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燕燕
一
13年前的寒冬腊月，一盆冷水从一栋老旧的宿舍楼倾泄而下，不偏不倚，正淋到前来慰问团结坝社区的一位领导头上。现场尴尬凌乱。抬头，楼里所有窗户紧闭，再也无从知晓，这盆从天而降的冷水，是“无意为之”还是“有意如此”。
冷水浇到了愣在一旁的杨春敏的心坎上。真凉啊，凉得透骨。曾经火热的团结坝，何时变成如此模样？
杨春敏曾是重庆特殊钢集团的职工，在团结坝生活了20多年。这是一个典型的单位型社区，90%以上的居民，是“特钢厂”的职工和家属。2005年，重庆特殊钢集团宣告*，那年杨春敏42岁，儿子还在读初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杨春敏看见石井坡街道张贴的招聘通知。
“尽管我不知道社区工作意味着什么，但决定去试试。没想到，这一试，就是14年。”杨春敏回忆道。
那时她的想法朴素得很：工作就在家附近，不会太忙，赚钱和顾家都解决了。
在社区上班，她才重新打量起这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方。这一打量，竟然分外陌生：
——原先植着风雨兰的小花台被各色杂物占领，社区每个角落都有剩饭果皮，路边的垃圾桶塞得满满当当，垃圾漏得满地。若是遇上雨天，溢出的脏水四处肆虐，路人皆捂着鼻子小心行走。
——大年三十前一晚，一位居民家中突然漆黑一片，一番折腾后，才知道自家屋外的电线被盗割了。别说电线，只要是金属，稍微值点钱，都是小偷的目标。小偷是谁？居民们门儿清，无非就是几个工作没着落的年轻人。
——荒废多时的运动场，篮板不知何时被人拆掉，也不知何时开始，一张张麻将桌开始一点点蚕食运动场。
——过去，大伙儿见面亲热寒暄。现今，寒暄变成了抱怨，零零碎碎，从工作到生活，从环境到人心。
杨春敏看着“陌生”的社区，走一路心痛一路。人心涣散、满目疮痍的团结坝，已然成为人们眼中典型的“问题社区”。
“ 用当时居民的话来说，叫做‘环境脏兮兮，人心乱麻麻，秩序乱糟糟，问题成堆堆’。”
摆在杨春敏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按照当时应聘的想法，一切按部就班，差不多就好；二是找回原先在厂里积极的工作姿态——是呵，她曾那么拼，用了两年时间拿到电大文凭，又入了党，42岁以后的人生，怎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倔强要强的杨春敏选择了第二条路。
现实并没有太多温情。
她想搞活动活跃社区气氛，找居民借个板凳，没人搭理；她想走家入户拉近与居民距离，很多时候连门都进不去；好不容易进了门，居民立马冲她讲困难要“低保”，她想主动讲解低保政策讲明“应保尽保，不应保的坚决不能保”，可居民却觉得“哪儿有那么多道理，我生活艰难享受低保是应该的”。居民们都是杨春敏的昔日同事，如今却与她形同陌路。
2006年10月，杨春敏被任命为社区“代理*”。有一天，她叩开了一位高级工程师的家门。70多岁的老人把她迎进屋，又为她泡了一杯茶。不同于其他居民，老人什么要求也没讲，只是长叹一口气，说出自己的三个忧虑：一、大家这么困难，政府准备怎么办？二、社区的党组织如此涣散，杨*呀，你准备怎么办？三、我作为一名党员，我能做点什么？末了，老人告诉杨春敏，自己退休金不低，愿意每个月拿出一半，交给社区帮助困难人员。后来杨春敏才知道，老人家里问题不少，女儿长期没有工作，阳台漏水很严重。但这些个人困难他只字未提。
“这是老党员给我上的‘第一课’，时隔13年，依然历历在目。我没有收老人的钱，却记下一句话：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社区*，我能做什么？”杨春敏说，“如果我的作为，让大家感觉党和政府在他们身边，那我一定能够把大家再次凝聚起来。”
