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旗下的“微信读书”App因涉嫌侵犯隐私被用户告上法庭。10月15日，“黄女士与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
微信读书App是腾讯旗下的一款手机阅读应用，用户可以在上面进行阅读书籍、分享书评等操作，这些信息被默认向好友展示。如果用户选择使用微信登录，则需授权微信读书获取其微信账号的一些信息。
原告黄女士认为，微信读书存在“强制关注微信好友”和“将用户的读书信息向其微信好友公开”的行为，侵犯了其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上述行为，并向其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统称被告为“腾讯”）则认为，微信读书事先获取了用户对于好友关系数据的授权，且提供了私密阅读的选项，并否认自动为用户加关注好友，因此不同意原告诉求。
案件仍待进一步审理。
南都记者了解到，本次诉讼的起因是一次聚餐。
原告黄女士和同事在聚餐中聊起相关话题，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微信读书已经关联了上百个好友，因此还被同事调侃究竟是为了“读书”还是为了“显摆读书”？然而，黄女士对此并不知情，也不曾主动关注任何人。
黄女士究竟是何时将微信好友关系授权给微信读书的？
原告代理律师、清律律师事务所律师熊定中在庭上指出，在今年4、5月之前（原告使用的微信读书v3.3.0就在此时间段内），微信所有对外授予好友关系的页面均为一次性授权，即同时向第三方开发者授权1）用户的微信昵称、头像、地区、性别；2）共同使用该应用的微信好友。
而南都记者实测发现，最新的微信授权微信读书的页面已经被拆分成了两个步骤：首先是授权用户的微信头像、昵称、地区和性别信息，只有同意才能进入下一步，否则授权失败；然后是授权微信好友关系，用户可以选择拒绝，不会影响使用。
腾讯在庭上承认，的确对授权页面进行过更改。但腾讯也表示，由于页面更改并非后台日志需要记录的用户行为，具体是何时更改的无法查证。
至于为什么要获取微信好友关系信息，腾讯提到，微信读书在产品介绍和用户协议中都已经明确说明了是“基于微信关系链的官方应用”，在提供阅读体验的同时，可以查看微信好友的读书动态，与好友讨论正在阅读的书籍，交流阅读感想。
“前述功能是微信读书产品满足用户最主要需求和根本期待的基本功能”，被告代理律师之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朱颖说，因此本案中使用微信好友的相关信息是与微信读书软件运营具有密切关联的信息。
熊定中对此持反对观点。他指出，微信读书虽然在形式上获得了用户授权的点击，但这个功能设计本身属于“变相强迫”用户授权隐私和个人信息，且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关于“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的规定。
“微信读书作为一种移动端的阅读软件，它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是为用户提供可阅读的书籍，以及提供书籍在移动端展示的技术支持，而阅读功能的实现根本不需要用到用户的微信好友信息”，熊定中认为，微信在本案中以“不授权便不予注册”的功能设计，强迫原告不得不将好友信息授权给微信读书。
他还指出，横向对比其他第三方应用，用与腾讯无关的第三方公司进行微信账号登录的时候，只会要求授权头像、昵称、地区、性别，并不包括本案所争议的微信好友关系信息——这种情况仅存在于腾讯的关联公司，“完全是在利用双方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强制交易”。
因此，原告认为，微信读书与微信系两款独立的软件，在原告未自愿授权的情况下，微信读书获取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微信好友关系数据，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
原告的起诉状还显示，在原告没有进行任何添加关注操作的情况下，原告账户中“我关注的”页面下出现了大量原告的微信好友；同时，在“关注我的”栏目下也同样出现了大量的原告微信好友。
南都记者梳理发现，从2017年至今，一直有网友吐槽微信读书会自动加关注。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在微信读书v3.4.0版本之前，使用微信读书的用户会被强制互相关注微信好友，而v3.6.1版本之后须用户手动关注。
熊定中认为，被告擅自利用上述数据控制原告账户、自动为原告添加关注关系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原告所享有的个人信息权益，还侵犯了原告的隐私权。
对此，腾讯否认原告所使用的微信读书v3.3.0版本存在自动为用户添加关注好友的情况。
腾讯还进一步表示，无论是不是自动关注，因为用户同意了微信读书获取其微信好友关系，并且“寻找与其共同使用该应用的微信好友”，就代表着“关注好友”实际上“仅是对获取的微信好友关系的一种对应体现”。
腾讯认为，查看微信好友的读书动态、与好友就正在阅读的书籍进行讨论，正是微信读书的基本业务功能。“微信好友关系作为实现这些基本业务功能必要的信息，对于微信好友关系的使用符合基本功能的目的，使用方式是正当合法的”，朱颖强调。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原告还是被告，均未能提出决定性证据证明原告的微信读书里已有的关注人和被关注人是哪一方添加的。
