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
十二岁时，索兰便露出“不对劲”的端倪。那之前，她在市妇幼保健院出生，703厂家属院长大。父亲，703厂，汽车队队长；母亲，师范大学后勤部门，会计。一九八二年，两人薪水合计超过一百八十元。索兰父亲爱好集邮，拥有五本集邮册，集邮协会在少年宫办展时，曾向他求借十七套邮品，他慷慨出借。索兰的母亲喜欢听音乐，她家是家属区最早拥有声宝收录机的家庭。
索兰本是第二胎，索兰母亲怀第一胎时，还在中学后勤工作，路遇几百名学生打群架，眼见有人肠肚流出，受惊流产，从此决定少生，索兰由此成为独女。她吃得到巧克力；每天有五角钱零花买汽水、雪糕；听着朱逢博的专辑学会唱《蔷薇处处开》；周末由父亲骑自行车载她去上海人开的得月楼吃甜点；红纱巾流行时，她率先获得一条。
十二岁那个暑假，703厂家属院浓荫匝地，索兰和一群孩子在院子里跳皮筋，一个十六岁少年从楼上走下，坐在花坛边的木头堆上看着他们。少年极其英俊，皮肤淡棕，四肢在茁壮前夕，已经有儿童没有的喷薄欲出之感。孩子们嘀咕一下，说那是翠翠表哥，从外地过来度假，见过海，坐过火车，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随即陆续离开拴着皮筋的桃树，围坐在他的身边。
索兰最后一个围过来，但眼睛却没有离开少年的脸，少年察觉，开始有点羞赧，渐渐变为不屑，开始显露无礼的一面，从孩子堆里单单点出索兰来，要索兰坐，要索兰站，要索兰立正。索兰起初有点羞涩，但眼睛始终焊在少年的脸庞上，像被那张脸催眠，渐渐，要她坐，她就坐，要她立正，她就立正。少年照旧坐在木头堆上，扭身，从身后的树上摘下几个毛桃子，要索兰吃。索兰接过毛桃子，一个个塞进嘴里，吞了下去，丝毫不觉酸涩。有孩子觉得疑惑，也摘了一个毛桃子，咬了一口就丢掉。
少年越发得意，身体内有恶意膨胀，几乎笑出獠牙，他折下一段柴棍递给索兰，要她吃下。索兰终于将眼睛从少年脸上挪开，看看柴棍，轻轻咬一口之后，送进嘴里咀嚼。有年纪稍大的女孩子终于看不过眼，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投向索兰，随即转身跑开。
索兰小小年纪就是花痴。惊人发现当晚就传遍703厂家属院。索兰父母隐约听见些风声，只当那是孩子们欺负索兰。索兰父亲等在院子门口，等到那天围观的孩子中岁数最大的一位走近，便故作凶恶地进行恐吓：“你们再欺负我姑娘，腿给你卸了。”索兰父亲以为这事从此可以了结，两个月后，却听说索兰出现在厂里的私人舞会，索兰父亲追到舞会，见索兰只是在角落里观舞，并没有加入其中，稍稍放心，但看到现场年轻人的衣着，一色的紧身高领毛衣和紧身喇叭裤，他还是怒不可遏。他略微知道一点年轻人的心思，有心让索兰在众人面前出丑，以便断了她的念头，当众扯着她的后衣领将她拖走，丢下狠话：“你们再带我姑娘，我就到公安局报案把你们全抓了。”
第二年正逢“严打”，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公审男女流氓，五辆大卡车在体育场一字排开，一辆车上一个死刑犯，五花大绑，亡命牌上写着各自的罪名和姓名。各家单位都要派人去看，索兰父亲也在其中，他一边听着高音喇叭里传出的话语，一边根据车号和司机，认出那些卡车的各自归属，这是煤炭公司的，那是自来水公司的，连人带车一起，被临时调用。女流氓站在五金公司的卡车上，五花大绑，和男流氓一样被判了死刑。宣判完毕，卡车缓缓驶出体育场，前往刑场，女流氓竟向着人群点头微笑，左边笑过了，又转头向右边笑一笑，场上一片哗然。“他们这种人都爱面子，死也要撑着点的，其实早都尿了裤子了，不然扎裤管子做什么。”人群中有人小声说。
听过宣判词，又去附近公安局门口看法院布告，女流氓的罪行不只是在地下舞厅跳舞淫乱，还毒*了丈夫。索兰父亲稍感安慰，自忖女儿不至于毒*任何人。然而隔了几个月，又有女流氓被判了枪毙，卡车驶出体育场时，照旧点头微笑，也是左笑一笑，右笑一笑。
索兰父母送索兰上了纪律最严格的寄宿学校，却没能把索兰与舞厅隔离开来，好在社会很快变了，似乎在迎合这不安分的少女。舞厅开到面上了，然后是录像厅、台球厅、游戏厅。一九八六年，电视台播出两则广告，开在城中最高楼顶楼的空中舞厅，舞小姐陪舞；市中心的百花娱乐中心，有咖啡厅和泳池，泳装小姐陪泳。索兰终于远离了被枪毙的危险。经常出入大三元、卡吉拉、飞燕舞厅的人，即便不知道她的名字，也熟悉了她的样子：跳第一支舞就脸色潮红，跳两支舞也还是一样脸色潮红，不会更红，但那潮红也不会消退。