最终，一位退休教师的话点醒了杨春敏，让她找到“可以为大家做的第一件事”。这位老教师紧绷着脸说：“你们连卫生都搞不好，还能做什么？！”
杨春敏当下决定，改变社区就从改变社区环境开始。
与企业脱钩的老旧社区没有物业公司接手，而居民们每户每天只能给付清洁工一毛钱，“杯水车薪，清洁工能做的很有限。”
垃圾太多，清洁工直接摆摆手说干不了，杨春敏就带着社区干部自己弄。居委会几个大姐，亲自动手清淤除渣，整治卫生死角。
“最开始，居民们三三两两地趴在自家窗台，或者拿个小板凳坐在阳台磕着瓜子看我们做清洁。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社区最难解决的一个垃圾坑，在一处边坡旁，深达8米，一眼见不着底。臭气熏天，别说清理，根本没路可下。里面情况如何，也没人知道。看着这个深坑，大家都犯了难，有人甚至想放弃。可杨春敏很清楚：不能放弃，因为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看咱们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杨春敏提出要下去“侦查敌情”，旁边人都赶紧劝她：杨姐啊，去不得！下面这么深，万一出事怎么办？
“别说是一个垃圾坑，就是火坑，我也要下去扑灭它。”杨春敏很坚决。
她找来一根麻绳拴在腰上，让同事把她从边坡上吊下去。好家伙！这回看清楚了，原来坑底有一条管道，对着外面的河。管道源源不断地排水，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被水流冲走一部分，又制造出可以继续堆垃圾的“空间”。杨春敏头皮发麻：既污染了河水，又便宜了乱倒垃圾的，这还了得！
于是，杨春敏开始“吊”在坑里人工作业，一筐一筐地往上清运垃圾。一天下来，她的腰被勒出了很深的血痕，一碰就疼，得咬着牙消毒上药；陈年垃圾又脏又臭，如此亲密接触，回头无论怎么清洗，身上还是臭烘烘。两天后，当杨春敏再次准备下坑的时候，几个党员居民带着工具也站在了坑旁：嘿，杨姐，算我一个！
“别人都不计得失为大家做事，我一个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哪里还坐得住。”居民王朝吉说。
“活儿又脏又重，杨姐带起几个女娃儿在那干，我们这些大男人确实看不过眼。”另一个居民说。
“杨姐”带头干，社区老党员参与，紧接着年轻党员加入，再接着热心居民 “入伙”，后来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最终，大家一起动手。久违的老街坊之间的温暖，在团结合作中慢慢回归。
再次入户时，杨春敏发现，原先一张张冰冷的脸，渐渐转化为一张张微笑的脸。
二
社区的事，摊开来说都不大，却颇费周章。“莫得点‘扭到费’的劲头，恐怕办不成。”杨春敏说。
“扭到费”是重庆方言，指抓个事情不放手。这句“扭到费”外化到团结坝居民那里，最终变成了“有困难，找杨姐”。
社区长期存在水电气报修问题，却没得到及时受理，群众对服务站的议论都传到了杨春敏耳朵里。好解难题的“杨姐”亲自拿着一堆维修申请去了服务站，等了好几天，一点反应也没有。再次上门，得到的依然是 “等一等”的回复。几个回合之后，“杨姐”改变策略，她制作打印了一大堆“满意度测评表”。测评对象是谁？水电气服务站。谁来测评？团结坝的居民们！结果可想而知。几天后，“杨姐”夹着一摞“满意度测评表”直接找上服务站的领导，请他过目这堆表。
“你这是干啥，啊？！”这个领导翻翻表，或许是里头的评价挺刺眼，他有点脸红，但瞬间又被怒气代替。
“帮你们的服务作测评呀！”“杨姐”笑咪咪地回答。
“你凭什么给我们搞测评？！”
“就凭我是团结坝的社区*，服务辖区企业是社区党委引领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
软磨硬泡，千方百计，团结坝的水电气报修问题得到解决。
