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1999年与朋友在坝上草原 供图／科钦夫
4月19日北京时间15点47分，《三联生活周刊》原主笔王星在法属留尼汪岛因病去世，享年49岁。
微信朋友圈读到音乐人科钦夫的惊痛，是20日下午2点。起初只想约1500字发到专栏版上，前“三联”主笔苗炜晚上8点就交稿了。半小时后科钦夫又转来前“三联”主编朱伟的博文。读完就去跟领导请示做“逝者”版。
“不用一整版吧，又不是她爷爷？！”连她前同事都错愕了下。但领导没迟疑就通过了。
王星的爷爷是翻译家王佐良，姥爷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她1974年生于北京，1997年加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主笔，《新知》主编、《爱乐》编辑，著有小说集《荆非昔笔》、散文集《七部名著读伦敦》等，曾选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2020年随外交官丈夫远赴法属留尼汪岛。
找愿意为王星写点什么的人，并不难。巫昂900字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李孟苏是孟静帮忙问来的。苗师傅又转来了丘濂。
诗人说“四月，是残忍的季节”。伊人远走，“三联”人经历失去，不掩伤恸，才情炫然。
悲伤四月天
◎朱伟（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悲伤四月天。今年四月，只感到春寒。院里的紫藤都只开出稀疏几串，往年都是垂满花束的啊。四月五日，刚去成都送别“老爹”；昨天，王星又走也匆匆了。在遥远的留尼汪，隔着重洋，想去也去不了。
王星是净土胡同的老人了，外语学院毕业，先到《爱乐》。我说，《爱乐》的活儿不够你做，到周刊帮忙吧。她就缩着脖来了。那时，她还是个长发飘飘的小姑娘呢。从净土胡同到安贞大厦到霞光里，她是周刊这集体里我引以为傲的才女之一。
我曾称她“活词典”。她通七八种外语吧？我曾与她讨论可否开专栏，语种关系就饶有趣味。她就眯眼笑，笑是憨憨的，不通一点世故。在周刊，我自认兴趣广泛，知识面尚可，却远难及她。但凡犄角旮旯事，一问她，全知道，且还都真懂，她是我小老师啊。我一直说，我有两个小老师，一个是她，另一个是鲁伊。
4月2日，我还在微信上请教她，问及巴克斯用英国16世纪政治家、探险家Walter Raleigh的一首诗。那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她刚起，说还迷糊，讨论Raleigh范儿，说“文责不负”。是，岁月无情，晃眼间，她也近五十了，但还是万想不到，周刊最早送别的，竟是她呀。
王星是每天都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书包，肩是压斜了的。包里装满各种各样的书，这是她阅历之源。她是周刊几大主笔之一，对周刊作过重大贡献。她一直说，我是将她作重苦力用的。
我给她派过各种各样的重活儿：英范儿、法范儿、德范儿，摩天大楼史、法国情人史……她有能力将复杂的欧洲王室关系、民族变迁都认真梳理出来，一写就是五六万字。她曾得意说，她是既继承了爷爷（翻译家王佐良）的外语天赋，又继承了姥爷（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好奇心。
她确实是个才女，内心桀骜不驯的才女。才女往往孤傲，往往散漫，往往难以自控，王星就是个理性自控特别弱的女子。她有太多爱好——写侦探小说，钻研古外语，翻译，迷莫扎特。她在留尼汪告诉我，同时在翻六七本书。我说，不能一本本来吗？她答：叉着好玩。