索兰父亲越发觉得不安，心里某处，被一只黑色的兽踩了一脚。索兰十七岁时，这只兽不再是脚印，终于露出半身。
学校打来电话时，索兰已经离校三日，校方本以为她逃课回家，同宿舍女生也设法加深这种猜测，一天两天三天，同宿舍女生终于挨不住压力，期期艾艾告诉老师，她或许被人带去了别的城市。“什么人？”“社会上的。”“怎么认识的？”“不知道。”
一九八七年，两桩拐卖案曾经轰动全国，第一次，女大学生，第二次，女研究生。索兰父亲首先考虑拐卖，报案，登寻人启事，警察也来家中搜寻过，随后有同事告诉他们，类似这种失踪案，通常需要家属更积极主动。索兰的父亲母亲租下一辆面包车，雇用一位临时司机，驱车走访全部亲朋好友，并向舞厅常客打听线索，附近县市有来历不明的少女出现，他们就驱车前去认领，但并无结果。
索兰父母度过焦灼的一个月，一个月后，索兰突然出现在家属楼下，坐在晾衣竿下的水泥墩上，两眼无神，似外星来客，“说是丢了钥匙进不了门”，邻居尽量轻描淡写。索兰父母匆匆赶回家，带女儿上楼，随即拉上窗帘，抓过女儿仔细验看，连头发都反复捋起看过，没伤，没病，头发皮肤尚算干净，只是衣服不够整洁。不说话，更不愿讲述这一个月的经历。所有人都主张不了了之，“回来就好”。背后有复杂的考量，但谁也不会明说。
“这孩子不对劲。”索兰的父亲承认现实。
“是不是惯得太厉害，惯坏了？”索兰母亲说话的声音近乎悲鸣。
索兰的父亲摇摇头：“不是，不对劲。”
同样的事，后来又发生过两次，一次一周，另一次半个月。两次的结果都一样，消失没有征兆，再出现时神思恍惚，像是梦游了几天。每次归来，索兰父母即刻带她检查身体，为了保密，特意选择跨两个区的医院，挂号单上用的是化名王梅。也尝试过治疗。将“青春期精神分裂症”“短暂性精神障碍”等等名字牢记在心，最终选择的治疗方案，却是阴阳先生提供的：先用纸符，把索兰“燎”过，又用她的衣服碎片，将二十颗白色石子包了两包，一包埋在家属区门口的电线杆下，电线杆上贴一黄纸条，写上她的名字，另一包埋在街上第一个十字路口的电线杆下，电线杆上同样贴上写着名字的纸条。这是去表的，还有去根的。索兰父亲得悄悄回到老家，在老家祖坟前，挖一个三尺见方的深坑，埋进去二十斤白面，二十斤大米，二十斤小米，十斤猪油。埋好后，焚香烧纸。行动要瞒住族人。索兰父亲一一照办，并将索兰随后的恢复常态，归功于这一番作为。
中专分大小，高中毕业上的是大中专，初中毕业上的是小中专。索兰上了大中专，二十一岁中专毕业，索兰父母即刻央人，将她安排到广播电视学校后勤部门工作，一年后放出风来，给索兰找对象。索兰父母既已知道女儿“不对劲”，就有了一套不能明说的标准。工程师的儿子，经贸委主任的儿子，安西路卖牛仔裤的小老板，索兰父母迅速提炼关键信息，迅速见面，又一一排除，终于听到他们要听的关键词，“唐山大地震孤儿”。
唐山孤儿比索兰大一岁，地震时七岁，地震后到这里投奔亲戚，小中专毕业，在机械厂当电工，工资之外，有点小小的外快，另外，结婚就可以分房。“主要是人老实”，这话在别处听来，并没有什么异样，索兰父母就觉得话里有话，却也顾不得太多。听完关键信息，才发现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就补着问了一句：“这娃叫什么？刚才没听清。”“你们都不给我个气口，叫童勇。”“什么？董永？”“童勇！”
唐山孤儿本来准备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地震那天，没有看到蓝光，地震那晚，他们一家人刚看过电影回来，地震当时，父亲将他从窗户里扔出来，虽然是平房，却也将他摔得两眼一黑。地震过后，先去石家庄，后来投奔亲戚，路上就走了半个月。上的是亲戚厂里的小中专，图的是不收学费，还发补助，毕业就可以到厂里工作，学电工，就图能有个手艺。会做饭，会包饺子，会做他们那边一种叫“搁着”的吃食。但他并没有机会说这一番话。
要相处一段，散步，看电影，游南山。城里有条河，河穿城而过，许多次散步都沿河进行。春天，河边的杨柳冒着金丝，不是绿，也不是白，是金丝，被春光一照，更加熠熠生辉。索兰即便是散步，也有点阵仗，带了野餐的塑料布、浴巾、食物、录音机，穿了连衣裙，烫了卷发。遇到一片平整的草地，铺了塑料布在河滩上，斜斜地坐下来，用浴巾裹着双腿，然后学美人鱼那样拍打着地面，又为这小小的趣味得意，哈哈大笑。他领略了她的幽默感，笑起来，为她愿意施展这种幽微的幽默感，略微感动。她于是抬起她的美人鱼腿，更加用力地拍打着地面。他笑着抬起头，万千金丝，当空迸射，被风扬起，又坠下来，坠下来的一瞬，他似乎迎着那片金光飞了起来。
