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吴景中
沈醉回忆录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吴景中因为办事不利，受到了戴笠责骂，尽管如此，骂归骂，可戴笠依旧还是请吴景中和沈醉到家里，大吃大喝。
在子女的心目中，吴景中是一个比较清贫的官员，吴景峰反映《潜伏》电视剧中，吴敬中家里的装饰太豪华，根本就不像是他幼年时所在的天津家里。
吴景中在大革命时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热血青年，否则也不太可能和后来的妻子认识。
吴景中的妻子粟慧嘉（粟韵兰）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受过高等教育，为了逃避包办婚姻，粟慧嘉北伐时期一路逃到了湖南长沙，在周南中学读书，在上海大夏大学念过预科，后来又在一家产科学校读过书。
1931年，在校学习的粟慧嘉经人介绍认识了吴景中，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况且在当时两人都应该算是热血的革命青年，共同的理想志愿使得他们顺利走到了一起。
不过，婚后的粟慧嘉后来离开了校园，做了全职太太，为吴景中生下了三个孩子。
1940年，吴景中调任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当科长，前后两年多的时间，当时吴景中一家五口，全靠吴景中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即便是如此，吴景中还得从微薄的收入中，抽出一部分来请客送礼。
为家人的安全考虑，吴景中1943年赴兰州任军统西北区区长时，将妻子粟慧嘉与三个子女送回湖南邵阳岳母家里暂避。
因为日寇侵略，当时湖南成为主战场，粟慧嘉与子女竟流落为难民，不得已之下又到西北区找吴景中，一家几口人这才又安定下来。
到抗战结束之前，吴景中已经官至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
图|戴笠
第八战区取消后，吴景中奉令到长春，协助蒋经国处理中苏外交工作，这是戴笠已经遇飞机失事身亡，军统群龙无首。
1947年3月，吴景中由长春前往天津定居，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
这个任命，蒋经国从中出了很大的力，当时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蒋经国的亲信，天津站站长的人选必须经过杜建时首肯。
阔别五十年吴景中到天津的时候，是携着一家老小去的。
一家人在天津生活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吴景中的儿子吴景峰回忆：
“父亲很忙，不太多说话，有时会在家里弹一架旧风琴，最爱弹唱《满江红》。一家人有时也去看电影，听京剧。父亲从来不在家办公，也不带任何东西回家。”
吴景峰对在天津居住时的印象很深。他记得在天津时，他们一家所居住的小楼原来是日本人的，住进去的时候，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抽屉里有一本世界地图册，有各国的国旗图案。还有一本动物教科书，纸很好，插图很清晰。客厅墙上挂了一幅字，写的是一句诗：“二十四桥明月夜”，是父亲一位西安的朋友送的。这句他印象很深，以为真的有一座叫“二十四”的桥。”
不过，吴景中到天津时，正值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到第二年秋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图|1947年，吴景中的四个子女在天津合影
1948年秋，吴景中妻子粟慧嘉与三个子女一起在天津登上了一艘“秋瑾”号轮船，回到了老家湖南邵阳。
吴景中亲自将妻儿送上了船就回去了，只是一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会是最后一面。
回到邵阳以后不久，粟惠嘉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
天津有一名国民党内高级官员抢了一架飞机去了南京，飞机本来是一家纺织公司去天津接职工的。
粟惠嘉回到家后，又是高兴，又是紧张，她对子女说：
“你爸爸一定在那架飞机上，但那时临阵脱逃，是要*头的。”
粟慧嘉这样判断，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据说军统在天津设立的外勤站有两个，其中一站专搞一般情报，吴景中任站长，二站搞外事情报，黄天迈任站长，到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围天津时，黄天迈已经被调回南京，所以天津二站早已经算是名存实亡。
图|《潜伏》剧照
也就是这一年，保密局又把派驻天津的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分别编成若干情报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
吴景中实际上就是军统保密局在天津最大的官员。
尽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军统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依旧苟延残喘，并抱有幻想，认为自己苦苦支撑，还是会有一线希望。
大多数人都在幻想着，在这最后关头继续坚持，还能为自己捞到不错的政治资本。
1948年12月13日，吴景中打电话通知军统保密局在天津公开和秘密的机构负责人开会，宣布必须要采取紧急措施，随时准备撤离天津。
尽管会议中，已经确定了诸多事项，可实际情况的发展，仍然大大出乎吴景中的预料之外。
首先是在南京的毛人凤，始终没有传达指示，究竟是撤离，还是就地潜伏下来，没有一个具体执行的标准。
其次是，人民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军统天津站特务均惶恐不安，一个个如同惊弓之鸟，混乱之势已经是越绷越紧。
吴景中也不想再拖下去了。
12月18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一下子击垮了军统保密局天津站所有的特务。
站长吴景中携天津人事股股长蒋锵搭乘押送李广和去南京的飞机不辞而别（毛人凤派的保密局技术总队长杜长城持蒋介石手令到天津雅洁李广和的飞机）。
当然这个说法就和粟慧嘉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完全不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