她在留尼汪告诉我，她爷爷的事与姥爷的事，“现在都在我这儿了。”过些天又跟我说，她与苏旻捷已经决定一起翻《埃达史诗》了。我真觉得，她缺少一个能爱护、又能管束她的人。她这样的女子，没有缰绳，便如白驹过隙，二十多年就很快燃尽了自己，真是“生若夏花之绚烂”，不必衰老，就拂袖而去了。
其实，我退休前相当长时间，就注意她支气管有问题。她一直咳嗽，但她说，就是支气管炎。啤酒是她每天的支柱，这我们谁也管不了。周刊每年年会，她脚下都是先存好了十多瓶，喝到最后，都是拉着我叨叨不休；每次小聚，只要她参加，到最后都是，眯眼，举一根手指，半醉半醒地求：“就一瓶，最——后一瓶。”一瓶完了再一瓶，拉不走，以致大家都不怎么敢找她。
我退休后，有一次拉去武汉，晚上葡萄酒聚会，她大醉。中午的飞机，上午空隙，阳光下、草地上走走。她拎一件“六罐”，只递我一罐，不动声色就全空了。那天我们聊李白、杜甫。她感慨，李白不是中原种，才有那些能飞的诗；我们聊希腊音乐与日本能剧的关联，真正海阔天空。
她是喝得太多，早逝也一定与好酒有关。但人生一遭，想喝就喝，喝多了，飘飘然乘风而去，不也潇洒？人身不过躯壳，空留他人难过罢了。
她在留尼汪，我们过几天就通微信的。她喜欢小动物，起床要喂兔子，也有猫，她说满院都是陆龟，她还养蜗牛。不过她起床是没点儿的。某天，她津津乐道描述说，她观察蜗牛欢好，全过程两三小时，还录了视频发来。兴趣盎然余，亦觉她的寂寞。我是一直为散漫分散了她的才华而感可惜的。但换过来想，散漫而不受拘束，乘兴而来，尽兴而去，不是真浪漫吗？
不必说天堂相会，来世重聚。脱身而去了的，就如飒然之云，绽然之花，飞来之鸟。就如今日写此文前，站窗前无语，一白头翁飞来，就站树梢。我想，这就是王星吗？从留尼汪来？拿手机要拍，它就飞走了，不会再停留的。
人这辈子，能让很多人伤心、惋惜，就没白来这尘世一场。
然而没有来世
◎苗炜（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二十来岁，在《爱乐》杂志工作，闲着没事要给《三联生活周刊》做点儿兼职。介绍人说，她英语好。为了佐证英语好，又加了一句，她是王佐良的孙女。等她到胡同里的杂志社上班，我们一帮人经常在宝钞胡同的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她喝高兴了，对我们说：“我要是到三十岁还像你们这样，还不如……”她没说完，就被我们的一阵嘲笑打断：“哈哈，你要干什么大事啊？”
工作没什么好说的，她给我们写过狄更斯和简·奥斯汀，写过一些关于语言问题的稿子。她喜欢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炫技，半天不往前推进。看完一大段，心说这该往前走了吧，她说，列位留步，我再给你们表演一个吞剑。
有一阵她跑去写各省市的博物馆。我问她哪儿来的资源，她说，嘿嘿，你不知道我姥爷苏秉琦的厉害，可惜早死了。不过，语言和博物馆这两个方向都不是她的最爱，后来杂志每年做葡萄酒的专题，这是她的最爱。
她很快过了三十，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也不比我们更没出息。谈恋爱，结婚，然后跟着丈夫去了巴黎。她丈夫是外交官，她是外交官的家眷。驻外几年，返回国内，很快就过了四十岁，接着给杂志写稿子。
然后又要派驻到留尼汪岛。临走之前，安排了一顿又一顿的告别酒。我们约定，抽时间去留尼汪岛上玩。不过我这么说的时候，知道自己多半去不成。身外有看得见的羁绊，心里有看不见的羁绊，岁数越大，肉身越沉。只是我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
虎年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祝她“本命年快乐”呢，这个心高气傲的小姑娘也会变成个小老太太。然而，她死在那里，我恐怕不会再去看留尼汪岛的火山和潮汐。