附近的机床厂电影院，有时候放新片，《大决战》《大红灯笼高高挂》《青蛇》《黄飞鸿》《笑傲江湖》《危情少女》《红粉》，有时候重映老片，《黑楼孤魂》《女子别动队》，有时候他厂子发票，有时候她学校发票，这些片子他们都无一遗漏。和她看了《青蛇》，走出电影院，正是秋天，她从路边梧桐树上，摘下一片半枯的梧桐叶，当团扇拿在手里，模仿青蛇白蛇“扭一扭”，嘴里也念念有词。一同看过电影的，多半是附近大学的学生，也纷纷学她“扭一扭”。半条街上都是“扭一扭”，笑声、口哨声，有人娇嗔、追打，有人跑开。红薯炉子火光红红。
她又跑回来了，拉他到红薯炉子前，在火芯前伸出双手，五指并紧，火光把她的手掌映红，指骨若隐若现，像两片打了柔光的红叶，有筋有脉。他把手盖在她的手上，他的手大，没被她的手挡住的地方，也透出红柔的光。
她和他们说的不一样，他想。的确，她对劲的时候，非常会生活，她懂得的那部分生活恰好是他不懂得的，或者说，是一个唐山孤儿无从得知的。咖啡的分类，啤酒的品牌，蛋糕的做法，做菜时要放的料酒，《通俗歌曲》《当代歌坛》，荷东，野人王。她非常笃定，非常熟稔，他也就放心地把一切交给她，包括婚礼，婚礼的后半段由此成为交谊舞会，“南山区一半以上的社会渣滓都去了”，厂区的正经人在舞会开始后果断离席。于是，婚礼的前半段“对劲”，婚礼的后半段“不对劲”，“这就是新郎子将来的命哪”，但旁人已经不会把这种评判告诉他了。
结婚三个月，他经历了第一次“不对劲”。也有可能，是索兰父亲埋下的白面大米过了有效期。到了下班的时间，她没有回家，他以为她是在加班，打电话到她办公室，无人接听，到广播电视学校寻找，学校教学楼漆黑一片，到她父母家去报信，她父亲母亲并不惊慌，只说“再等等”。他疑窦丛生，却也稍稍心安，顺手帮岳父岳母换了开关，修了电水壶，回家等待，第二天早上甚至照常出门上班，锁了门，又反身进屋，撕了一小片纸，夹在门缝里，到了中午，他特意回家，纸片还在门缝里。又去她父母家，她父母面色羞赧，又说“再等等”。五天后，他接到索兰父母的电话，她回来了，你来接她。
第二天，他依照索兰父母的吩咐，在门口和街口，埋下二十颗白石子。
儿子在一九九六年出生，由岳父取名“童穆”，问到这个名字的来由，童勇才知道，除了集邮，岳父还喜欢看日本动漫，是《圣斗士星矢》的读者，攒了一套圣斗士漫画。起这样一个名字，也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像圣斗士一般，保护母亲。带着索兰和童穆从妇幼保健院回家的路上，念着这个名字，童勇逐渐觉出这一家人的古怪之处，这种古怪，不走近是看不出来的，即便走近一瞬间也不行，还得耗上足够多的时间，待到搭上了时间，就不能抽身了。车子摇摇晃晃走在路上，童勇随着车子摇摇晃晃，窗外的街市楼宇仿佛变了样子，似乎一个古怪而骇人的东西，在云端时隐时现，偶然显露一鳞半爪。
她又对劲了三年，厂子却不对劲了。都以为“厂子”是一九九八年才不对劲的，不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三年，甚至更早一点，一九九二年，“厂子”就不对劲了。童勇庆幸的是，他的厂子，是在分了房子，熬过一九九八年之后才彻底不对劲的。但这也足够让他抽不了身。
厂子倒了，机器和仓库里的原料离奇消失，最值钱的一块地被廉价卖掉，买断的钱到不了手。熟极而流，像是有人统一给他们开过培训班。同事喊他上街拉横幅，横幅上厂长和厂长小舅子的名字被打上红叉，“血泪”两个字，用红色墨水写得鲜血淋漓。第一次他去了，第二次也去了，和同事一起被驱散。回去的路上，一种莫名的委屈感将他笼罩，就像地震后，被送去石家庄，一年以后又离开石家庄，投奔亲戚，越往西走，旷野越荒凉，秋天的气息越呛人。长途车中途休息，让他们到路边去“放水”，稍一不注意，车已经开走了，他在车后面追了很久，那辆车的车号，在颠簸中变大，却总也不像真的，记也记不住，记住了也没有用。那种呛人的北方秋天的味道，从此在每一个失落的关头，总会出现在他鼻腔里，类似于一种应激反应。
起初跑摩托车，跑摩托车的人太多了，并且越来越多，跑摩托车的屡屡遭遇劫*的消息，也没能阻止摩托车师傅增加的趋势。人多了，钱就少了，有时候一天二十、三十，有时候一天一块钱都收不上。好在索兰还有收入，岳父岳母略有贴补。但岳父再也没有续订新邮票，他们再也没有看过电影。
索兰那种浪漫的、近乎迷狂的气质，倒有了用武之地。她告诉他，南方的城市，这个行业赚钱，那个行业有前途，多少人去南方就发了财，有些人不去南方，是因为他们连买一张火车票和付三个月房租的钱都没有，也没有人愿意带他们，而她，没有这个问题，她认识的人多得很。她兴致勃勃，刻意显得势利，脸上出现潮红，却丝毫不会碰触一个核心的问题，她关于南方城市的知识来自何处。