对此，熊定中认为,“用户客观上无法证明使用软件的时候的关注关系是什么时间加的，以及是谁加的，因为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软件录屏”，而相关的技术细节只有微信读书的开发方和运营方最清楚。
原告的起诉状显示，黄女士在使用该软件的过程中还发现，即使她与微信好友在微信读书中没有任何关注关系，也能够相互查看对方的书架、正在阅读的读物、读书想法等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她并不愿向他人展示的隐私信息。
对此，腾讯表示，展示用户的读书信息经过了用户授权。微信读书不仅在《用户协议》等文件中告知用户可以看到微信好友阅读、分享的读物及其读书想法，还在具体使用场景中对用户进行了提示。
比如在用户第一次添加书籍时，提示“书架上的书籍好友可见，您也可以开启私密阅读，阅读书籍仅自己可见”；在用户发表读书想法的时候，也提供了公开和私密两种选项。
不过，熊定中指出，腾讯提出的提示页面在原告之前使用的时候并不存在，是一个新增功能。而且无论是阅读的书籍、读书时长还是读书想法，都默认是“非隐私状态”——直接点击微信好友头像就能看到，即使没有关注也可以。
那么，用户的读书信息究竟算不算个人信息或隐私呢？
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5.5条明确表示，用户的书架、正在阅读的读物、推荐的读物及读书想法“不属于个人隐私或不能公开的个人信息”。
腾讯在庭上进一步确认，读书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但是否属于隐私要看情况。“特别是其中的类似于读书时长不属于隐私，读书的书籍以及他的（读书）想法……一般情况下也不属于隐私”，朱颖说。
今年8月，提请人大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中，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这是国内第一次对“隐私”一词做出明确定义，且强调了隐私一词的主观性。目前，该草案还未最终通过实施。
熊定中认为，用户使用微信读书时的读书时长，用户阅读的读物，以及用户没有公开主动发表的书评，包含了用户的阅读习惯，阅读时间，生活状态，乃至于政治立场价值观等多方面的信息。在本案中，属于原告不打算公之于众的信息，符合草案中对于隐私的定义。
此外，他指出，对于移动终端而言，原告的读书时长、阅读的书籍等App的内容浏览记录在性质上完全等同于电脑端的网页浏览记录。根据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网页浏览记录不仅属于个人信息，还属于个人敏感信息范畴。
“用户在使用软件的时候，理解是这是个私密空间，就像我们微信的好友关系记录在微信里是没问题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微信可以对外披露”，熊定中说。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用户，为社会公众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庭审最后，被告代理律师之一、腾讯公司知识产权专家、法律顾问乔晶谈及行业发展时提出，在保护用户个人信息的基础上，应该兼顾行业的发展。
她强调，互联网用户在使用一个互联网产品之前，应该对于该产品的相关功能以及开放性做一定的了解。在微信读书已经明示告知用户相关信息会被公开的情况下，用户对于其个人信息的保护应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
乔晶还提到，大量的读书分享软件均采用公开书籍和想法的设计模式，甚至都并没有通过弹窗提示的方式来提示用户，“微信读书在个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保护设计上已经优于行业中的多数企业”。
“正如被告所述的那样，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在做（读书软件）”，熊定中指出，“其他方有类似功能并不能证明腾讯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也可能大家都在违法，需要法院对此进行澄清。”
事实上，最新版的微信读书已经基本达到了原告对隐私保护的期待。“这正好证明了其实微信读书这样的阅读软件做成不侵犯原告和其他用户隐私权益的情况情况下，依然可以正常的去运行和发展”，他说。
熊定中进一步提出，如果法院对本案中原告提到的侵权行为做出负面评价，并不会影响行业的发展，反倒会鼓励行业向合规的方向发展。
庭审结束后，熊定中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尤其期待法院能够对微信读书要求一次性授权微信好友关系的行为做出负面认定，因为好友列表确实比浏览记录“私密的程度更高”。
他表示，现在有很多软件包括读书软件打着社交的名义在施行侵犯用户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如果一旦有个生效判决判定了这个行为的违法性，而且又是个典型范例的话，那么我相信整个行业的乱象应该会得到制止，用户的权益就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