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经常讨论“现代中国的这些人、文、事”：胡适、鲁迅、许地山、废名、林徽因、穆旦、夏济安……而沈从文，是他谈论最多的。除了“事功”之外，这里头，想必有着很多的“有情”在里头。
“有情”，是张新颖常用的高频词。熟悉张新颖的读者都知道，这个词，经常使用在张新颖对沈从文的评论里。张新颖对沈从文“有情”，而且长情深情，这些年，他翻来覆去地讲沈从文，在各种场合讲，在各种文章里讲。
这部《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除了一些老文章的重新编排，首次收入沈虎雏与张新颖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书信往来，真实还原沈虎雏对父亲沈从文文稿长达半生的辑佚搜遗工作；该书还以访谈形式，整理回顾了张新颖二十多年来关于沈从文的研究路径；此外，还有对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的专文解读。
1961年，沈从文写下：“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身后，这段话被分成四行，镌刻在墓碑上。这段话，也成了张新颖研究沈从文的起点。张新颖认为，要研究沈从文，关键就是搞清楚“照我思索”的“我”是怎么回事。20世纪中国的文学，有很多普遍而显得典型的关于自我的叙述，强调“现代”的“觉醒”的力量。可是，这种断裂式的“觉醒”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弃“旧我”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逐渐积累、扩大、化合而来的。
张新颖以《从文自传》切入，梳理了沈从文确认这个自我的过程。这也是沈从文对于“人”的认识的过程，沈从文笔下的人物，不是作为愚昧落后的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承受着“现代性”的批判，而是以未经“现代”洗礼的面貌，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从文对他们“有情”，爱他们，尊敬他们，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
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作品，比如《边城》，并不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一首田园牧歌。沈从文的作品与现实的社会、迫切的时代，也有着很大的关系。要理解这一点，需要从鲁迅谈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有个说法，叫“古民白心”，意思是，古民的心灵是纯白素朴的，我们要恢复到这个本根。鲁迅思想里的时间难题，在沈从文这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想要找到“古民白心”，已经无法回到几千年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求诸野”呢？到现在的偏僻之地，去寻找尚未被世俗污染的“白心”。沈从文与鲁迅在这里殊途同归了。
有情。不仅是对沈从文作品的解读，也是对沈从文人生的解读。张新颖说沈从文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也是“有情”的。沈从文关心的文物，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在沈从文那里，文学和文物这两个领域，是相通的，都是沈从文对“人”的认识，是他在根子上看待世界和历史、看待人事和自我的意识的方式。
1951年11月19日，沈从文致张兆和信，写到自己在四川内江野外爬山时产生的“哀悯感”，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沈从文感受到了情形相异又相同的，对人生的理会，对生存的理会。在历史的“事功”之外，沈从文始终存在着对“有情”的感受，所以，沈从文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感悟总是清晰明澈。张新颖所看重的，正是那种“未经虚饰和掩藏”的“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经验的诚实”。这种诚实，也构成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对话”关系，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与生存体验的一种共振关系。
在张新颖这里，那种批评腔调浓厚的行文方式，是被排除的。张新颖的评论文章，给予我的感受，亦是那个词——有情。有情的文字，有情的态度，有情的思想。张新颖所追求的，是立基于个人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境遇的，从个人最深切处出发的精神立场的共鸣。这是一种悠久的“有情”对话，不仅关乎文学，更关乎我们的人生。
作者:林颐 编辑:徐征 校对:王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