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那样的体制，没有什么救星，顶多出个佐罗那样的骑士。就在夷商们惶惶不安之际，他们的佐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出现了。钦差大臣3月18日给夷人发出的谕帖，义律在22日才看到抄本。他当即发出一个通知，要求所有英船开到香港，挂上英国国旗，准备抵抗中国政府的任何攻击。同时写信给两广总督：“军队、战船、火舟及其他威胁性准备的集合，事非寻常，本人深感不安，尤其是在广州商馆前面行刑的事情，既是创举，又没有得到解释，对于本省当局处理各事一向和平而公正的信念已经化归乌有，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他写信给巴麦尊，说自己“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狂动的气焰”。23日，他再次发出通知，认为广东当局最近的行为“纵然不是公开的战争行为，至少也是战争迫近和不可避免的前奏”。（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9页）发出通知后，这个“佐罗”冒着很大的个人风险，离开澳门前往广州，当他到达广州商馆时，已是24日的下午6点，迎接他的是夷商们的一阵欢呼。义律到达商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升国旗。第二件事就是亲自保护颠地，把颠地放在自己的办公室。第三件事就是让行商传话，只要钦差大臣给个盖有他钦臣关防大印的明文约定，不让他与颠地分离，他可以陪颠地进城见官。
义律牛，林则徐更牛。义律刚一上岸，警报就迅速传布下去了。天朝的官僚机构还很少这样高效过，几分钟之后，商馆被天朝警卫层层包围；商馆前的广场上，看不到一个中国人；商馆里的中国买办和仆役，被林则徐全部撤走。钦差还规定，凡是私自与外国人打交道，哪怕就是租屋、租船给他们，统统是汉奸，“照私通外国例治罪”。商馆就这样被戒严了。义律住宅门口，站着全体行商，行商身旁，是大群卫队，卫队手里的刀统统出鞘。除了拿行商示范外，钦差在25日还作了其他布置：防止夷商逃跑，防止夷船前来救援，防止中国奸民与夷商通信。据传，有一个中国船夫，只因带了一份欧洲文字的书信就立即被处死了。让夷商烦恼的还有生活，仆人全都撤走了，他们不得不亲自做饭，干家务。据说这些笨洋人连饭都做不好。最糟糕的是，天朝士兵在商馆外敲锣又打鼓，中式音乐伴奏下，洋人们成夜睡不安稳。义律向总督上书，为在粤英人申请护照，如果广东政府不给，那么他有理由认为本国人员和船只被天朝“强行扣留”，并且由于“当地政府所做而未予解释的那些警备步骤，他以本国国王的名义宣布他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
总督把此信交给钦差，钦差看不懂这些外交语言，但是他能看到该监督用词不自量力，居然把英国与天朝并称“两国”，遂为之加了批语，说：“‘两国’称谓天下万方，何处与天朝相提并论？‘两国’称谓，难道是指英国和美国说的？”
可以看出，英人在与天朝的所有交涉中，基本上处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中，双方谁也不懂谁。义律这方面，明显地发出了战争的威胁，可天朝那方面，傲慢得不想正眼看夷人，自觉抚夷有理有据有情有义有节呢。3月26日，林钦差贴出了布告，从四个方面说明了交烟的理由：
第一，论天理应速缴也。他给夷商们举了好多例证，表示天道好还，报应不爽。凡是违反内地禁令者，大都恶有恶报，比如律劳卑闯虎门，忧惧而死，马礼逊暗中播弄，是年也死……钦差啊钦差，你跟英国人讲这些，他们偷笑咱啊。英国人当然有信仰，信仰上帝，但是他们没有中国式的迷信，也没有佛教徒的因果报应思想啊。再说了，中国贪官都不信这些东东呢，如果信的话，他们也不会贪污的。拿自己都不信的东西，吓唬科技革命已经完成的英国人，人家不偷笑才怪呢！
第二，论国法应速缴也。皇上对外商们恩莫大焉，难道不该听从皇上的法令就像听从本国法令一样吗？
吃水不忘挖井人也是天朝的思维，这种思维，英国人没有。或者说，这种道理，是英国民众讲给他们的国王和他们的政府及议员听的。钦差拿这种颠倒的道理教导英国人，英国人当然不会听了。还有，对英国人来讲，自由贸易既是天赋权利，又是双赢之事，明明这事双方都有好处，为什么偏偏说是天朝给英人的恩典？不理解啊！
第三，论人情应速缴也。因鸦片而停止贸易，外商损失岂不更多？如果没有茶叶大黄，外国人如何生存？
前半句说得对，停止贸易，外商是有损失，但是钦差不知道，这种损失，英国政府会用战争逼迫清政府来赔付。后半句全错，没有茶叶大黄，英国人既不会消化不良，更不会大便不通。更需要指出的是，当初马戛尔尼使团灰溜溜地离开中国时，新任两广总督长麟陪他一路南下，途经中国茶区，让他“选取最佳之茶树数棵”，马戛尔尼不傻，获得茶树后，立即让随行的植物学博士精心保护，并送至加尔各答培育。这些茶树移植印度后，起初无人重视。但是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当地立即大力种植。几十年之后，当地的大茶园迅速发展，又过了几十年，华茶地位便一落千丈了。1905年，英国征收入口茶税共计800万镑，其中印度茶占60％，锡兰茶占32％，华茶仅占4％。一句话，英国人可能离不开茶，但是并不一定需要你中国的茶。当然，要求林则徐有这种超前判断力是不现实的，但是，没有茶叶大黄便要死人，怎么说都是极端落后的判断！超越不了时代固是有理，但落后时代太多，便有些无理了！