时不时地，她口出狂言：“到了深圳，我坐台，你当鸭子，有钱人就喜欢我这种看着清纯的，阔太太就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南方人个子都矮，我们攒点钱就先回来，把毛艳艳、王雨侠都带到深圳坐台，再到省幼师和卫校物色十几个一块带上，实在不行，贩黄碟也可以，三块钱一张拿货，到这里三十五一张。”
他并不拿她的主张当回事，他习惯了她的戏剧、浮夸、激情从天而降，他喜欢的是她浮夸背后的热情洋溢、自信心澎湃无休、毫无边界、无法无天，以及脸上的潮红。这略微可以填补他的自信心欠缺。夜里回到家，听她百无禁忌，谋划着赚到多少钱就洗白转型，会感觉像是睡了个饱觉，至少能给他充一口气，直到第二天中午。
路过那条河，如果没有载客，他会慢慢走到鹅卵石河岸上，静静站一会儿。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来过河边了，当初以为万条金丝的柳树是寻常，随到随看，这一年看不到，还有第二年，却没想到，那情景就像被夺走了一样。柳树还在，春天还会有，但万千金丝，不知被谁看走了。他站在河边，河水的味道泛上来，没有别的事、别的人分神，专心站在那里，就觉得那味道有些呛人。
他的转机不是来自坐台当鸭，而是来自电工技术。从前学电工时跟的师父，在厂子倒掉之前就办了内退，在灯具城装灯，岁数大了，力不从心，就喊他去接替他，毕竟，在灯具城占个坑不容易。
他理了发，置办了一身工装，跟着师父，到灯具城去拜见几个灯具店老板。他们对他非常满意，当天就安排了活计，让他跟着刚买了灯的客户去装灯，小灯十块，大灯二十、三十，一户人家，里里外外少说二十个灯，他也聪明，给台灯落地灯扯个线，就算是送的，再给店里经理返点钱，一天下来，竟然落了两百元。
稍后他也知道，他们的满意，来自他的大厂身份。装修市场，商户之外，做工的也有各种小山头，技术性强的工种，都属于外地人，刷墙的，湖北人，做防水的，河南人，贴瓷砖的，江浙人；技术性弱一点的，都属于附近几个县的，装灯的，涌泉县人，开小货车的，平西县人。大厂下来的、当过兵的不多，偏偏这两种人最受欢迎。童勇在灯具城站住脚，又去家政公司挂了个号，有合适的电工活就接。载客用的摩托车，有了新用场，供他满城奔走。北方秋天原野那种呛人的味道，在他鼻腔里消退了一点。
怪人特别多，遇到讨生活的人，不怪的人也都纷纷成了怪人。给安西区一户人家装灯，只有男主人在，没有梯子，就椅子码着椅子，颤颤巍巍爬上去，男主人帮他扶着椅子，他打眼、固定螺丝，托灯装灯，全部注意力都在灯上，男主人伸出手来摸他的下体。他本想一撒手，将那盏灯扔到地上，把男人按在地上暴打，但他知道那盏吊灯的价格，大约是他一个多月的收入，也就罢了。一旦和客人有了纠纷，还是说不清的纠纷，灯具城老板们怕是不敢用他了。他托着灯，矮下身子，慢慢蹲下来，似乎在休息，眼睛却望向墙上的巨幅结婚照：“结婚照在哪里照的？这一套结婚照一万多吧？”再托着灯上去的时候，男主人用手握着他的脚脖子，似在帮他稳定身体，指尖却在他的脚踝上画了两下，也就到此为止。
又一次，是给一家酒吧做维修，进了酒吧，满地狼藉，吊灯桌灯都碎在地上，桌椅或者翻倒，或者砸烂，一个猩红的长沙发，被利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里面的黄色海绵，像开膛破肚之后翻出来的脂肪。老板娘疲倦却淡定，一五一十告诉他，昨天刚刚发生过一场枪战，“跟电影里一样”，只是遗憾，第三声枪响起来，两个人才搞清楚状况，老板娘扯过老板，在吧台后面蹲下，听得子弹在头顶飞来飞去，“啾啾的，二踢脚一样”。没有报案，找人了，找的王勇，王勇给面子，发动枪战的一方，一会儿送赔偿的钱过来。
童勇喏喏点着头，十分佩服的样子，心里却不是不恐慌的，但那是相熟的师父介绍的活，走不了，走也晚了，说起枪响就目光闪闪的老板娘，指不定是什么来历，贸然走了会有更大的麻烦。童勇扯线、装灯泡，时不时停下动作，听听有没有什么动静，突然响起“啪”的一声，是灭蚊器打到了蚊子，童勇的小腿一抖，差点从梯子上掉下来。
北方旷野的呛人味道消退了，河水那种呛人的味道却渐渐泛起了。索兰又一次消失，这次并非全无征兆，在消失前，她滔滔不绝，清早起来就情绪高昂，不停抱怨某件事，从窗户上赶不走的苍蝇，到生活的乏味，从“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在干什么”，到“我迟早要从中山桥上跳下去”。又到了下班的时间，她没有回家。
