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窟据推测开凿于初唐，北壁绘有《张骞出使西域》。画面中汉武帝骑在马上，群臣持伞盖相随与张骞告别。这是最早的一幅张骞出使西域图，是研究丝绸之路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极为珍贵的形象资料。南壁中央留有一片空白，这是1924年该处壁画被美国人兰登·华尔纳用化学胶布粘走后留下的痕迹。该壁画现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第16-17号洞窟，又名藏经洞。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圆箓道士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了这座隐室。据考证，藏经洞开凿于晚唐，这里所藏的经卷文书共计五万余卷，其中90%是宗教典籍，还有10%涉猎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军事、医学、艺术、文学等方面。
三.敦煌研究院
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一批国外探险家来到敦煌莫高窟，盗走大量经卷文书。藏经洞五万余卷经卷文书中，中国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万多件的残卷，其余均分布在英、法、俄等国。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这些文献为正史提供佐证，为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古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而散落在各国的文献和文物也引发了对莫高窟的世界性研究，形成敦煌学。
除了莫高窟，敦煌研究院还对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进行综合管理和研究。它是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是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他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四.敦煌遗书的发现
敦煌遗书，又称敦煌文献、敦煌文书、敦煌写本，是对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中的一批书籍的总称，指敦煌所出2至14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 总数约6万卷，其中佛经约占90%，目前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等。 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00余件，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另三件分别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城金藏）。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连接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敦煌莫高窟第16窟时，发现墙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
佛书占敦煌汉文文献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
五.敦煌遗书的内容
敦煌遗书内容可分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两大部分。宗教典籍占80%，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国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之类的复本甚多，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以及一批疑伪经等。宗教典籍除佛典外，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
其中有道教卷子500件以上。北朝写本《老子道德经想尔注》以及《老子化胡经》等佚道经。摩尼教方面，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景教方面，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其中有一部分是久佚之典，具有补缺、辑佚之功，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另一部分，虽是传世文献所已有的，但为从事校勘订补工作，提供了难得的版本。这些佚经的发现，推动了东西学者对于摩尼教、景教的研究。
六.遗书的下落
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0000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000余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000号未编目；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
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藏文226卷，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