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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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送别诗中，一些富有深刻文化底蕴的地名词出现频率非常高，梳理六朝送别诗，方山、北亭、征虏亭、中兴堂、新渚、新亭、后渚、乐游苑、领军府、何山、竹亭、乌亭、新林、建兴苑等都是经常入诗的地名词，结合历史地理资料，考察这些地名词的历史文化意蕴，以史证诗，能总结出六朝送别诗地名词运用规律，以诗证史，又能够寻绎六朝送别活动的某些习惯。
关键词：六朝；送别诗；地名
由于交通设施的局限，六朝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一样，出行不外乎两种方式，即陆路和水路。一般来说，北方陆路居多，南方水路为主。因此，六朝送别诗中经常抽象性地提到浦、亭、歧路等分别地点，这些提法虽多数是一种分离意象，并非确指，然从这些抽象性送别分手地点却依然能够发现其时交通民俗与送别习俗的特别之处。如仅从水路送别来看，从送别诗中便可以发现六朝时期多选择倚城临江的离亭别浦作为饯送地点。莫砺锋说：“长亭也好，其他亭台楼阁也好，既可遮蔽风雨，又可登览江山，正是送别的好去处。如果说离别之人没有心情在亭台楼阁上欣赏风景，那么开阔的视野至少有一个好处，便是送行者可以目送行人，直到对方消失在远处。古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舟船和车马，速度都不是很快，送行者可以久久地凝视它们离开。”而六朝送别诗中这种离亭怅望、别浦伫立的写法亦很成熟，故从这些抽象泛指的地点中可略知六朝人对饯别地点的安排习惯。这些抽象地点，已成为送别诗写作的独特意象，当另文考察。此外，六朝送别诗还经常出现具体的地名，学界往往以历史地理的知识解释一下，很少有人深究这些地点的匠心与意义，笔者全面梳理六朝送别诗，拣择一些使用频率高的地名词进行考辨，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人对历代离别诗词中地名词的重视。
六朝送别诗有许多直接点明了饯行地点，这些地点都是具体的，比勘这些地点，可以发现六朝时期饯行地是有所选择的。六朝送别诗中明确标示的饯行地点主要有方山、北亭、征虏亭、中兴堂、新渚、新亭、后渚、乐游苑、领军府、何山、竹亭、乌亭、新林、建兴苑等。核查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发现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地点，说明六朝送别饯行地点并非随意安排的。
乐游苑，《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南直二·应天府》载：“在覆舟山南。晋之芍药园也。义熙中即其地筑垒以拒卢循，因名药园垒。宋元嘉中辟为北苑，更造楼观于山后，改名乐游苑，往往禊饮于此。《宋书》：‘元嘉二十二年筑北堤，浚玄武湖于乐游苑北。大明三年作正阳、林光等殿于苑内，又筑上林苑于玄武湖北，于苑中作景阳山。’”作为皇室苑囿，此地是禊饮要地，南朝此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也非常多，《读史方舆纪要》就列举有齐时崔慧景顿乐游苑、梁大宝初侯景请梁主禊宴于此、陈霸先分军于此地及覆舟山北拒北齐兵、陈天嘉中重修、陈后主命萧摩诃屯兵乐游苑拒贺若弼等重大历史事件。六朝送别诗与乐游苑相关的有颜延之《应诏宴曲水作诗》、丘迟《侍宴乐游苑送徐州应诏诗》、沈约《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诗》《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诗》等。其中，颜延之的曲水宴诗是为祖道江夏、衡阳二王而作，丘迟、沈约侍宴饯张徐州诗则为送张谡出征事而作，沈约送吕僧珍诗从诗歌内容中亦可以看出是为送征而作。王公出任，固属大事，而南朝战事频仍，大将出征，皇帝摆驾，臣僚赋诗，集宴饯送，以示殊宠，把饯行地点选在乐游苑，既是重视，亦是一种陈规。皇宫苑囿，等级森严之地，在这种地方举行饯宴，当有一定的规格要求。要么是出行人物身份高贵，要么是出行事务关系重大，才有此殊荣。六朝还有许多送别诗是侍宴之作，其中虽未标明饯行地点，估计大多数是发生在皇宫苑囿的。
