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反映北宋仁宗朝的电视剧《清平乐》正在热播，该剧不仅描绘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宋仁宗形象，更是勾勒出了北宋前期名臣群像。明代学者李贽论及宋仁宗朝时评价道:“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韩琦、蔡襄等名臣不仅在历史课本中为人熟知，更是频频出现在语文课本背诵并默写全文名单里，因此他们也被观众戏称为“全文背诵天团”。
这些北宋名臣不仅文章传颂千古，他们在书法方面的成就至今也为人所称道。《清平乐》中书法元素贯穿全剧，对宋仁宗的飞白书创作着墨甚多。有热心观众考证出了《清平乐》片头的“清”字集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行书《赤壁赋》，“平”字则集自上海博物馆藏赵孟頫行书《灵隐大川济禅师塔铭》，可见该剧主创团队对细节的考究用心。本期报纸我们就从《清平乐》延展开，一窥宋代书法之风貌。
张方平 名茶帖 25×32.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大脑自带扫描仪的张方平和他的《名茶帖》
■仇春霞（北京画院副研究员）
张方平（1007-1091）在《清平乐》里的戏份非常少，反而是与之有关的苏轼、苏辙还风光了一把。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张方平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而编剧又想“做戏”，于是只好让张方平委屈一下了。
/ 其人 /
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是一位天赋异秉的人物。他生来就记忆力非凡，大脑就像一台扫描仪，能把重要的东西全部存在大脑里。他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书，只能借书看，他看完就记住了，从此不用再借第二回。参加工作以后，有一回宰相章得象监修国史，他发现从真宗乾兴到仁宗庆历（1022-1040）年间的史料都不齐全，于是把这个任务交给张方平了。张方平凭记忆补全了这段历史，令老宰相十分满意。张方平担任开封府领导一职时，按常例，助理会将工作日志以及所涉及的人事都写在一块小板子上，张方平根本就不用这块记事板，他将府里的人和事都录在大脑里，一丝不差。这令身边的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觉得他是神仙下凡，都不敢弄虚作假。
也许是上天赐予他的东西太珍贵了，要让他在另一处有遗憾。他的眼睛就一直不怎么好，后来成为他缠绕终生的疾病。
张方平“颖悟绝人”，又特别勤奋，且办事周全、公正，所以必定会有一番政绩。可惜张方平生不逢时，因为他遇上了人才多到爆棚的仁宗朝。苏轼在给张方平写的墓志铭中开篇即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所谓“至于今赖之”，已经是到仁宗去世后的哲宗后期了，期间经历了英宗、神宗两朝。在群星璀璨的仁宗朝，张方平只是一颗普通的星星。他能进入《清平乐》估计还是由于苏轼的原因，因为他在四川主政期间向朝廷推荐了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成为了三苏永生铭记的“引路菩萨”。张方平去世以后，绝少为人写谀墓之辞的苏轼不惜笔墨为他写一篇长达七千多字的《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张方平的生平和政绩，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张方平若在天有灵，一定会感慰不已了。
张方平一生著述颇丰，有四十卷《乐全集》传世。其中诗文不多，时政文章比较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
/ 其书 /
张方平还有一份墨迹传世，名为《名茶帖》，这在传世墨迹并不丰富的北宋来说，是极为难得，甚至是意外的。因为即使是在当时享有盛誉的诸多诗人和书法家，如《清平乐》里的宋绶、梅尧臣等等，都没有墨迹流传下来。张方平既不是诗人，也不是书法家，能让后人见到他的墨宝，真是亿万分的侥幸。而且《名茶帖》里的内容居然还与宋代诸般闲事之一喝茶有关。所以无论是书法界，还是茶道界，都会要拉张方平说说事。
