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少年
北京新街口一带，有一个名人，街坊们都叫他“三儿”。他在这一片儿流浪几十年，有时帮邻里街坊搭把手，街坊们也对他很好。附近的饭店，有时候会给他做一碗面吃，不收钱。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卖报纸，比报刊亭贵一点儿。但街坊们还是愿意买他的报纸，知道他也没有别的营生。
几十年来，新街口变化很大，起了很多商厦，胡同有些拆了，但是三儿却仍然是新街口一带的“地标”，跟大家都很熟。他是老北京胡同邻里关系的一个符号，看到他，就能感觉到街坊间来往的质朴与真挚。
三儿跟张一山也很熟，遇上就聊两句。有一次，三儿在路边碰见张一山，说，哎（ái），那个，你买报纸。张一山说，行行，买报纸。他花50块钱买了一份报纸。三儿知道张一山的名字，也看着他从小在那一片儿长大。从张一山的父亲那一代人开始，三儿就在那儿。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这一代人跟他关系也都特别好。”
三儿知不知道张一山是一个演员？张一山也不清楚。周围的很多街坊，都跟三儿一样，没把他当外人，都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现在，张一山有时回去姥姥住的四合院，院子里的爷爷奶奶有的知道他，也是觉得“孩子有出息了”。
张一山怀念的，正是邻里街坊们之间曾经的这种情义，充满善意又自然而然。
几十年来，张一山的生活大部分在新街口一带度过。小时候，在一群孩子中，张一山不是那个主动挑事儿的小孩，但也跟小伙伴一块打过架；没犯过大错误，但是也挺皮的，总有自己的“蔫儿主意”。在那部让张一山火成刘星的电视剧《家有儿女》中，刘星的性格跟张一山本人有很多相似之处：看着有点小痞子样儿，爱耍贫嘴，说话有时挺逗的有时挺气人的，但关键时刻还是讲情义，活蹦乱跳，鬼精鬼灵的。
（图/张一山写真集《山外有山》摄影/liangzi）
新街口是他和小伙伴的乐园。在他10岁以前，这里还是老胡同的风貌，挨家挨户的平房，孩子们穿街走巷，追跑打闹，街坊们很多独门独院的，但是串门儿很方便。
对于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张一山有独家记忆。他在自己的写真集《山外有山》中写道：从新街口到西单，他可以不走大马路，穿过几个胡同便能抵达。这条路怎么走，只有他和少数人知道。在胡同里，他们喝北冰洋汽水，吃小豆冰棍，玩警察抓小偷、弹玻璃球儿、拍洋画儿、扔沙包、踢锅儿、我们都是木头人、过家家。
游戏和物件儿还在其次，张一山更怀念的是街坊间的情感：“小时候走在胡同里，每一家走进去，人家都会给你一口饭吃，给你一个北冰洋喝。那时人与人的交流是面对面的，真挚单纯。”童星出道，很长时间里张一山给大部分观众的印象是调皮小孩刘星。但是，聊起这些，他俨然早已长大。
长大是他一直渴望的。小时候他就喜欢“屁颠屁颠地”跟在哥哥姐姐后面，他喜欢跟比自己岁数大的人在一起，因为能给他带来新鲜的见识。
现在，不拍戏时，张一山喜欢跟父母一起吃饭，会朋友，参加父亲的饭局，他喜欢听那个年代的事情。
胡同生活的质朴记忆、父辈潜移默化的教育，也影响了张一山的性格，他把这些带到了表演中。
硬汉小生
张一山二十几岁时，父亲曾写过一段话给儿子，其中有句说：“愿儿如草，虽渺小，却有颜色及个性。坚强成长，低调生活，不与树木争高低，莫与花朵比美丽，做事尽心力，为人坦荡荡。”
这样的态度，在他小时候，就伴随着他。
（ 图/张一山写真集《山外有山》摄影/liangzi）
11岁那年，张一山第一次离开新街口出去拍戏，在电视剧《小兵张嘎》中饰演佟乐，跟着剧组到了河北白洋淀，一待就是四五个月。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洗牛仔裤，自己照顾自己。”
有一场打仗的戏，他鞋跑丢了，光着脚在芦苇荡子里奔跑，脚也被扎破了。剧组吃住条件较艰苦，但当时的张一山不觉得。
家里从小看他长大的亲戚街坊组队去剧组看他，顺便看看拍戏是怎么回事。到了之后，大家远远地看到一个小孩蹲在锅前面，正在吃煮白菜和一盒米饭。走近了一看，是自己家的孩子，几位女性长辈就心疼得受不了了。来探班的家人该走了，张一山没事儿人似的跟大伙说，你们赶紧走吧。大伙一出门，他就忍不住，自己一个人哭了。
拍戏虽苦，但是小孩子转眼就忘了，总是活蹦乱跳的。张一山对拍戏特别来劲，在剧中，11岁的张一山扮演的佟乐是一个汉奸的儿子，头发比其他小演员长，戴着一副圆眼镜。其间有记者采访几个小演员，张一山站在旁边一会儿抖抖腿，一会儿扶一下眼镜，闲不住。