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闪现某一年在南法，忘了是哪个城市，她给我当导游。我们住在一家旅社，早上她到我房间门口，从门缝儿里塞进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我在街对面咖啡馆”，她怕我宿醉未醒。我其实已经醒了，拿过纸条，从窗户上望出去，正看见她穿过街道，进了那咖啡馆。那旅社的房间中没有隔断，该隔开的地方就挂着一块扎染的蓝布。窗帘应该也是蓝布，在早上的风中飘扬。屋里的蓝布都飘扬着。这个场景之所以在我脑子里闪现，原因也很简单，到了四五十岁，那些先走一步的人就是去了某个地方等着我们。
继而回想起来的都是一些享乐的事。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在古竞技场外面的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午饭，然后找了一家德国餐厅吃大肘子和啤酒。酒足饭饱之后，找到一家电影院看《耶稣受难记》。售票员一再说，这个电影是拉丁语对白，字幕是法语。她喝了酒，郑重地点头。喝了酒之后点头会更用力，更郑重。电影倒没什么看不懂的，就是梅尔·吉布森扮演的耶稣不断挨打。我要查一下这个电影的全球公映日期，才能确定我们那次南法之旅是2004年的事。
后来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达门多萨，喝着马尔贝克，吃着阿根廷牛肉，满大街都是流浪狗。又穿安第斯山脉回到圣地亚哥，在一个酒吧过了圣诞节。酒吧里的女招待都穿着围裙，围裙上印着聂鲁达的诗句。每一件是不一样的诗句，我们就对着那些围裙翻聂鲁达的诗。她随身带着西班牙语词典，她教我的几个西班牙语单词我现在还记得，水、气泡水、厕所、谢谢。怎么没有酒呢？酒我忘了。
忘了说了，她叫王星。有一阵儿她做自我介绍时，喜欢说自己的名字是“天上星星的星”。她的藏书扉页上喜欢画一个星星，写上她的名字“斯黛拉”，西班牙语中的星星。
她做翻译、写侦探小说，但送给我的书是《王佐良文集》和王佐良著《英国文学史》。有一次我读到《一个中国诗人》，问她有没有英文原稿，她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那是她爷爷写的英文。她爷爷翻译的彭斯诗流传甚广，我们都会唱，头一句是“老朋友哪能忘记，哪儿不放在心上”，前奏一响就能跟着唱。其中有两句是“我们曾赤脚蹚过河流，水声笑语里将时间忘。如今大海的怒涛将我们隔开，逝去了往昔的时光”。这两句诗可以做今日的道别。
我想起来的都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黑夜低吟也须纵酒的往昔时光，我知道它不会再来。如果我年轻几岁，也许会假装豪迈地说我们来世再聚。
然而没有来世。
作为一个红楼人物的王星
◎巫昂（前《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从主编朱伟和三联诸同事那儿获知了王星去世的消息，在异国他乡一个叫留尼汪的地方。并不知道它在哪里，有人告诉我，马航就是在那一带失踪的，以及它是法属殖民地，一个火山岛。
对王星，有两件印象深刻的事儿。 一是我的笔名和她的真名远了看其实有点像，有时候翻开杂志自己吓一跳——我怎么写得来这么厉害的文章！她是国际部的，见到人总是腼腆羞怯又略微有些顽皮地笑一笑。二是有一次整个编辑部去哪里团建，包了一辆中巴。她跟她新婚的丈夫坐在车子中间部位，一人拿着一本书静静地读着。车子还在等人，我看了这俩好一会儿——一对璧人，这是无疑的。
说是两件其实还有一件。每次同事小聚，我都会逮着随便一个人问：“王星当年那只猫到底是几斤？”有说七斤的，有说八斤的，也有说九斤的。猫的名字是按照斤数起的。她要去法国之前，为了那只猫托运出国费尽周折，预计也花了不少钱。也因此普及了一只猫是可以运出祖国大陆的知识。