童勇起初不想找她，在灯具市场占坑不容易，出去找一个月，铁定就有别人占了这个坑，现在不比从前。他已经知道她会回来，也有点恨她，这样的世道，她竟这样不知疼惜人。一周后，他心思动摇，央求师父回来占着位置，自己出去找她。
没有头绪。岳父岳母和他，并没在这许多次的消失里，拼出一个搜寻的逻辑。他决心建立起这个逻辑，他已经知道，这可能是一场漫长的战役。她常去的舞厅、娱乐中心、夜总会、录像厅，都一一找过，舞厅的老板，看到她的照片，就连连摇头，尽力撇清干系。最后还是托关系，把她的通话记录打了一份，这才有了点眉目，最后几个电话，都来自附近的城市。
坐了一宿火车，到了那座城市。出门之前，同事告诉他一家旅馆，在汽车市场附近，一间房六张铺，一张铺只要十块钱。他在那里住下来，跟那几个电话的主人联系过了，他们起初并不承认和索兰有过联系，或者蛮横，或者推阻，直到他以报警和上门吵闹威胁，那边才半遮半掩地吐露一点线索。他们和索兰，或者通过电话交友认识，或者在舞厅认识，一周前和她有过联系，但她不在他们这里。“你们睡过没有？”童勇厉声问。“什么？”童勇突然意识到，这里的人用的或许是另一个说法，于是他更直接一点：“你们那个过？”那几个人都是连连否认，但语气却不那么坚决。河水的味道瞬间泛上来。
终于得到消息，她在一家舞厅出没。舞厅晚上九点才上客，他晚上六点就赶到那里，等在舞厅门外，到十点、十一点，也没等到她。九点上班的那批舞小姐，已经有人退场了。舞小姐都穿得十分古怪，像是一群业余演员，按照自己的理解打扮成风尘女子之后的样子。一个女人穿着丝绒晚礼服，头上系着一只手帕扎的鸟，走路踉踉跄跄；两个猛一看像是双胞胎的女孩，穿着十分显腿粗的牛仔裤，配着有宽荷叶边的劣质白衬衣，衣服挂在手上，故意晃荡着，头上盘着髻，圈着一圈联欢会用的闪光纸花；又一个，穿着白色裹身裙，走到路边，拉开出租车门，弯腰的一瞬间，路灯照到她的腰和臀，白色的衣裙上，累累的黑手印，其中一个手印特别触目，特别完整，像是特意印上去的。什么人才有这么脏的手？他盯着那些黑手印出了神，又觉得不妥当，挪开眼睛的一瞬间，看到了索兰。她穿着一件低胸宽身的浅棕色裙子，腰间垮垮地束着一根带子，头发简单地盘着，扎着一圈碎花，眼圈涂得焦黑，看上去失魂落魄，丝毫不给人情色之感，倒像是从希腊悲剧里走出来的。童勇深深看了她一眼，慢慢走到她面前，她两眼无焦，没有认出他来，还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避。
回家，只安稳了半年——半年后，索兰又消失了，这一次是整整八个月，八个月后，童勇接到索兰从另一座城市打来的电话，赶去接她。她住在一间破旅馆里，欠了三个月的房费，*两个月，至少一周没有洗澡，两天没有吃饭。
“这种状况，我不建议保留孩子。”精神科的医生说。在第五人民医院的诊室，童勇也学会一个新词：“癔症”。
索兰父母也在，第一次面对医生陈述病史，说完“结婚前离家出走过三次”，便惭愧地看向童勇，童勇知道他们会看过来，只敢看向医生，甚至没有用余光去接收他们的眼光。
之后五年，住院三次，算上之前多次失踪，学校的工作没有可能保住了，但校方给出的方案尚算合理，不开除，也不劝退，先病假，后劳保，劳保工资略高于低保。即便她还能行，他也不能让她出来工作。她是人格分裂精神分裂也罢，癔症也罢，本身就是遭罪，如果出来工作，全世界都扑过来要让她遭罪。怪人太多了。
童勇不让她出门，也刻意不让她手里有过多的钱，至少不够买一张离开当地的火车票。加上年岁增长，荷尔蒙消退，她不再去舞厅，也不再离家出走。她的病症慢慢变成了别的形态，像是一种变异的病毒，覆盖了上一代。发病前，疑心有人跟踪她，疑心楼上人家安装了发射器，向她发射核辐射，让她不复往日容颜，让她掉头发；发病时，骂人，哭号，从楼上往下扔东西，赤裸身体在家绕圈；病症消退时，失忆健忘，情绪低落，昏睡不起，或者彻夜不睡。不发病时，和从前一样，只是情绪较为跌宕。
住过几次院、开过许多次药之后，索兰父母和他，渐渐摸熟了医院的门道。索兰父母单独去过几次医院，和医生有过几次长谈，甚至由医生带领，参观了住院区，吃了住院区食堂的饭。回来后有了主意，带着主意来找童勇，因为有了这主意，也不那么磨磨叽叽了，显得异常果断：“这孩子的病，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把你拖累的，你啥也做不了，孩子也受影响，万一从楼上扔东西把人砸了，这些家当都不够赔的。我们悄悄问了一下，精神病院，送，要家属往里送，出院，也要家属接的，家属不接，就住着，医保负担一部分，国家补助着一部分，家里再掏上不多的一些，就一直住着去了，医院里住三十年的都有，就一直那么住着，也白白胖胖的。实在不行，我看你下次把这娃送进去，就不要往出接了，就让住着去。你干你的事情去。我们啥话也不说。”