第四，论事势应速缴也。举国激昂，鸦片势在必缴，一缴就能恢复贸易，并可得到奖励。所谓的举国激昂，更是夸大。真正激昂的，估计只有两人，一个是道光，一个是林则徐。这是天朝体制决定的。不过，林钦差的激昂，很快就出现了效果。因为义律这些外国佬，都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完全没有天朝英雄才有的那种“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革命情操。所以，义律他们，才关了三天禁闭，就受不了了。不知他们是否喝过自己的尿，或者像后来上甘岭的中国兵那样，一个苹果传半天还吃不完。马士曾在书里隐约发过牢*，说夷商们“在饮食烹饪方面被迫使用那用来沐浴还嫌肮脏的水”。看样子，等不到喝尿的地步，外国人就会投降的。事实上，他们投降得也特快，封锁三天，他们就投降了。3月27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劝告英商们把鸦片交给他，然后由他交给中国政府。在他发出的通知中，最后一句必需注意：“英商财产的证明以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英商们一听高兴坏了，答应交出比手中更多的鸦片，有人连路上的鸦片及在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一并报上。至于美国鸦片贩子，本与义律不沾边，但也乐意听从义律的指示，把鸦片交给了义律。当然，鸦片贩子们对义律那种模糊的政府担保的许诺并不完全放心，所以事后他们搞摊派，每缴一箱烟，摊派一元钱，如此集资两万，送给早已回国的查顿，作为他争取政府答应赔偿烟价的活动经费。
3月28日，义律“敬禀钦差大人”，表示要上交鸦片20283箱。林则徐一听，高兴坏了，为了表示天朝的法度，更为了兑现缴烟令中的许诺，林则徐立即派人给商馆送去二百只牛羊和食物，以示奖赏。被饿五天的洋人们终于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伍浩官曾给他的英国朋友汉特偷偷送过一只腌鸡和几块面包，但这种敌后游击队的做法并不常见，洋人们可能被饿坏了。
收烟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此，林则徐修订了《收缴趸船烟土章程》，对收烟的每一个环节作了详细规定，以防出现过去那样边收边丢、偷梁换柱之类的事。
4月12日，林则徐收到第一批上交鸦片，便准许大大小小的天朝汉奸们可以回馆给夷人做仆人、做买办了。同天，林钦差与邓廷桢联名上奏道光，提出，待鸦片交完后，派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并要求酌量赏给缴烟者每箱五斤茶叶。林公大概也知道自己的陛下是历史上最小气的领导，所以提出茶叶所需费用不用从国库里开销，搞摊派捐款即可完成（摊派捐款乃林公的长项，1834年，他在江苏巡抚任上，疏浚白茆河的河工费就都是靠他劝捐弄成的）。在另片中，他请求准许英人照常互市，原先所说的断绝其茶叶、大黄以制其命的动议暂缓执行；给英国国王照会一节，也暂缓执行云云。看样子，林公和他的皇帝直到此时仍然相信，外国人一旦离开大黄茶叶，不只消化不良、还大便不通之类的民间传说。还有，传说林则徐三月份曾给英女王写过一信。梁廷的《夷氛闻纪》、夏燮的《中西纪事》和李圭的《鸦片事略》等时人笔记均说林则徐给女王致信两次，这次便是第一次了。据说，林则徐把这信复制十数份，给每一个可能开往伦敦的商船，托他们捎信给英女王。信中主要有两个意思：
一、鸦片与鸦片贸易乃“贵国所属各部落鬼域奸人私行造作，并非贵国王令其制卖”；
二、吓唬英国那个小女王：“天朝之所臣服万国，当然有想象不到的神威，日后不要说没有预先警告之”。
直到现在，学界中对这封信是否发出，持两种看法，一种是发出了，一种认为是误传，没有发出。不过，不管有没有发出，反正没有听说英国那边的女王曾经收到过此信。
5月2日，林则徐认为缴烟工作可以如期完成了，遂于5月4日撤销了对商馆为时已六周的封锁，除颠地等16个大鸦片贩子外，其他人都可以离开广州。5月21日，缴烟工作结束，钦差所收之烟，远远超出了义律所报之数：共计19187箱又2119袋，比义律原报的20283箱，要多出1000多袋（因为鸦片干湿不等，每箱鸦片100至120斤不等，一袋鸦片与一箱鸦片重量相当，按林则徐奏报，运输时板箱占位置，匀摆不开，边舱地方遂间用口袋装盛）。
算是超额完成了缴烟任务。问题是，这种超额，只是暂时的微笑。甚至有人认为，林则徐上了义律的圈套。是义律同志狡猾呢？还是则徐同志太老实？抑或恰恰相反？义律与林则徐，到底谁上了谁的圈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