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这首歌是童年时代每个戴红领巾的骄傲，是长大后有关童年的幸福回忆，更是唤醒亿万国人共同记忆的经典。它，就是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选自故事片《英雄小八路》中的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谱曲人为江苏籍作曲家寄明。
寄明原名吴亚贞，祖籍江苏淮安，1917年出生于苏州，父亲是京剧迷，她从小耳濡目染，能自拉自唱京剧唱段。父亲发现后，买来笛子、琵琶、扬琴等乐器供她学习。在学校乐队里，她是文艺骨干，经常排练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等演出。
中学期间，学校的音乐老师顾西林十分器重她，鼓励她报考上海国立音专。1933年夏天，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上海国立音专高中师范科国乐组，在琵琶名师朱英先生门下。1935年，师从俄籍钢琴教授拉查雷夫学钢琴。
1937年夏，吴亚贞毕业，此时抗战爆发，她随“流亡大军”到贵州、四川等地中小学做音乐教员。当时抗日救亡歌曲流传，每到一地，她选用聂耳、冼星海的歌曲为教材，课余还到群众中宣传。
重庆期间，她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担任干事，她目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因而很苦闷。当时许多有志青年，披荆斩棘，奔向延安，投入革命洪流。这时，她收到延安哥哥吴常铭和妹妹吴子云来信，通过介绍十分向往延安。可是国民党当局采取各种办法限制进步青年去陕北。后来通过亲戚帮助，于1939年7月，乘上杜聿明一行人专车来到西安，进入八路军办事处，哥哥专程赶来。同年8月底，她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上世纪30年代末，寄明在重庆川东师范
在延安，不仅有她的亲戚，还有曾经的同学：向隅、杜矢甲等，他们都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她学会陕北民歌和革命民歌，走进一个崭新的音乐天地。为更好参加工作，正式改名“寄明”。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期间，她大量阅读马列主义和*著作，并认识“鲁艺”音乐系主任、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师从冼星海岁月里，不仅学到精湛作曲技法，还坚定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决心。
1941年8月，寄明调到“鲁艺”，任音乐教员。当时一位爱国人士送给*一架钢琴，他立即把钢琴交给急需教学设备的“鲁艺”。后来*综合考虑，认为寄明合适。从此，她将这架钢琴作为“武器”，为抗日战争服务，当年《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第一次正式演出时，*、*、朱德等同志观看演出，冼星海亲自指挥，她负责钢琴伴奏。此外，她常和向隅（小提琴）张贞（大提琴）一起演出三重奏。
鲁艺音乐系教员向隅、张贞、寄明（中）演出三重奏
1942年1月，寄明加入中国共产党，陕北的山沟沟里奏响第一声钢琴，她成为延安时期我党的第一位女钢琴家。在这里，她和音乐系助教瞿维同志结识并走到一起。瞿维祖籍四川，生于常州，是中国第一部歌剧《白毛女》的作曲者之一，两人从此琴瑟和鸣，互相鼓励，为日后新中国音乐事业做出杰出贡献。同年5月，夫妇二人一起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 瞿维(一排右二)、寄明(四排左四)
她走出琴房，牢记“走出小鲁艺，奔向大鲁艺”的号召，将文艺工作与工农兵相结合：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跟随“鲁艺”徒步进军东北进行民间曲调采集；1947年，担任牡丹江鲁艺文工团副团长。在团长吕骥帮助下，开始创作生涯，作品有：秧歌剧《干活好》（与张棣昌合作）、说唱《歌唱刘胡兰》等。1948年，她调入东北音乐工作团任研究员，为配合土改剿匪斗争，不断从民间音乐汲取营养，作品有《翻身秧歌》等二十余首歌曲；她还记录整理东北“二人转”，写成《蹦蹦音乐》一书。
1942年，瞿维、寄明夫妇在延河边合影（郑律成摄）
从弹钢琴到成为作曲家，她始终坚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其间，一边从新解放的东北城乡招收有音乐天赋的儿童；一边编写作曲和民间音乐课程教材。
1955年，她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任音乐创作室副主任和作曲组组长。其间，她深入生活，淮河两岸、金沙江畔、云贵高原、蒙古草原都留下她的足迹。回顾她的艺术生涯，她的歌曲伴着几代人的成长；作品被人民广为传唱，成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之作。初步统计，据她配乐的电影音乐20多部，例如：故事片《李时珍》（1956）、《鲁班的故事》（1957）；儿童故事片《英雄小八路》（1961）；纪录片《风流人物数今朝》（1961）；她创作的儿童歌曲十多首，有《给解放军叔叔洗衣裳》《我们是新世纪的主人》《新中国儿童进行曲》等等。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家耳熟能详，歌曲背后有段不为人知的故事：1958年，福建厦门何厝的164名小学生组成“前线少年支前活动大队”。其中13个孩子主动要求留在前线，他们一边抓紧学习功课，一边为解放军叔叔看守监督岗，在硝烟弥漫的阵地参加工事修筑……因为他们的英勇表现，战士们亲切地喊他们“小八路”。同年9月6日，《厦门日报》以“今日小八路”为题报道，从此，全国人民知道厦门何厝小学13名小学生穿行炮战中支前的故事。1958年，全国各地组织慰问团去厦门前线慰问部队官兵，剧作家周郁辉和寄明被“英雄小八路”的事迹感动，承诺将该事迹写成歌曲。
她亲赴前线，住在何厝村小学一间被炸毁的教室四个月，她用炮弹箱当桌椅，一手拿着馒头，一手拿着铅笔创作；同时寻找到那些“支前小英雄”，认真听其讲述烽火岁月：年纪轻、力气小的同学负责接电话线、擦炮弹、送茶送饭；年纪大的负责洗衣服、站岗放哨或比较危险工作。当听到解放军电话线被炸断，这些英雄的小八路们肩并肩，手拉着手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身体接通电话线时，她热泪盈眶，不由自主地哼唱出一段曲调，这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最初的旋律。黑框眼镜藏不住她专注的眼神，始终盯着一份写得密密麻麻的乐谱，终于有一天，一段段蓬勃向上的节奏问世。
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公映，主题歌深受孩子们喜爱；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上，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队歌精神，如永不熄灭的星星火炬，绽放新时代光芒。2017年起，这首歌代替《歌声与微笑》和《快乐的节日》，成为央视六一晚会片尾曲。今天福建厦门何厝小学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诞生地，并建立全国首个以“红色童歌”为主线的纪念馆。
1980年代，瞿维、寄明在常州少年宫教小朋友学习音乐
60多年来，这首歌在校园里、舞台上、口耳相传中赓续革命精神。当年的“英雄小八路”已不再少年，但一代代新少年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她的另一首《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是受《辅导员》杂志邀约谱曲，由中央文化部两次推荐为歌赛必唱歌曲，1986年经全国少年儿童投票评选为《全国红领巾喜爱的歌》。她把一生融入“谱曲”，即使在生病期间，她仍然呕心沥血整理《寄明创作歌曲选》。1997年1月13日，她在上海逝世，享年80岁。
寄明是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忠实先驱，是中国儿童音乐的开拓者。她的名字贯穿其一生，始终与民族共命运，用手中之笔为党和儿童创作，每个音符，都流淌着爱国情；每段旋律，都振奋着中华儿女的爱国魂。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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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陶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