索兰父母没想到，当初他们相中他，是因为他身上“唐山孤儿”的基因，这种基因既然是基因，就不大容易改变。他有他的逻辑，他的逻辑是首尾相连、自成体系的。何况，他已经不能抽身了。将近三十年时光，哪里是想抽身就能抽身的。
现在，她只能靠他了。他找了精神病方面的书来读，渐渐能读懂一些，读懂也没有用，“人的内心是比宇宙更复杂的谜，我们有能力探索宇宙，却对自己的内心一无所知”，某本书的作者在后记里这么说。他带她到处看医生，有的医生长得一脸凶相，有的当场对她说“回去听你男人的话，不然用电打你哩”，然后还回过头来对他笑，似乎想要得到赞赏。怪人太多了，他甚至有点疑心，医院人手不够用，让病症较轻的病人来坐诊。
只有两个年轻医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第一个打算创建一个田园疗愈项目，让精神病人住在郊外的农场，整天晒太阳，或者在田野劳作，“荷兰和丹麦有这种项目，都很成功”。他觉得这行不通，她自小在城里长大，喜欢的是咖啡夜总会，离家出走都要去更大的城市，不见得对土地有什么深情。另一个医生，正牵头做艺术疗愈项目，让病人画画、捏泥巴，乃至织毛衣，因为病人一心一意织毛衣，已经联合织出一件巨大的毛衣，正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带着索兰投奔了这位医生，索兰很快迷上画石头，这是她从电视上学来的，有个文化馆的老师，喜欢画石头，电视台闻声而去，给他拍了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叫《石头记》。纪录片里，这位老师说：“每个人终归都要有自己的《石头记》。”这话瞬间打动索兰。
有河的地方，石头多得很。他们又可以去河边了，带着吃食，拎着病友做的帆布手提袋，去河边捡石头。这座城市的人爱捡石头，为了让这个带点自我放逐意味的爱好合理，人们给它加了功利的功能，捡奇石，卖钱，卖大价钱。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大可能。大家只是假装相信自己在干一件值钱的事。每天黄昏，河滩上满是低头捡石头的人，他们的豪车或者自行车，就停在岸上。河滩上弥漫着一股自暴自弃的芬芳。索兰和童勇，就在遍布河岸的芬芳里捡石头，也终于遇到又一个春天，柳树金丝万千。
还是高兴得太早了，雷霆打的都是从前打过的人。
索兰第一次住精神病院的时候，童勇避开她，跟医生问过一个问题：“精神病会不会遗传？”医生十分为难，思索一会儿，显然是在艰难地措辞用句，然后告诉他：“除非是基因缺陷引起的遗传性精神病，一般的精神病是不会遗传的，当然，根据我的观察，精神病人的后代，患上精神病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不是因为遗传，而是因为抚养方式、家庭环境，以及孩子在家庭和学校遭受的虐待和欺凌。有些精神病人的孩子，即便送给别人抚养，患上精神病的可能性也还是比较大。所以很多人因此就以为这是遗传病，其实不是，是因为孩子已经在原生家庭里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就像种下了种子，到哪里都会发芽。所以，要避开的不是精神病人，而是由此产生的不良环境，给孩子增强免疫力。”童勇听得似懂非懂，但大概明白了一点，回到家里，他仔细观察童穆，回想这孩子的情绪表现，觉得这孩子就是少点耐心，偏激一点，别的地方还好。
童穆从小学开始学笛子，因为童勇只负担得起这类乐器，加上老房子隔音效果不好，一旦索兰发病，还会骂骂咧咧，也很难在家持续练习。笛子轻便，拿起就走，随时随地都可以吹。好在童穆学什么都飞快，渐渐拿下其他乐器，中学顺利考进艺术中学。
童穆对母亲又爱又怕，觉得她是个神秘的女人，时常会消失一段时间，后来就转为彻底的怕和不耐烦。渐渐他也习惯了索兰的节奏。一旦索兰在家发病，童勇就把他送到姥姥姥爷家，后来，索兰刚开始亢奋、摔东西，他就自觉地收拾日用品，装到一只有小熊图案的双肩包里，自己搭车去姥姥姥爷家。
索兰偶然会去学校接童穆，通常是在她正常的时候，她穿着漂亮的衣服，有时候还会戴顶触目的宽檐草帽，站在远离校门口的地方，不和家长们扎堆，但所有人都知道她的存在。童穆出了校门，她也不像别的女人那样，冲上前去一把抱住，而是用眼神示个意，然后转身就走，童穆若即若离跟着就好。