扮演一个跟反派有关系的人物，也不是主角，但是小孩张一山觉得挺好，角色需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其他几个小演员都说，喜欢自己的角色，只有张一山说，他喜欢剧中的嘎子，拍完了戏就喜欢了。
记者问到他这儿了：“你这个头发可是长了。”张一山不自觉地摸了一下头发：“长了，是长了。汉奸一般都得留这种头，要不然不像汉奸。”记者问：“热吗？”张一山声音干脆：“热，是热！没办法呀！”记者评价：“我看你特伶牙俐齿。”张一山抿着嘴答：“嗯对，贫。特别贫！”记者开玩笑说：“以前是说过相声是吗？”张一山反应很快：“没说过，遗传，这属于遗传。”
从在白洋淀拍摄自己的第一部戏开始，为了塑造角色吃苦，对他来说都是应该的。在近期上映的电影《守岛人》中，有一条戏，火弹和汽油弹在后景衬托，土弹埋在附近，张一山饰演的小豆子沿着土弹旁冲锋，正张着嘴说“冲啊”，一脚踩在土弹上，土弹正好炸开，木屑、软沙、泥土一下子喷到嘴里。瞬间他有点懵，但马上把土吐掉接着往前跑。“不能停下来，因为大家那么多人，早上七点就开始布置炸点了，忙了四五个小时。这一条不接着拍完，那就白费了好几个小时。”张一山说。
父辈还教给张一山很多规矩，都是市井胡同文化中常有的，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细数：“比如，跟人打交道要用敬称‘您’，大人站着你坐着，这是绝对不行的，比如，一定要尊重女性。”这些规矩，也渐渐融入到了张一山为人处世的习惯里。工作和生活中，他看重情义，而这些也与他小时候街坊邻居间彼此关照的记忆分不开。
在《家有儿女》中，杨紫饰演聪明伶俐的学霸姐姐，张一山饰演调皮捣蛋的弟弟。剧中姐弟二人经常抬杠，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如今，两个演员都已经长大，每次和杨紫一起出镜，张一山表面痞子气“互相伤害”，实际上却很有绅士风度。在不同场合下，他有时帮杨紫提裙子；如果只有一个座位，他会让杨紫坐着，他站在旁边，说话的时候杨紫仰着头不舒服，他又会蹲到旁边。
戏外两人是好友。张一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俩从小就在一起演戏，真的是没什么不能聊的。大家现在都比以前忙了，见面也比较少了。微信上会聊一聊，拍什么戏呢，累不累。其实我的岁数比她稍微大一点，现在我们俩的关系更像是我作为哥哥的身份，有时候给她出出主意，她压力大或者累的时候，给她宽宽心。”
2020年，张一山主演的《鹿鼎记》播出后差评如潮，饰演韦小宝的张一山也成为众矢之的。此前，他因为《余罪》中的表现被认为是演技担当，这次的观众反响无疑是张一山演艺生涯的一次翻车。
张一山没有一个人躲起来，他知道导演和制片人心里很难受，发了长文过去。张一山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亏欠我，也不敢给我发微信。其实我想说的是，咱们在一起能做这件事就是个缘分，我们已经都努力了。但是，种种问题和原因，导致没有办法呈现出来我们努力想完成的那个样子。现在受到了一些非议，都实属正常。还是希望以后有别的戏，我们能再在一起合作，干一些我们想*事儿。”
如父亲寄语中的“愿儿如草”，胡同孩子的“草根儿”气质也体现在张一山身上。尽力周全，不把自己放得太高。对于观众的差评，张一山站在观众这边：“如果观众觉得不好，那我肯定也觉得不好。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如果他们不喜欢我，我就没有钱挣了，没有饭吃了，这是实话。”当被问到：“有没有担心观众很快就不喜欢你了？”张一山说：“其实也没有那么担心吧。如果你倾尽全力，都做不到让观众再喜欢你，说明你没本事。那这事儿谁也赖不了，你就得认。你不能自己骗自己，你还得看清楚一点儿。”
戏与人
在2016年播出的网剧《余罪》中，张一山饰演一名卧底警察，痞子气十足，爱耍贫嘴，反应敏捷，重义气。
这一角色，让张一山从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小孩刘星，一举转变为一个有担当的硬汉。《家有儿女》中有一段戏，妈妈让刘星喝牛奶，说漂亮男孩都叫“奶油小生”。刘星说：“奶油小生是喝牛奶喝出来的？那我就不用喝这牛奶了，因为我不想当奶油小生，我想当硬汉小生——姜文。”
如今，“硬汉小生”也成了张一山本人的写照。而无论是刘星还是余罪，角色身上都有张一山本人的影子：北京的腔调、爱调皮捣蛋、胡同少年的皮实和聪明劲儿。
（ 图/张一山写真集《山外有山》摄影/liangzi）
对于很多好演员来讲，能驾驭各类角色是演技的证明，对张一山来讲也是如此。在每部戏中，他都希望尝试不同的表演方式，“如果总是以一种状态去表演，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乐趣。”