见到有人收集杨春敏的“小故事”，刚刚结束“坝坝舞”的大妈们围上来，七嘴八舌。原来，喜欢“扭到费”的“杨姐”在居民口中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2008年的一天，一位居民怒气冲冲找到居委会，大声嚷嚷：太不像话了，天不见亮就烧树叶，人都要呛死了！原来，他住的家后面是一个垃圾转运站，四五月份，黄角树大量落叶，环卫工每天清早4点多钟便开始焚烧树叶，升起的浓浓黑烟呛得住户难受。看着残留的余烬，杨春敏决定，今晚上她就守在这里，等环卫工烧树叶的时候与之交涉。杨春敏凌晨果然抓了个“现行”。那个工人当时答应不再烧树叶，可几天之后，呛人的黑烟照样升起。毕竟，处理烧成灰的落叶要“轻巧”得多。犯了倔的杨春敏在社区“排班”，“既然这两个月是落叶期，那社区干部就轮流每天到现场值班，阻止烧树叶。”最终，这种污染环境的行为被彻底终止。
2018年12月31日晚上，刚刚下班的杨春敏又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有人告诉她，一辆货车正在詹家溪附近乱倒垃圾。紧接着出现了这样一幕：杨春敏和几个同事与那辆货车直接对峙了，货车司机态度蛮横，“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倒垃圾了？”“倒了就倒了，还能怎么样？”
“我们几个不好对付的。一个同事直接拦在他车前，不准他离开。我就和他理论，明确告诉他，今天你在这里倒了3车垃圾，你就必须负责把这3车垃圾全部装走，倒在规定的地方。否则，你绝对走不脱。”杨春敏说。
从晚上8点到凌晨2点，本想“一走了之”的货车司机在“扭到费”的“杨姐”跟前，还是乖乖认怂了：3车倒在河边的垃圾，硬是一车车全部清理运走。“杨姐”就那么站着谈判，坚持了6个钟头。
三
2009年除夕，杨春敏给居民们拜年，随机敲开了一户人家。她刚想照例说点吉祥喜庆的话，却被屋里的场景噎了回去。一个头发全白的老婆婆，带着两个10岁上下的小女孩，围坐着吃年夜饭。可是，桌子上除了一些炒素菜之外，一点荤腥也没见。
“杨*呵，你问我年怎么过成这样？我跟你讲，老太婆造孽得很，七老八十，还拖两个这么小的孙娃子。她们都没人管。”老婆婆对杨春敏说。
原来，两个女孩，一个8岁叫小美（化名），一个10岁叫小佳（化名）。小美的父亲失踪，母亲在监狱服刑，小佳的父母都是服刑人员。按理，两个失去生活依靠的小女孩都应该享受低保，但是却没有。杨春敏甚至不知道社区还有这样困难的居民。
“我非常自责，同时也幡然醒悟，我不能等着群众来告诉我——我困难，我需要帮助，我要做的应该是主动贴上去，问寒问暖。”
于是，团结坝的“三个居务”渐渐成形：
——针对失业人员实施“牵手居务”。 一手牵着用工企业，一手牵着失业人员。一家一家地去跑用工企业，收集用工信息，向他们推荐社区失业人员；一家一家地去入户走访，了解失业人员的家庭情况、求职意向、技能特长，向他们推荐岗位信息。用了一整年的时间，帮助400多名失业人员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针对空巢老人实施“温暖居务”，发动党员和志愿者陪伴老人，并与老人子女保持密切联系。
——针对困境儿童实施“阳光居务”，由社区工作者与孩子“结对子”，陪伴孩子过节日、过生日、代开家长会。
“牵手居务”：下岗职工放不下国企职工的架子，不肯从事“低三下四”的服务行业，杨春敏会以“大姐”的身份去劝说，顺便讲讲自己下岗之初做“火锅店”的经历。
“温暖居务”：杨春敏是“空巢老人”跟前的“小杨”，陪老人聊天散步，每天留意老人的起居状况，“最起码，早上要看看他拉开窗帘没有，晚上再看看他窗口亮灯没有。”好几个除夕，“小杨”陪老人们一起包饺子、做粉蒸肉，一块过年。
“阳光居务”：杨春敏是孩子们口中的“杨妈妈”“杨婆婆”。