索兰又一次住院出院，回到家里，还在药物带来的呆滞状态里，童穆在阳台上吹胡笳，索兰听了一会儿，喊童穆到她跟前来吹，童穆磨磨蹭蹭，索兰顿时火了：“*我也是艺术家，什么都会听，什么都听得懂。”然后给童穆看她画的石头。一块两块，童穆突然开口：“还有一块石头，画的是一个人坐在很多星星里吹笛子，那块石头怎么不见了。”索兰用了好一阵子才明白过来，儿子竟然仔细地看过她画的石头，心里一暖，嘴上说的却是：“*我犯病的时候，扔到楼下去了，幸亏没砸死人，不然你爸这个王八蛋就是把全城关区的灯都装一遍也不够赔的。”
童穆觉得母亲不犯病的时候十分野蛮风趣，渐渐就敢带同学到家里来做客。同学名叫冯源，学钢琴，家世良好，跟童穆有过几次钢琴笛子合奏，自称和童穆是“坟墓组合”。到了童穆家里，也彬彬有礼，对索兰画的石头赞不绝口，还表现出想要一块的样子。索兰也没有给童穆丢脸，侃侃而谈：“你学的这个钢琴有前途，我们家童穆吹的笛子没前途，将来只好要饭。”并且送了一块画好的石头给冯源。等冯源走了，索兰又得意扬扬：“我就是哄哄他，巴结着他些，让他在学校里对你好些。学钢琴有什么前途，学钢琴的人比驴都多。”
但转过天，童穆再约冯源排练，冯源就说没时间，别的同学告诉童穆，冯源说他家特别破，窗户上钉着板子，像是疯子住的，家里的味道特别难闻，他妈妈也疯疯癫癫的，根本不像个正常人。同学没告诉童穆的是，别的同学立刻在旁边补了一句：“你不知道吗？他妈就是个疯子，以前当过舞女，跳舞跳疯的。”
两个月后，童穆接上了索兰的衣钵。
童勇接到电话，说儿子出事了，骑摩托车狂奔到学校，以为儿子是受了外伤，已经准备好要看到一个鲜血淋漓的儿子，到了校医室，猛地看过去，儿子好好的，衣服都没有乱，就是目光呆滞，走近细看，嘴角有白沫。动手拉他，却被他猛烈甩开。回到家，一夜不睡，睁眼望着屋顶，惊厥好几次。
没有人知道原委，童穆清醒之后，也不说自己遇到了什么事，逼问几句，就露出要惊厥的样子。童勇心里已经有点数了，带儿子去看他母亲看过的医生，医生没有下结论，给的报告都带着“怀疑”“疑为”字样，并且说“再观察观察”。童勇小心地问：“要不要开些药？”医生说：“药还是不要轻易吃了。”
即将中考，童勇只有待童穆稍稍平抑后，送他回到学校。半个月后，他再度被电话叫到学校去，老师十分冷静地告诉他：“彻底疯了，在宿舍放火，你们看看要不要送到医院去。”依旧是没有原委，没有事由，直到童穆住院后，童勇回家，走到楼门口，一个孩子站在那里，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个QQ号，他加了那个QQ号，看到一段视频，一群孩子，在墙角堵住一个孩子，勒令他脱光衣服，不脱就打。这是童勇第一次看见十六岁儿子的裸体。
童勇报了案，稍后，警察转给他另外两段视频，残忍程度超过第一段。童勇拿着视频，问见过世面的同事：“他们能判几年？”“判什么啊？三个不满十八岁，六个不满十六岁。”“不是说十六岁就要负责任了吗？”“说是那么说。九个人，爹妈加起来十八个，还不算没露脸的，你斗得过哪一个？”很久之后，童勇才明白过来，“没露脸的”爹妈是什么意思。律师争取到两万元赔偿，童勇没有去取。
三年，索兰和儿子不间断相处的最长一段时间。或者她住院，或者他住院，或者他们同时住院。两个人互相感染，住院的频率越来越高。每当她觉得自己要发病了，或者儿子要发病了，而童勇又不在家，他们就哭着，手拉手到精神病院去。
两个人状态稍好一点，就一起去河边捡石头。捡累了，索兰就坐在河边，儿子摸出笛子，在河边吹上一段。
最后一次去河边，依然如此，他们跟着画画班的女人们一起去河边春游，她带着病友做的帆布袋子，装着野餐用的塑料布，他背着双肩包，装着笛子。休息的时候，女人们坐在树根上、大石头上，听他吹笛子。吹完笛子，在河边散步，有人看到了春归的候鸟，正成群结队在河洲上踱步和漂浮，就招呼别人来看，大家纷纷拿出手机。
事后，有人说，听到了“哎呀”一声，这声“哎呀”，加上她那天带的帆布袋子，他吹的笛子，他们那天说的话，似乎能证明，他们不是自*，是不小心滑到河里去的。让精神病人到河边春游，谁想出来的。面对警察，女人们比画着，不断重复着那一声“哎呀”，并询问同伴“你也听到了吧”，以证所言不虚。不过，有没有那一声“哎呀”，谁又在意呢？定性成意外，手续就比想象中顺利，在回水湾捞到尸体后，第二天火化。