“但是你过去的角色里面特别出彩的，都是跟北京孩子的劲儿有关系的。你觉得这个判断准确吗？”
“我觉得挺准确的。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演员在创造角色时，能完全把本人的所有特质抹掉，脱胎换骨。他肯定会流露出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语调或者一句话，是与他本人贴近的，只不过是过多还是过少而已。越少可能你会觉得演员的创造能力越强。其实，表演本身就没有标准。”
“你怕不怕观众给你定性，认为你就只适合演北京调调的电视剧？”
“我没觉得。如果这样，其实很好，观众在给我埋一个伏笔，如果有一天我做到了让他们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是我更大的成功。”
在近期正在拍摄的电视剧《曾少年》中，张一山饰演一个“胡同小爷”，故事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这又是一个他熟悉的场景和人物设置，却让他感觉到了难度，过去几年里，他已经历了《余罪》的好口碑、也经历了《鹿鼎记》的惨败。
张一山说：“性格特点不鲜明、生活中的普通人是最难演的。如果是一个医生或者开飞机的或者战士，表演可以用职业特性去表达，观众一下子能够进入你的路子里。这次的角色，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在马路上、公共汽车上，都可能会遇到的年轻小孩中的一个。要把这种人的人物性格特点演出来，让观众觉得喜欢，还是挺难的。此外，读者会把小说中的人物和我饰演的角色做对比。有一些可能不尽如人意，观众会觉得不太像。”
在这一角色中，张一山一方面结合自身成长的北京记忆，另一方面琢磨怎么能在此基础上把角色还能演得出彩，“把自己的表演状态顶满”。思来想去，他决定给自己做减法：“以前有很多角色，要去故意演出让观众能够喜欢的，大家哈哈一乐一开心，你就成功了。这一次，我其实反而没有那么使劲地去表达，而是淡淡的，更生活流一些，所有的劲儿都往回收一收。”
从小时候开始，他的人生经验、对艺术作品的感受、对生活的态度，很多都来自听长辈聊天。小时候，大人说话，他不插嘴，总是在一旁认真地听，“觉得特别有意思”，长大后，他会参与对话，“那是怎么回事？谁跟谁什么关系？你们那时候怎么样？”这样的生活经验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对表演的态度。
对于行业里的一些乱象，张一山“不愿意管那闲事儿”。他聊到自己为什么入行：“我干这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圈子，也不是我想当明星。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事儿的，是热爱的。然后恰巧我热爱的职业又能让我赚钱养家，其实就这么点儿事儿。观众看到我的作品，觉得很开心很喜欢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成就感。”
从业二十来年，29岁的张一山时不时流露出一种沧桑。忙完拍戏回到新街口的家里，偶尔想到童年生活和胡同的变化，他也会有一点感伤，“演员嘛，就是情感丰富”。
“那个年代过了，我也长大了，也这岁数了。”聊到这里，稳重的张一山终于没藏住刘星的机灵劲儿，显得很郑重其事地说：“我也算是经历了北京文化的建筑的变迁。”
如今，在新街口伴着他成长的那条胡同里，傍晚放学的孩子们仍然会顽皮嬉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们站在路旁，一边抽烟一边抬起眼皮看看过往的行人，上了年纪的爷爷坐在路墩上聊天。变了的是，胡同已经被拓宽成马路，平地起了高楼，路旁的商铺也都随之而生。每一波儿人都代表着不同的时代，好像这条胡同的变迁一下子被压缩在同一时空里。这些经历与变迁，也融入了张一山的血液里。
去年，BTV科教频道采访了三儿。镜头里的三儿，指着早已改变了的马路和建筑，像一个记忆力很好的孩子，介绍说以前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三儿还是爱给人帮忙，即使在镜头之下，仍然是质朴自然。走到一个路口，三儿站在那儿，想了想说：“我忘了这是哪条马路了。”
张一山现在回到新街口，也偶尔会有这样的恍惚感。他记得：“我们这一条胡同得有七八百米，以前直接站在西口能望见东口的人，现在胡同里全是车，停的。你根本看不到胡同的尽头。确实体会不到以前的那种味儿了。但也挺好，你突然发现大家都有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