2009年春节之后，“杨妈妈”来到了8岁的小美身边。一头利落短发的“杨妈妈”是个大嗓门，大家都说，只要她在居委会，老远就能听到她的声音。不过在办公室辅导小美作业的“杨妈妈”，却轻言细语格外耐性，检查作业时，连一个词语的小毛病都不会放过。考了好成绩的小美，自豪地牵着“杨妈妈”的手去开家长会，见着老师同学就介绍：“这是我的杨妈妈！”刚见小美的时候，她个头才到“杨妈妈”胸口，如今小美快18岁了，长得比“杨妈妈”还高。可大姑娘见着“杨妈妈”立刻变成“小乖乖”，搂着“杨妈妈”，猝不及防给一个甜甜的吻。
“杨婆婆，你牵着我的手，乖乖打针就不疼。”小男孩生病了，杨春敏在医院守着他。小男孩一边吃着热热的抄手，一边扯着杨春敏的衣角撒娇。
小男孩是社区居民小曾的孩子。小曾丈夫服刑，自己无业吸毒，带着两个未满4岁的孩子，整天居无定所。居民小曾在团结坝属于有名的“麻烦人”，或者说是社区的重点注意人员。其实，不仅她丈夫服刑，她自己因为长期吸毒原本也要面临铁窗命运，当初为了争取“监外执行”，才赶着生了“二孩”。这样一来，两个孩子都十分可怜。有人看见初冬时节，孩子们还穿着单薄的衣衫，孩子的吃食她也不会照管，因为她自己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又不愿意出去干活。
孩子们哀怜的小眼神，深深刺痛了杨春敏。她向街道申请对接帮扶资金，一手一脚帮小曾把老房子收拾出来，让孩子们居有定所。杨春敏把两个孩子送进附近幼儿园，像一个亲婆婆，早上送孩子上学，放学接孩子到社区吃饭。晚上把孩子带回家洗完澡，浑身香香、光着屁股的小男孩，会高兴地在杨春敏床上翻跟头。其实一开始，孩子戒备心很重，杨春敏递上的西瓜他们都不敢接——因为他们的母亲总是告诫，穿制服的不是好人，他们给的东西“有毒”。可是处久了，他们都喜欢往杨春敏怀里钻，抢着要杨春敏亲。他们拉着杨春敏的手，一口一个甜甜的“杨婆婆”，不舍得放开。
杨春敏的“乖乖”还有许多。
结对子，大伙儿自己掏钱给孩子买衣服、学习用品、送生日礼物、给压岁钱。“是呀，我们都不富裕，但请孩子吃一顿汉堡送点小礼物，也不会倾家荡产呀！”杨春敏快人快语。
“不论是‘杨姐’，还是‘小杨’‘杨妈妈’‘杨婆婆’，在团结坝，不管居民们叫我什么，我始终记得，我是他们的家人。”杨春敏翻着一张张合影照片，扬起了嘴角。
四
“老师，社区有么子培训班没得？”刚进城务工的云阳县文龙乡顶兴村农民小王，有点紧张地走进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办公室咨询，没想到碰到“熟人”——前几天才上过他家了解情况的社区流动人口协管员袁秋仪。小袁和他摆了会儿龙门阵，了解了这位“新邻居”的培训意向，并作好记录。
在沙坪坝，外来打工者被亲切地称为“新邻居”，而团结坝社区，则是这个亲切称呼的“发源地”。
2008年，随着特钢厂部分老社区危旧房的拆迁，以及外来农民工的增多，团结坝社区原来的“熟人社会”面临冲击。许多人住了很久，还不知道对面住的是谁。
“我们调查发现，老住户对新邻居有戒备，而新邻居又担心受老住户欺负。”杨春敏说，“打破这种心理鸿沟，必须从相互了解开始。”
社区设计了“三步走”方式来填平“鸿沟”。第一步是开设“新邻居”服务窗口，社区流动人口协管员、楼栋长等主动上门，为“新邻居”介绍社区情况，告诉他们社区可以提供哪些帮助；第二步是在社区数据库里建“新邻居”民情档案，并在楼栋入口添加“新邻居”所住门牌号；第三步是通过举办社区活动，让老住户新邻居在活动中有机会交流，拉近二者距离，实现“巷内无生人、邻里一家亲”。
“每三个月，我们要对新邻居主动回访一次，看看他们有啥需要解决的问题。”杨春敏说。长寿农民工梅大姐的困难，正是这样被发现的。之前，梅大姐在一家餐馆工作，因病想辞职，但餐馆认为不满一年，不愿退服装押金。社区了解到情况后，请来双方进行协商。最后，梅大姐得到了退还的押金和19天工钱。