童勇没有回家，而是回了唐山。火车一路向东向北，经过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到了唐山，越往东，槐树越多，槐花也越多，整个车厢里都是槐花的香味。童勇没有悲伤，只有麻木，那槐花香味，和这种麻木掺在一起，像一种特别入心的毒药。到了唐山，他找到祖坟所在地，挖了三尺见方的坑，埋下二十斤白面，二十斤大米，二十斤小米，十斤猪油。
回到家里，他的鼻腔里，似乎还有那股毒药一样的槐花味，他就在这个味道里，睡了醒，醒了睡，直到三个月后，他终于醒来，开始打扫卫生。而他后来宁可自己没有打扫卫生，没有经过橱柜：橱柜上那些装了框的合影，他和索兰的，他和索兰、童穆的，以及索兰和童穆的，都被掉转了方向，一律面向墙壁。像是，不忍心看见这间屋子。这是她的遗嘱。他的身体像是被通了电，哭意瞬间漫布到童勇的整个身体。这是唐山孤儿经历的最后一次地震。
地震过后，她留了一座废墟给他。
这座废墟包括：
她的照片——她父亲的照片，她母亲的照片，她父亲母亲的合影；她的父亲站在书架前，翻开一本集邮册；她的母亲站在声宝录音机前，录音机旁边有一瓶塑料花，她的手按在桌面上，她露出微笑；她父亲和战友的合影，所有人都戴着雷锋帽，照片上方写着字“草原雄鹰连战友合影”；她四岁，站在木马前，照片右下角写着“人民公园留念，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她八岁，站在西湖边，背后是三潭印月；她十岁，拿着一串气球；她十四岁，烫了卷发，装作弹钢琴；她十八岁，穿着白色喇叭裤，大垫肩的短西服，手里拿着话筒，背后的墙上，彩纸粘成花束的形状，簇拥着中间的几个字“元旦快乐”；她二十二岁，站在空中餐厅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南山的山顶；她的结婚照，她抱着孩子的照片。没有舞厅里的照片，一张都没有。
她画的石头——草原花海上，一个女孩的背影，女孩抱着一束花；黄色的树，在碧蓝的水面上投下黄色的树影，像是黄色的树照了镜子；天空上，有七颗星星，不是北斗，不知道是什么星星，很大，大到突兀，星星下面，有一座淡绿色的山丘，山丘上有一座房子；一扇朝外打开的窗户，几根线条代表了被风掀起的窗帘，窗台上摆着一盆深紫色的碎花，窗外是草原；一条林荫道，树下有一把长椅，长椅上摆着一顶红帽子；一个穿着宇航服的人，举着一朵花，在空间里奔走，身后是一串星星组成的路，路像一道闪电，消失在宇宙深处。
她捡来没有画的石头——圆形的棕色石头，灰色石头，黑色石头，非常圆，圆到像是经过打磨；梯形的石头，石头上有绿色和红色的线条，像是热带的森林；椭圆形的石头，石头上的纹路，像一列群山，她只需要再画一个月亮。
她的病历：“该病人于十七岁时，因恋爱问题缓慢起病，当时表现为失眠、失神、发脾气，并离家出走达一个月之久，之后自行归来，对出走期间的事情不作解释，也没有情绪波动，似为失忆。此后多年，病人曾多次出走，出走时间一周到一个月不等，出走前后表现与第一次相近。二〇〇三年，病人首次入院治疗，诊断为癔症性精神障碍，给予氯丙嗪治疗，治疗效果好，半个月后出院。”“病人多年持续服药，偶因经济原因有间断，病情时好时坏，间歇期能正常生活，能正常表达。”“病人三天前有发病迹象，表现为两夜不睡，自言自语，骂人，脱掉衣服在室内转圈，向楼下投掷东西，在厨房燃气灶上点燃纸张布条，并怀疑楼上邻居用高压电对她进行电击，由丈夫送来我院，门诊暂以‘癔症’收入院。”“经诊断，病人存在严重的被害妄想，反应和行动都较为激烈，已超出癔症的范畴，故考虑精神分裂症偏执型。”
还有：她的衣服，她的药盒，她的声音，她的视频，她在开心网收的礼物，她收藏的帆布袋，她用保鲜膜悉心包好的半块点心，她用小熊饼干盒收藏的一沓电影票，她夹在旧书里的干枯茉莉。时不时地，就会跳出来，像废墟上掉下来的砖块。
也包括：孩子的照片，孩子的衣服，孩子的药盒、视频、声音，孩子发给他的语音，QQ空间里的日记，手机里的照片。还有：若干玩具，一辆坏掉的童车，三根长短不一的笛子，两把箫，一根胡笳，一个简单的合成器。
唐山孤儿继续生活在这座废墟里，还要生活很久。这种生活异常可怖。没有人再让他庇护，他也就失去了庇护。失去宠儿的人，从此赤裸，独自漂泊在可怖的人海。
有天凌晨，他起夜，经过她画的石头，恍惚间，发现她画在石头上的星星似乎少了一颗，只剩六颗，他浑身一凛，仔细端详，还是少了一颗。抓起石头再看，七颗星星却还是稳稳地在石头上，照着那间山丘上的房子。
星星已经归位，万花筒不再转动，没有争吵，没有呢喃，檐下燕子也不再啾啁，没有人记得疯女人在玻璃窗上哈着气写下了什么字，而所有人都将消失在时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