《名茶帖》现藏于台北博物院，内容如下：“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宠惠名茶，不任愧感愧感。中间示谕新制火炉，告令买两所，因便寄及为幸。方平启。”这显然是一封遗失了前面部份的残信，因为既无收信人的称呼，起首也相当突兀。落款处有“方平”二字。其实单凭末尾的“方平”是无法判断这是张方平的墨迹，但此札后面有明人吴宽的一段跋文，其跋曰：“右宋名臣杜祁公、唐质肃公、张文定公、韩献肃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迹也。太宰林公俾宽鉴之，谨记其后，弘治庚申七月晦，吴宽拜书。”
吴宽跋中的“杜祁公”指宰相杜衍（978-1057），“唐质肃公”指唐介（1010-1069），“张文定公”指张方平，“韩献肃公兄弟”指韩绛（1012-1088），和他的弟弟韩维（1017-1098）。这几位都是仁宗及以后三朝的名臣，并且都是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好朋友。
那么张方平的这封信，究竟写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有三点：一是托人送信；二是感谢送好茶；二是请寄火炉。后面两个内容非常好懂，第一个内容就有点不好确定了。
第一个内容都写在信札的前三行，在一些刊物上，这三行被断为“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这个断句有问题，主要是逻辑关系不清楚。这一句里有两个称呼，“贤郎”和“侍下”。“郎”是对成年男子的称呼，前加一“贤”，必定不是称自己的儿子，而是收信人的儿子。“侍下”在古人称呼里有特定含义，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写道：“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永感下。”这一段内容是教新进进士写简历时怎么称呼自己家人。看样子，用到“侍下”一称呼的，就是父母两人仅存其一。
综合其义，“贤郎在侍下”就是祝贺《名茶帖》的收信人子承膝下，得享天伦之乐。那么“留钱塘”的主语是谁就不知道了，“慰疏”送给谁也没有指向了。如果重新句读，改为“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逻辑就能顺得通。“贤郎在”可以用古人的诗句“承家幸有贤郎在”做个旁注。那么“侍下”就可能是张方平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了。根据苏轼所写的墓志铭，张方平任杭州知州时，他的母亲还健在，他结束杭州一任之后，他的母亲就故去了。所以这位侍下很可能是张方平的母亲，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请《名茶帖》的收信人转交给自己的母亲。所以前三行断为“贤郎在。侍下留钱塘也，今有慰疏，告为附达”是比较合适的。
《名茶帖》书风沉稳，即使某些笔划有飘逸之势，也很含蓄，或者用别的体势来压住它。中宫紧收，字势偏长。有人说此札“用笔似乎也有不少苏轼帖中的影子，足可见当时的文人圈是互相影响的”，这个判断就有点颠倒次序了。虽然张方平与苏轼有多年交情，但毕竟张方平比他父亲苏洵还要年长2岁，苏轼刚刚进京时，张方平已经是政坛的中坚力量，书写风格基本已经定型，他又无意于在书法上有所求，所以不会刻意学苏轼。相反，此札平稳中正的风格非常符合张方平的性格，其中有些字如“茶”“令”“所”等，略显压抑，用黄庭坚评苏字“石压蛤蟆”来评《名茶帖》也是可行的。那么，也许苏轼还从张方平受到启发了。
虽然张方平并不以书法闻名，但北宋书法史有他的名字，其原因除了《名茶帖》之外，蔡襄的两封传世墨迹也与他有关，一是《安道侍郎帖》，“安道”是张方平的字，不过，《安道侍郎帖》不是写给张方平的，而是写给余靖的。余靖也是《清平乐》中的人物。后人容易把两安道弄混淆。二是蔡襄的《自书诗帖》，蔡襄将自己写的13首诗抄送给了张方平，而这13首诗中，有3首是写给苏舜元的，苏舜元是苏舜钦的哥哥，苏舜钦是《清平乐》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为他的故事多，所以比张方平的戏份多。
范仲淹 道服赞 34.8×47.9cm 故宫博物院藏
文正公范仲淹的传世书迹
■柳沣圃（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
“读书人的忧天下之心，比词藻重要。而今许多学子，却常以典故辞藻沾沾自喜，凌驾于人，如此学子，入仕为官之后，如何能体察民情，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在电视剧《清平乐》中，年轻的仁宗皇帝正激动地读着一位官员的上书内容，眼神中闪烁着光芒，在发出连连称赞之后，将其提举在应天府书院之下。这位心怀天下的官员名叫范仲淹，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当世乃至后世之人留下许多宝贵的财富。