王星是一个活得非常天然自得的人，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我觉得她喜欢喝酒大概是智者的一种爱好吧。平日看她还是一个挺内向的人，但是喝酒之后状态就不一样了。所有人都记得她爱喝酒，我们也是在年会上举杯、碰杯，无所不用其极地大醉过，酒瓶子总是堆满了她的近侧。唯有饮者留其名，所以，她给了我们一个饮者和智者的印象。
她喝酒的能耐显然跟写文章或者懂的外语一样超人。还有一个名号，应该是隐者。比起许多盛名在外的人，王星不怎么高调，她甚至总是深深地隐藏在自己的文章之外。印象中，也极少见她或者听说她在某些场合公开讲什么。一个非常好的媒体主笔，一个非常好的译者，如此而已。
然后她所有驳杂的爱好成就了她作为一个有趣味的人，一个不以权威和苦心经营为要务的人。隐者、饮者与智者，还不能够构成一切吗？在我的认知里，这已经完成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至高成就了。
三联的另外一位同事，小甄甄芳洁两三年前离世。我想她是最像邢岫烟的一个人。王星也像是《红楼梦》里的人，但是她基本上住在国外的大观园。我在想她像是谁呢？想不起来，这样一个有趣、无拘无束、一味天真烂漫的人，像她自己就行了。
无限唏嘘，在春天的尾声。她是永远的青春的模样，我们也将永久地记得她吧。
女人和缪斯一样顽强
◎李孟苏（前《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记不清是北京时间4月19日深夜还是20日凌晨，突然迷迷糊糊想起王星，她跟我聊云朵。
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康斯特布尔的云，文中引用了王佐良先生翻译的华兹华斯的诗歌。她看到后给我发微信，感谢我记得她爷爷。又说她在小岛看到的印度洋上空的云，“跟野猫打滚一样千变万化，够康斯特布尔画几辈子”。我知道她爱喝酒，逗她：“肯定还是喝醉了的野猫。”她回复：“必须的。灌了朗姆酒的。”那天，我在宋庄外的树林里，她在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小岛上。
20日醒来，突然就得知王星在岛上猝然去世的消息。悲伤涌上心头，泪水不能自已。我想到她的时间正是她弥留之际。这是心灵感应吗？她就这样留在了岛上，化成了云。
王星和我，还有几个老同事，这十几二十年的相处，本来就聊得来，情趣相投，又甘当火热网络生活中的废柴，于是组了一个“回字有四种写法”小群，隔段时间凑一起喝酒吃肉。不谈经世致用的玩意儿，也不愤怒焦虑。王星往往会早到，坐下自己先叫几瓶酒，自斟自酌。我们人陆续到了，她的酒一瓶接一瓶上桌。
她喝酒不喝酒，都是满脸的迷离。最早认识她，是1997年我入职《三联生活周刊》。走在净土胡同里，一个瘦高的姑娘迎面走来，穿着亮闪闪的银色衬衫，系一条细窄的领带，衬衫放在长裤外，脚蹬一双松糕鞋，似乎是露露·德拉法蕾斯、简·诗琳普顿从1960年代的伦敦卡纳比街头走到了北京的胡同。姑娘的小脸藏在中分的长发下，半低着头，我只能看见她的眼睛，狐狸般冲我一眯一笑。
她端着酒杯，慢悠悠地说：“我关注了‘养猪网’公号，每天看生猪价格的起落、猪瘟的控制、养猪经验的分享，可好看了。”我看了，果然好看。作为答谢，我也分享给她我关注的“小扁豆小宗豆”公号，介绍各种豆子的知识和食谱。可惜这个公号前年底停更了。
她写过侦探小说，我们怂恿她接着写。她喝口酒，直摇头：“试过就不想再写了。”她写的小品文也好看，有英国女作家E.M.德拉菲尔德的幽默笔锋。写小品文她用笔名“劳乐”，我问她是什么用意，她眯眼一乐：“老乐的意思。”她有语言天赋，翻译过书，但又无心成为翻译大家或者语言学者，这方面的文章都懒得写。她说她倒是更感兴趣古埃及文字，要好好研究一番。她总是喜欢一些稀奇古怪的淘气玩意儿。