建兴苑，《读史方舆纪要》载：“志云：在府治西南秦淮南岸，本吴时南苑也。宋明帝葬于此。梁天临四年改置建兴苑。侯景之乱，裴之高入援，军于南苑，寻迎柳仲礼等会于青塘，立营据建兴苑是也。”庾肩吾有《送别于建兴苑相逢诗》，观其诗曰：“相逢小苑北，停车问苑中。梅新杂柳故，粉白映纶红。去影背斜日，香衣临上风。云流阶渐黑，冰开池半通。去马船难驻，啼乌曲未终。眷然从此别，车西马复东。”写建兴苑外与出行的朋友相逢，故赋诗相送，之所以特别强调建兴苑的存在，并以大量的篇幅去想象苑中情景，亦说明了建兴苑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于此地送客，说明了六朝时期除歧路别浦分手外，还青睐于在园林苑囿之地道别。
新亭，《读史方舆纪要》：“在江宁县南十五里，近江渚。东晋初为诸名士游宴之所，即周顗等相对流涕处。”新亭是建康门户，乃其时攻防要地，亦是官僚贵族拜迎饯送之地。刘牢之、桓玄、卢循、柳元景、萧道成、萧衍、柳仲礼等都曾屯兵新亭或带军銮战新亭；桓温自姑孰入朝，谢安等迎于新亭；刘宋景平二年徐羡之等废立，群臣于新亭拜迎宜都王义隆；刘骏于新亭即皇帝位；齐永元三年，萧衍举兵东下，齐东昏侯遣冯元嗣西救郢城，茹法珍等送之于新亭；梁柳庆元出为使持节，高祖饯于新亭；韦粲出任持节，皇太子出饯于新亭。顾祖禹引吕祉曰：“自吴以来，石头南上至查浦，查浦南上至新亭，新亭南上至新林，新林南上至板桥，板桥南上至洌洲，陆有城堡，水有舟楫，建康西南面之险也。”新亭是一个战略要地，同时也是王侯成败之所，六朝祖饯地点安排于此处，亦当精心考虑，用意深远。六朝送别诗写新亭送别的有：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云诗》《和徐都曹出新亭渚》、阴铿《晚出新亭诗》、徐陵《新亭送别应令诗》，从谢朓和诗知徐都曹勉昧旦出新亭当赋有《出新亭渚》留别诗。又，刘骏在新亭即帝位，改其名为中兴堂，其有《幸中兴堂饯江夏王诗》亦当在新亭设饯宴送行。《初学记》摘其诗曰：“送行怅川逝，离酌偶岁阴。阴云掩欢绪，江山起别心。”怅惘大江东去，岁月易逝，离愁掩欢绪，江山为之生惜别之情，气象还算阔大，感情亦很真挚。新亭渚有专门用于饯别之亭，属京师三亭之一。李善注引《十洲记》曰：“丹阳郡新亭在中兴里，吴旧亭也”此地临江渚，近京城，是水路交通要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又容易激起文人士宦的北地之思，故亲朋往别，登临新亭，总能生出无限感慨。选择此地作为饯行之所，当不仅仅王公官僚如此，普通百姓可能也会选择在此地送离，只不过没有送别诗流传下来而已。
新林，又称新林浦，《读史方舆纪要》：“在府城西南十八里。合大胜河，滨大江，亦曰新林港。”新林亦是一个重要的饯行地点，中下层文士喜欢选择此地作为出发地，同时六朝时期新林是离舟登岸作战的重要港口。如桂阳王休范于元徽二年军至新林，从此地登陆攻新亭；齐永元初陈显达进军新林直逼建康；萧衍东下至新林，建康告急；大宝二年，侯景发建康，自石头至新林，舳舻相接，气势逼人。顾祖禹引旧志云：“新林浦阔三丈，长十二里。梁武帝从新亭凿渠通新林浦，又于新林浦西开大道立殿宇为江潭苑，未毕而有台城之乱。今有新林桥，在府西南十五里。”六朝留存送别诗记载新林饯别的有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何逊《初发新林诗》《车中见新林分别甚盛诗》、吴均《赠别新林诗》、刘显《发新林浦赠同省诗》、庾肩吾《新林送刘之遴诗》等。诸诗描述了新林景观，如“大江流日夜”、“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谢朓）、“舟归属海运，风积如鹏举。浮水暗舟舻，合岸喧徒侣”、“初寒入洲渚”、“沓浪高难拒”、“帝城犹隐约”（何逊）、“回首望归途，山川邈离异。落日悬秋浦，归鸟飞相次”（刘显）等，可以看出新林大江寒渚、高风急浪、落日江浦、水鸟山川等美丽景观。
征虏亭，兴建于东晋，是南朝官民饯行的首选场所。《读史方舆纪要》：“在石头坞。晋太元元年征虏将军谢安止此亭，因名。《金陵记》：‘京师有三亭，新亭、冶亭、征虏亭也。’胡氏曰：‘征虏亭在方山南。自玄武湖头大路东出，至征虏亭。’”对于此亭的初建者，贺次君、施和金校记曰：“据《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谢安未尝为征虏将军；又据同卷《谢玄传》，谢安弟谢石曾为征虏将军。而《太平御览》引《丹阳记》云：‘京师三亭：新亭，吴旧亭也，故基沦毁，隆安中有丹阳尹司马恢移创今地。谢石创征虏亭，三吴搢绅创治亭，并太元中。’据此，本书‘谢安’当作‘谢石’。”南朝屡次于征虏亭饯别，如《南史》卷二六载：“君正将之吴郡，（到）溉祖道于征虏亭。”卷四八载：“大同七年，（陆罩）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虏亭。”卷七六：齐永明十年，陶弘景上表辞禄归隐，“及发，公卿祖之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填咽，咸云宋、齐以来未有斯事。”六朝留存送别诗写征虏亭祖别的有范广渊《征虏亭饯王少傅》、孔法生《征虏亭祖王少傅》、张正见《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诗》等，可补史籍缺载，如果按照诗史互证的方法去考核，六朝当还有许多征虏亭饯别诗已经佚失。