范仲淹在剧中的出场也极为朴素，褴褛衣衫，一顶农耕遮帽，被应天府学生嘲笑毫无礼仪。而大词人晏殊却认为学书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而应该深入百姓生活，才能有更深刻的体会，范仲淹此举，正是为天下学子作出了表率。原来范仲淹的形象还这么饱满和丰富，看来我们要学的并不只是《岳阳楼记》呢。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曾主持著名的庆历新政，谥号“文正”。后人关注的多是范文正的政绩和文学，是他的为人处世和高风亮节。但却很少知道他的书法。提到宋代书家，每一位似乎都要说“书如其人”四个字，而这四个字，我想放在范仲淹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范仲淹的传世作品很少，但很难得的是墨迹居多，现有《道服赞》、《二札帖》、《师鲁帖》传世。宋代文人多喜与道士僧人交往，《道服赞》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看《道服赞》不仅是看墨迹，还要其文，看其后丰富的题跋。便会对这件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边读《道服赞》的内容，边观其书，书有法而词有气，有一种清丽通透的感觉，但是这清丽中又有沉着端庄之意。清劲瘦硬的点画形态倒真有道者的几分翩翩风度，有庄子所说的逍遥之感，但又不是飘忽不定，失之气韵的。范公字无毫鋩纵逸之态，多得前人笔意，文醇笔劲，既美且箴。其文后有文同、黄庭坚、刘魁等多家题跋，题跋之中无不有“笔精而瘦劲，自得古法，世人可不知所重耶”、“不知其人，视其友谅哉”的赞叹。
《二札帖》、《师鲁帖》，章法分布相对错落，不似《道服赞》整体章法排布十分匀称，给人正式严谨的感觉。无论是《道服赞》还是《二札帖》，字字之间少有牵丝连带，甚至都是相对独立的。相比之下，范仲淹的另一书作《师鲁帖》则更为潇洒和与众不同。其下笔极为果断，如“秋鹰搏兔”，意态精巧。也无怪黄山谷称其：“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并且出现了如“递中”这样字字连带的组合，《师鲁帖》中出现了明显的组合分布，字字之间的距离，也出现了丰富的变化。例如“书来专送”自成一组，而下方的“上近得”又成为了新的组合，“扬州书”又是如此。在结字的处理上，虽然多是上宽下紧，但是仍然能找到“亦”、“为”等下方宽博的古拙之态，可谓是“大格局”中的点睛之笔。
从整体章法上看，字密行疏是范仲淹书法作品的一大特点，《道服赞》、《二札帖》、《师鲁帖》皆是如此。时人或说行疏而气散，字小而气弱。我以为不可一概论之，观范仲淹书之章法，虽行疏然字聚，上多宽博而下聚中宫，故气聚而不散，点画挺拔，意蕴古拙，行疏更添清古。我们常常只关注字内空白，而不关注字外空白，忽略了章法的“意态”，行行错落，在大的错落空白之间，我的关注点更多的被团聚在一起的结字本身所吸引。章法错落，就像排兵布阵一般，“不乱”是极为难得的。也见世人多用此法，但成功者甚少，常吸引人去看章法，而忽略字的精华，因此本末倒置。而范仲淹的章法空白，正是给后人带来了许多启示和借鉴之处。
我在临习范公书作之时，初次临习，有些压抑，好像很多地方都不得舒展，但是临习几遍之后，又觉得其中是自然的，潇洒的，点滴细节之间，是值得后人细细品读的。范公所有书帖之中，“仲淹”二字都写得极小，显示出了自己的谦恭之态。或许范公之本意，并不在书法艺术，只当作实用工具而已，但是却代表了那一时期，古人书写信札尺牍的自然之态。
韩琦 信宿帖 71.1×30.9cm 贵州省博物馆藏
三朝元老韩琦和他的《信宿帖》
■张靖悦（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
近期，火爆电视剧《清平乐》成为人们餐前饭后的重要话题，而令我感兴趣的是第一集就出现的韩琦这一人物。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欧阳修曾赞颂他“临大事，决大议，垂坤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不仅是北宋中期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他的政治思想文化还对北宋乃至后世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功盖天下者，其文章或掩于功业，而弗着于当时；然终不能泯焉者，有所托而传也。”韩琦为官四十余载，著作颇丰，但其亲自整理的现已多亡佚，不过后人整理留下的却较多。《书林记事》中提到：“韩忠献少年贫时，学书无纸，庄门前有大石，就其上学字，晚即涤去。遇烈日及小雨，张敞伞自蔽，率以为常”，这足以证明韩琦在书法上的付出与艰辛。在宋代，承袭唐、五代的既成书风流向，书法的研习上多以颜真卿楷书为宗，例如宋四家，均为取法颜氏，并抛弃肃穆的书风，形成灵动活泼，姿态肆意的风格。而韩琦亦深受颜氏影响，唯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摒弃颜氏书风。
