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苏字
再从字形分析，“苏”字由草字头和鱼、禾组成，如果是形声字的话，“鱼”很可能就是声符，这样无疑与“鱼”是同音字了。从文字学角度说，“馀”字是“余”的后起字，“余”的初始形状也应该是“鱼”的象形，古代汉语中常常用以表示第一人称，时至今日，吴方言中的第一人称尽管各地略有差异，但是还或多或少与“吴”、“鱼”的几种发音相接近，如苏州城里多数人将第一人称念同“鹅”；城郊如长桥一带则说“奴”；吴江盛泽作“吾”；吴江黎里称“n鹅”或“n奴”；吴江震泽人是“n啊”等等，也许这“余”字表示第一人称最初就是来自吴方言也未可知。由此看来“姑苏”的名称与“勾吴”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可上溯至三千年之前。
山因台名还是台因山名？唐《元和郡县图志》云：“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艺文类聚》卷六引《吴地记》云“吴王阖闾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史记索隐》曰“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史记正义》则确指“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苏山上。”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姑苏台和苏州之名，“因山为名”的说法起于唐代。然而唐人言之凿凿的姑苏台在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的《吴郡图经续记》中却说“今人殆莫知其处，尝欲披草莱以访之，未能也。”明杨循吉《吴邑志》亦云“按横山即今踞湖山，所谓西北麓姑苏山者莫知其处，或云即胥台山是也。或又云湖口胥山是姑苏山，今未知孰是，宜两存之……合而观之。踞湖、姑苏通一山耳。”如此说来，可能是“山因台而名”，非“台因山名”。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文出而始有姑苏山之名，亦称胥台山。此前只有“姑苏（胥）之山”的说法，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云：“遂栖吴王于姑胥之山”。看来作上述两处作“姑苏（姑胥）台所在之山”解似乎更为合理。在姑苏台“莫知其处”的情况下，曾经建造过此台的山头保留“姑苏”之名，是合乎人的习惯思维的。因此说，不管是“姑苏山”还是“胥山”，山因台名更合乎逻辑。
姑苏台在何处？春秋时盛极一时的姑苏台所在，也是众说纷纭的话题。《越绝书·记吴地传》记载“去县三十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则云“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国语·吴语》韦昭注又曰“在吴西近湖”。唐以前的记载仅指出“吴西”、“近湖”和“去县”的距离，一作“三十里”，一作“三十五里”。至唐又有“四十里”之说。卫聚贤认为：七子山为吴县最大最高之山，以此山为句吴国最大之山，而名为句吴山，音转为姑苏山。其上建台为姑苏台。高心夔《吴县图》、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都认为是木渎镇东南之和合山（亦属横山）。顾颉刚于50年代曾到横山西端实地去考察，发现是一小山，“其下有姑苏庙（亦名夫差庙），山中有一石池，登其巅则群山环绕，说为吴王苑囿亦近似。顾寻其遗迹，欲得瓦砾残片乃渺不可得”，甚感不解，后阅《吴县志》方豁然认定胥山为姑苏真址。其后，周生春、周振鹤、游汝杰 诸 君不管对“姑苏”两字作何解，都认为姑胥台在胥山，综合起来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
沈周《虎丘十二景图·姑苏台》
1、姑苏山之名始见于唐人著述中，不符合“台因山名”的说法。仅见于《史记》和《吴越春秋》的“姑苏（胥）之山”两例，其中心词均为“山”，即姑苏台所在之山。而胥山得名较早，《水经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也。”汉枚乘《七发》“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则认为胥山乃因伍子胥而得名。总之，得名于吴越对峙时期。
2、姑苏山是位于横山西北麓群山环抱中的小山丘，依常理是不能“高见三百里”，亦不符合“近湖”的地理环境，以此山为姑胥台所在者，盖以《史记正义》的误导，且山下有夫差庙，似乎认为自*于姑苏的夫差，亦应受祀于姑苏。而胥山则“在香山东南太湖口”（《木渎小志》）且皋峰山“山顶有石筑基址，传为吴王殿基，或云即是姑苏台址”，见民国《吴县志》该志注引冯志云：“旧志：台在姑苏山，误。《太湖备考》胥山条下辨之甚详。”皋峰山是胥山东部的高大山峰，山顶平坦，山体长可 3000米 ，符合“横亘五里”（任昉《述异记》）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