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窟，是社会化了的佛教活动场所，它通过对公元4至14世纪敦煌地区佛教活动的记载，反映了敦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到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传统。现就如下几方面作些简单介绍。
一、 佛窟营造是历史上一项社会活动敦煌石窟（以莫主窟为例）最早是因僧人们修行之需而建，最初只是部分僧侣修行的场所，文献中记载为乐僔、法良创窟。大概是北凉占领敦煌的公元421年至433年间，北凉王沮渠蒙逊统治时代，有计划、有组织地一次性建成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体系的莫高窟一组洞窟；公元525-576年间，先后坐镇敦煌的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和北周宗室建平分于义各建造一大窟；史称“群臣缔构而兴隆”。从元荣、于义等倡导并身体力行开始，“尔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一千年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投身于敦煌石窟群的营造，佛窟营造成为中古时期敦煌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情况在九、十世纪的瓜沙归义军时代更为突出。
根据文献记载，佛窟的名称前多冠以窟主之姓而称某某家窟，包括僧侣窟也是如此；官宦所建窟更是家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一个官宦或贵族家庭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写，作为家窟的佛教石窟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在一般佛窟的营造过程中，窟主与施主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也体现了当时这种社会化的特征。
二、 石窟艺术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与社会现状公元5世纪前期，北凉王沮渠蒙逊在所占领的地区大造佛像，敦煌石窟现存的他统治时期所建一组洞窟，也被佛教史籍记为他“敬佛”的事迹之一。沮渠氏所谓的“敬佛”，完全是一种需要，为此目的不惜一切，甚至留下许多贻笑千古的丑闻；而目的达不到时又砸佛像毁佛法。但他是一方君主，他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整个社会。
莫高窟第285窟被认定为当时的东阳王元荣所建大窟，其中理由之一，是该窟南壁所绘《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时敦煌之东的河西一带曾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并一度截断了敦煌与中原的通道，元荣在他的写经题记中多次提及此事；而《五百强盗成佛故事》在壁画中出现，正是元荣个人的意图。
北周、隋初，出现了倡导社会公益事业的三阶教，当时敦煌壁画中绘制的《福田经变》，就是反映与社会公益事业有关的内容。
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女皇帝，但唐朝时期出了一个武则天，她当皇帝前造舆论，说自己是弥勒降生；所以，在武则天当皇帝时期莫高窟就出现了弥勒大像，这也是历史的反映。
唐代中期吐蕃人占领敦煌时，敦煌集中了大量的唐人，他们为了保存唐朝汉民族文化，利用吐蕃占领者们对佛教的信仰而大量建造佛窟。我们在这一时期的洞窟中见不到反映吐蕃文化的痕迹，尽管也有吐蕃王听法的壁画，但都是出自唐人之手，石窟营造者都是唐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唐风，这就很好地保存了唐文化。到九世纪时，敦煌最先归唐，唐朝天使在看到敦煌时曾感叹不已。
在一个洞窟内绘了十几幅大幅经变画，即所谓“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是从吐蕃时期开始出现的，归义军时代更盛，它反映了人们的各种各样的需求。
九、十世纪的张、曹归义军时期，每一任节度使都要修建大窟，名为崇敬佛法的“功德窟”，实际上是个人历史功绩的纪念堂，当然也反映当时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代表性的佛窟有莫高窟第156、94、98、100、454等。
敦煌阴氏是敦煌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从西魏到唐末，在莫高窟建造了许多名窟，包括武则天时期的弥勒大像。他们因家族与社会需要修建佛窟，并挖空心思地为自己背叛祖宗的行为开脱和辩解。敦煌的大族们就是利用营造佛窟，记录下了他们自己的历史。
三、 敦煌石窟在历史上的社会作用社会需要的事物，要对社会起作用。敦煌石窟艺术之所以历经千年经久不衰，就是它在敦煌的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稳定社会、使人们安居乐业的作用。比如壁画上描写一种七收的场景，它是现实的写真，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正是社会作用的体现。
敦煌佛教石窟艺术作为一种民族的意识形态，它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如莫高窟第428窟1200多名来自河西全境的僧侣像。148窟在抗蕃战争中曾起到过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第98窟曾使曹氏集团成功地完成了政权的接交与过渡，等等。通过艺术的形式提倡佛教信仰，其目的是让人们关心社会、献身社会。十世纪时，佛教在当时受到普遍信仰，敦煌石窟起到了曹氏归义军联系周围各民族政权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曹氏政权在夹缝中生存，而且敦煌地区社会稳定繁荣。曹氏诸大窟中的各族王公贵族的供养群像就是这一社会作用的历史见证。
敦煌石窟艺术的社会需要和社会作用证明，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的需要，而宗教艺术是历史上人类利用宗教的一种手段。
四、 敦煌石窟艺术的表现形式显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特色这里先举一例：莫高窟北魏与西魏时代的洞窟中，都画有美人，北魏的胖，西魏的瘦。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意识，壁画所依据的佛教经典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特别说明。敦煌石窟艺术反映了佛教的中国化，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不光是艺术作品的表面，如佛教的尊神及各类人物的中国风貌，佛教建筑及人物服饰各方面的中国形式等，更主要也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佛窟中通过这些形式所表现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
历史上，中国以孝治国，孝为立国之本。佛孝是不讲孝的，但在中国的佛经中出现了孝经，即报恩经、报父母恩重经之类，系中国僧人从其它佛经中选辑而来，因此被称为伪经。而这些表现孝道思想的伪经，同其它的真经一样制作为巨幅经变并列于敦煌石窟的壁面上；如《报恩经》，它最早出现是在唐与吐蕃争夺敦煌战争之际，旨在激励唐人抗蕃，表现中国人“战场无勇非孝也”的古训；在许多大窟中，《报恩经变》往往处于第一、二幅的位置；莫高窟还有“报恩吉祥窟”、“报恩君亲窟”等窟名，更是中国古代孝道的直接体现。
敦煌石窟艺术在制作方面，从石窟的建筑型制，如帐形窟、龛，到塑像的排列、天像图和经变画的构图等，都受到中国古代礼法制度的制约，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内涵的深层体现。
五、 佛教信仰与石窟艺术创造不同的社会因素佛教信仰是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从历史上看，不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是贫穷还是富有，都需要一种精神支柱，即一种信仰；而佛教这一关于社会和人生的哲学的理论，一开始就建立在人们这种需求的基础上，并且随着历史与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和完善，因而成为延续几千年并有亿万信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石窟艺术是佛教信仰的一种手段和表现佛教理论的一种形式，但它同时又是一笔文化财产；因此，使用这种手段和形式，进行石窟艺术的创造，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特别是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她的规模和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人们对佛教的信仰程度，而更多的是比较明确地反映了敦煌的历史与社会：反映人与社会需要的程度，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时，人们想的和做的更多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尽快地安定和繁荣，石窟营造和艺术创造自然不会景气；而当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时，人们又需要更多精神上的追求。当然，在每个时期，人与人之间有区别，统治者阶层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生存问题，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动用权力和势力，强行施行与现实不符的措施，如莫高窟第98窟的规模与当进的社会状况似乎并不十分协调，但却全面、生动地反映了统治者所急需；同时期由百姓们联合营造的莫高窟第147窟，规模很小，而且在营造记述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当时社会的凋敝。（来源：敦煌研究院，作者：马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