韩琦在宋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以武康军节度使，求知相州。相州是韩琦的故里，于是作昼锦堂为后圃。同时韩琦还做《昼锦堂》一诗来剖白自己要孜孜不倦地前进，要心存忠贞高耸的大节，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并指出目光短浅，气量狭窄的人，根本就不配文人士大夫的羡慕。十年后，治平二年（1065年）韩琦请欧阳修撰写《相州昼锦堂记》以记其事。欧阳修所撰写的《昼锦堂记》主要是围绕相州昼锦堂的堂名和《昼锦堂》诗诗意为论点，来歌颂韩琦的功勋品德。欧阳修前后反复构思、不断修改，才将文章送至韩琦品鉴。韩琦收到文章，非常欣赏，尤其是文章中的“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里”一句，直戳韩琦心志，于是韩琦命人将文章篆刻在昼锦堂上。不料没过多久，欧阳修又差人送至重抄本，与先前有所不同的是，他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这句话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韩琦再三斟酌过后发现，添上这两“而”字，语句更通顺流畅，抑扬顿挫，覆有深意。
而《信宿帖》是韩琦留下的两本墨迹之一，另一帖名称《旬日帖》，二帖连装，总称《行楷信札卷》，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信宿帖》内容如下：“琦再拜启，信宿不奉仪色，共惟兴寝百顺。琦前者辙以昼锦堂记□（容）易上干，退而自谓眇末之事，不当仰烦大笔。方夙夜愧悔，若无所处。而公遽以记文为示，雄辞浚发，譬夫□（江）河之决，奔腾放肆，势不可御。从而视□徒耸骇夺魄，乌能测其浅深哉。□褒假太过，非愚不肖之所胜，遂传□之大。恐为公文之玷，此又捧读惭惧，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着，未易言悉。谨奉手启叙谢。不宣。琦再拜启□□□□台坐。”
该帖中虽含有少数字型模样受损严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知道它想要表达的是韩琦对欧阳修为自己的宅院作文以记的谢启。帖后有不少名家提跋，大部分都是对韩琦的品格、功绩以及文学书艺的赞美之词。
将此帖与同样是颜氏风格的蔡襄《海隅帖》相比，《海隅帖》的整体风格更妍美一些，用笔上端重劲健，有股圆融的气息，而《信宿帖》气势磅礴，多力丰劲，字字顿实雄厚，体态丰腴洒脱，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不仅如此，他还极善运用点画的肥瘦与钝锐作对比。例如横向点画轻盈，纵向左侧点画弱于右侧，右侧运笔时按笔较重，像竖、点、撇、捺等都略显较粗，但在出锋处又露出锋芒，以防点画平庸呆滞。该帖在章法上，布白均匀，但若是仔细勘察，会发现上半部分较为宽松，下半部分较为紧密。构成这种章法的大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韩琦本人的书写习惯造成，另一个则是点画多的字形都恰巧凑合在一起。文彦博亦曾给予过他较高的评价：“晋公名画鲁公书，高出张吴与柳虞。幸得魏公挥翰墨，缘公楷法亦颜徒。”
通过对不同书风的对比，会发现他在字形取法上不仅保留有颜氏书风，在这一笔一画中还兼糅着柳氏楷书书风的笔味，并不完全陷于颜体之中，如帖中的“谓”、“记”、“谨”等字，言字旁的第一横方头起笔且有意加长，“测”、“为”等字的竖勾均含有柳氏特点，所以他取法于颜、柳两者之间，唯一遗憾的是他的书风个人特点并不鲜明。不过所谓“字如其人”，能有这样的字无不充分体现了韩琦的品格豁达，忠贞志义。韩琦曾对自己的书画这样评价道：“韩画颜书世绝珠，铃斋时足奉驩虞。跋题应命诚羞涩，不是跳龙卧虎徒。”
纵观韩琦墨迹虽没有强烈的艺术个性，但若是从历史价值上来讲它是一件经历过三朝历史人物的手书墨迹，可以看到当时人物的取法对象和书写情况，所以他的书法造诣是不容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