃花盛开的季节。刘禹锡来到玄都观，满园都是杂草丛生，而当年那满天飞舞的桃花，如今却连树也找不到了。于是，他又很自然的生发出感慨：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此时，对于已经57岁的刘禹锡来说，回想往事，自己本打算通过拍马实现再次腾飞，结果却事与愿违还连累了一众朋友。现如今时过境迁皇上都换了好几茬了，自己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该说些肺腑之言了，回顾当年那些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好多都已驾鹤西去，不自觉的就会觉得“活着就是胜利”，所以敢于大胆的说出“前度刘郎今又来”，爱咋滴咋滴吧。这恐怕才是刘禹锡唯一一次大胆且直白的内心流露！
很明显《再游》诗是刘禹锡真情的流露，也是对拍马不成反遭踢的报复，于是将错就错默认那就是在“讽刺权贵”。但这一次公开的叫板却没有人借文字来攻击他，其后的日子，刘禹锡也是得以颐养天年。这也间接证实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正确，《游玄都观》也绝对不是什么讽刺权贵的诗！
总结：刘禹锡初出茅庐时年轻有为，小人得志排挤同行；一旦失势，甘愿受辱，非常善于自保；处事圆滑，有机会便溜须拍马（虽然不一定起到好的作用）；到老之后才做一回自我。
（创作此文参考了相关文献，如有必要酬谢或立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