方山，《读史方舆纪要》：“府东南四十五里。志云：山高百六十丈，周二十七里，形如方印，一名天印山，秦凿金陵山疏淮水为渎处也。”谢灵运有《邻里相送方山诗》，顾绍伯注：“方山在今江苏南京市江宁县东南，秦淮河流经其下，六朝时为商旅聚集之所。”谢灵运外任从此地出发，说明这里也是一个水路码头。王彪之《与诸兄弟方山别诗》，其饯行地亦在方山。
戏马台，《读史方舆纪要·南直十一·徐州》：“在州城南。高十仞，广数百步，项羽所筑。刘裕至彭城，大会军士于此。”“梁普通六年萧综守彭城，密降于魏，魏遣使鹿愈入城，将还，成景隽送之戏马台。”后代在戏马台建大彭馆，“在州西南。唐时邮传所经，亦为迎饯之地，以古大彭国为名。”孔令归隐，宋公刘裕与百僚饯送于戏马台并赋诗作别。
六朝送别诗中明示送别地点的还有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潘岳《北芒送别王世胄诗》《金谷集作诗》、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何劭《洛水祖道王公应诏诗》、谢混《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沈约《侍宴谢朏宅饯东归应诏诗》、吴均《同柳吴兴何山集送刘余杭诗》《送柳吴兴竹亭集诗》《同柳吴兴乌亭集诗》、刘孝绰《侍宴离亭应令诗》《发建兴渚示到陆二黄门诗》、阴铿《广陵岸送北使》《江津送刘光禄不及诗》等。像领军府、洛水都是重要的送别地点，《初学记》便立征虏亭对领军府，作为唐人写作送别诗的范例。西晋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洛阳，文人多聚北方，故而饯别饮宴常在洛水之滨。南朝时期江南经济发达，政治文化以建康为中心，故送别饯行多设在江南。除长江洲渚亭台以外，还有一些名山胜水，如吴兴的何山、乌亭便是何逊与朋友经常游聚的地方，送别友人亦多饯饮于此。何山，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四载：“在乌程县，亦曰金盖山。”《太平寰宇记》卷九四：“何口山，在县南十里，山下当何山等路。昔曰何山，亦曰金盖山。晋何楷居此，修儒业，楷后为吴兴太守，改金盖山为何山。”乌亭，《初学记》卷八曰：“汉乌氏县，王莽改为乌亭。”《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四：“异山在县东二十里，一名乌山，一名欧余山，一名欧亭山。吴均《入东记》云：‘王羲之为太守，尝游践，因升此山，顾谓宾客曰：“百年之后，谁知王逸少与诸卿游此乎？”因有异山之号，立乌亭于山上。’”
六朝送别饯饮地点虽然并不固定，但从送别诗中透出的信息可知，其时对于饯饮地点的选择并非草草。而随着人物身份的变化，饯饮地点亦有一定的等第区分，如普通人不可能得到乐游苑饯送的殊荣，文士集送喜欢选择名山胜水作为祖饯场所。当然，以诗去证实六朝送别习俗，肯定还会有很大误差。然而，如同郦道元注《水经》那样，以历史地理史实去注解送别诗词中的地名，还原地理深刻的历史底蕴，丰富诗歌的历史蕴藉，大抵可以相得益彰，一举多得。
既是离别出发地，自是相聚共游处，故可从六朝送别诗常用地名逆推其时文人经常雅集的地方。稍作归纳，不难发现六朝时文人雅集多在河南、江南。河南为中原地区，洛阳早就是中国东部政治文化中心，亦是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群贤云集，释道并至，“竹林七贤”、潘岳石崇等金谷园集会、《洛阳伽蓝记》等留存下丰富的文化遗迹，均属洛阳城市文化圈；江南在六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南京是六朝古都，兰亭雅集、永明革新、宫体唱酬等文坛盛事则发生在南京城市文化圈。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以城市文化圈政治经济的强大作用而发生，一方面又以其自身活动形成新的城市文化遗产，影响后代文化活动，由此推演，城市文化特别是中心城市文化是促使文人聚散的重要原因。
单霁翔总结城市对文化的作用时认为“城市是文化的沉积”、“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城市是文化的舞台”。作为文化活动的主体——人，要接受文化的熏陶、要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舞台，自然会趋向兼容并包的都市。六朝文人频繁活动于中原、江南地带，或以避乱安生而至，或以施展抱负而来，或以入幕求职而聚，或以追慕名士相趋，与洛阳、南京两地为六朝文化中心不无关系。