偶尔，她会聊起她爷爷王佐良先生，但不聊王老先生的学术和翻译，只谈爷爷的兴趣爱好。“老头儿在牛津上硕士，写的论文是约翰·韦伯斯特的悲剧，太酷了。我正在整理爷爷的这篇硕士论文。他怎么会想到写韦伯斯特？那么暗黑嗜血的剧作家，尽写些藐视道德的角色，太酷了。”
这些年，她更多地花精力整理爷爷王佐良先生、外公苏秉琦先生（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著作，自己写的译的东西很少发表出版，她也不在意。有一次聊到这些，她轻轻地飘出：“我从小见多了出入我爷爷、外公家的各路名人、大拿，名利算什么呀。”朱伟老主编说她太散漫、难以自控，浪费了自己的才华。我倒觉得，她是参透了身外之物。所谓“才女”之称、“名门世家”，她都视为生命中最无足轻重的粉饰，稀罕它们？至于才华、博学，用于自娱自乐足矣，不多我一个传播出去教诲天下，浪费就浪费了。这世上浪费的东西还少吗？
参透世事，也让她一直安心地留在体制内，不争不抢，本分地做好手头的事。为自己在精神世界里漫无边际地淘气，提供了基本保障。知道取舍，她有大智慧。
我很后悔没和王星就韦伯斯特的戏剧聊下去。我是看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长大的，而韦伯斯特的神作《白魔》《玛尔菲公爵夫人》，人皆虐待狂，人皆被害者。这种反差巨大得令我惊愕。我很想知道，他们祖孙二人是如何聊韦伯斯特的。爷爷喜欢韦伯斯特，这流露出个性中的顽皮促狭，是不是遗传给了孙女？在现实中爷爷真正喜欢研究韦伯斯特而不能，又有没有遗憾？这“不可得”的虚无是不是影响了孙女的选择？
她要随外交官丈夫派驻留尼汪。走之前我们给她送行。她因为工作交接，出发日期一再推后。送行酒喝了一局又一局，没完没了，喝到“回字有四种写法”群的朋友们都烦了，你怎么还没走啊！后来也没人再张罗给她送行。突然有一天她微信大家“我到小岛上了”。突然这一天，微信里传来消息，王星走了。
韦伯斯特的《白魔》中，主人公维多利亚驾着黑船驶向死亡之际，她的哥哥弗拉米尼奥对她说：“女人有九条命，每个都和缪斯一样顽强、长寿！”
这句诗送别王星。
漫长的告别
◎丘濂（《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一整天都在错愕之中。
王星姐是周刊的前辈，我2010年入职的时候就是传奇一般的存在了。但直到2019年她快要去留尼汪之前，才有了一些交集。
那年夏天，我要写关于火锅的美食报道。一次同事的饭局上，和她提起来北京火锅除了涮羊肉之外，还有一种是全熟或者半熟食材的热锅，清宫档案里有记载，但是遍寻不到。她马上说，这在北京有人做啊。于是介绍我认识了聚德楼的甄师傅，全北京大概只有他在复原那道“菊花炉肉热锅”。我这才知道，美酒之外，美食也是她的一大爱好。而她的兴趣太广了，就像老主编所说的，犄角旮旯的事儿问她全知道。我和她聊猫聊小动物聊美食，只不过是她各种涉猎的冰山一角。
然后发现我们住得不远，后来还约过饭，是在刚刚开业很火的谭鸭血。那天我去延庆采访，和她说要很晚才能回来。她说不着急，早早就先去占座了，“我在图书馆也是看书”“我有一大本书要看呢”“万一赶上我不在座位上，找啤酒和印度（旅行书）”。有酒和书相伴，在哪里都无所谓，这很是她的风格。
翻看聊天记录，2019年9月16日我们在聚德楼一起吃过一次告别的饭。她9月18日一早飞往留尼汪，在迪拜中转的时候还报了声“平安”，意思是并没有因为酒喝大了误了飞机。
我知道她走之前和很多人吃了很多告别的饭。因为签证卡着，送行的大酒喝了三个多月。现在回忆起来，那整个夏天，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安排的一场漫长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