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还有一些特殊渠道获得功名的官员。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间，蜀地有个精神病秀才扬言要造反，宋仁宗为了安抚人心，于是赐给了这个疯秀才功名——后世为此称赞仁宗仁慈，但其实，疯秀才做官后，每个月的俸禄，都来自百姓的税收。可叹宋朝农民的血汗钱，被宋仁宗这样拿来送人情！
两宋时代，官民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被打破，宋人对做官这一伟大事业极为狂热，但是狂热的背后却值得人们深思：两宋庞大的官僚群体下，百姓遭到的经济压迫程度可想而知，而百姓对做官、对特权的狂热，其实也是百姓生活不幸的一种体现。因此，宋人爱官的背后，更是一则黑色幽默般的无奈。但是“祖宗之法”也并非全然无用，正如邓小南先生所说：
“宋代的‘祖宗之法’既非真正至高无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其内容既时而有所调整补充，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以往的成规定法有所背离。“祖宗之法”本身从来不是固定永恒的排它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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