文人雅士以中心城市为圆心，优游于中原大地或江南山水之间，饯离送别之地，自然选择中心城市圈富于文化气息的有意味之地。聚于斯，别于斯，生出无限感慨。诗人借景抒情，因情系地，原本普通的地点因这些情意深切的诗句而流传千古，地点因此成为文学的表象，亦因诗句与诗本事而富于文化深意。六朝往事虽成流水东逝，不变的山水地理却承载一代代积淀下来的文化信息，成为诗意栖居的符号，令人回味无穷。
然而，六朝以其战乱分裂的独特历史背景，给士人离别活动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如南北出使，便有被扣留的风险，选择意味深刻的饯别地点，亦是一种劝慰与勉励；而庾信、王褒被扣留北地后，送别南归故旧之作亦每每提及南方地名，虚写故地，意味深刻。同时，六朝又是儒、玄、佛、道相互激荡的时代，玄学的清谈、佛教的修为、道教的养生等逐渐推动士人审美观念发生变化，都市的繁华、世俗的名利容易令人厌倦，六朝文人在诗文赋作中或玄对山水，启发哲思，或寻求江山之助，寄托逸情。这种变化令六朝饯别活动由室内夜坐转向亭台苑浦，在这样的地方饯离赋别，山水入目，苑囿激怀，离别诗亦由初期的严肃庄重转化此际的借景寄情，由应制的保守敷衍转向真情表露，进入六朝送别诗的离亭别浦、园林苑囿便并非泛泛而谈，而是确实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地点。
同样，唐人送别诗中亦有丰富的地理名词，而以其国力气象的迥异，唐人饯别之地虽仍以京城及大都市为主，但眼界开阔，常常将离别地与行人前方目的地对照写出，像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既留恋黄鹤楼的登高共眺，又艳羡扬州的烟花风月；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既伤叹客地的芙蓉楼，又展望家乡的洛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既描摹渭城喜人的春色，又远及阳关的苍凉。对唐人送别诗文所涉及的地名进行计量分析，像京城、蜀地、湖湘、天台、温州、边塞等地出现频率高，而新罗、印度、日本等地亦为唐人离别送行所涉及。比较起来，六朝送别所涉及的地点则窄狭得多，远者不过南北朝之隔，遑论海外异域。如此差异，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诗人眼界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南北朝长期分裂，战乱频仍，在有限的境域内，人们每迈出一步或许前途莫测，眼界自然不可能远大；而且，许多文人历经朝代更替，却未曾经历大一统的宏大场面，故亦不可能有南宋“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感慨。二是南北朝时期交通不及唐代发达。六朝时期陆路上没有全国统一的交通体系，水路则以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其交通地位日益突出；然而，六朝人注重奢华，车、船等交通工具更加舒适，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却相对忽视；唐代则建成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辐射全国乃至走向世界的水陆交通体系，重视桥梁、馆驿、道路的修建，因此，唐人比六朝人有更好的远游条件。三是文人心态不同。六朝文人屡经战乱，生命旦不保夕，面对离别之际，情感尤其脆弱，又以各种顾虑，不能淋漓尽致宣泄激情，亦较少利用意味深刻的地理名词来寄托情感。诗人对离别事件涉及地点的处理方式往往比较简单，或直接置于诗题中，或在某一句中一带而过。因此，六朝送别诗中这些非常具体的离亭别浦，给人一种清新明快之感，却又显得局促窄小，缺乏唐人送别诗那种纵横开阔的气象。
总之，六朝送别诗选择与离别事件相关的具体地点入诗，较《诗经·燕燕》、“苏李诗”等纯用抽象地理名词的写法前进了一步，分析这些常见地名，既可以诗证史，又可赋予地理丰富的文化蕴涵，同时，六朝诗人迈出这一小步，唐人则在此基础上大步前行。
作者：叶当前
来源：《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汪鸿琴
校对：计梦菲
审订：杨 琪
责编：王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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