社区环境好了，就业问题解决了，邻里之间熟悉了，怎样才能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呢？社区建立了“三张清单”机制，将辖区社会单位能够提供服务的项目整合成“资源清单”，与居民的“需求清单”对接，形成民生实事“项目清单”，社区由之前的“单打独斗”逐步走向了与驻区单位的“抱团合作”。截至2018年10月中旬，通过“三张清单”共解决各类诉求300余件。
为了方便服务居民，杨春敏在社区推行了“网格化”的管理模式，以楼栋为单位，约50户居民组成一个网格，选出一名网格员为大家服务。杨春敏实施的“网格化”，很细致——社区11个消防栓、103盏路灯、8座公厕、47个化粪池、33个燃气总阀……全部逐一划分给居民小组的网格员和小组长。这张网没有漏掉任何一处空白点。依托“网格”，杨春敏建立了社区工作者“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民情走访工作机制。每年，她都坚持带领工作人员遍访辖区2369户居民和社会单位，广泛收集社情民意，采集录入居民家庭信息和居民需求，将社区服务管理触角延伸到每个居民楼栋。
每周三，团结坝社区雷打不动召开“每周网格民情分析会”，参会人员包括社区干部、居民组长、支部委员、居民代表和网格员。这个会议，没有多余的流程，只谈问题、解决办法及解决情况。大到社区存在的安全隐患，小到居民家中需要换灯泡、修管道，都拿到会上讨论，“作为社区干部，你为居民做了什么，可以当面汇报。而解决问题前什么样子，问题解决后又是什么样子，全部以图片视频为证。”
团结坝的社区居民微信群，有201个人，里面的东西很直接——居民在群里提出问题，社区干部在规定时间内调研作答。
“您好，我家门口大树断枝晃来晃去，很危险。”
“好的……断枝已处理。”
“群众反映下面拦车的栏杆能不能取了？影响错车？”
“好的，我们立刻实地查看。”
……
别的微信工作群时不时出现五花八门的链接、红包，刚刚一个重要通知，转眼被抢红包、点赞的覆盖，而这个居民微信群却始终干净利落。“杨姐对这个群约法三章，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务实高效的群，不许发链接不许发红包。杨姐较真，踢走过好几个人。”社区工作者秦成说。
2017年，杨春敏光荣地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前往人民大会堂，聆听**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回到社区，她在院坝爬坡上坎，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传播党的声音。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千言万语，最好的赞誉，不过一句‘群众满意’！”
五
2013年1月，有一个出生于1983年的年轻时髦女子来到社区工作，面对一帮大姐，一开口就是：我就是来这里体验生活的，权当挂职吧，你们不要想着管我。这也是真话，那个女子来社区前已经联系好一个媒体单位，计划几个月后就到那里去上班。但是最终，这个当初压根没瞧上社区琐碎工作的年轻女子留下来了，一干到底。她就是王慧娟。
2007年，王慧娟大学毕业，生性爱自由的她与母亲在就业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冲突。王慧娟想要创业，哪怕自己做一份小生意也成，不受管束的生活就很快乐；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母亲则一心想要女儿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有编制当然是困难的，但除此还有一些选项，比如到社区。母亲认识几个街道的朋友，也道听途说过许多故事——于是，母亲极力主张王慧娟到社区，说那个地方工作起来轻松，每天只上半天班，而且灰色收入多。当时，王慧娟确实一心想要创业，但目标方向尚不明确，但是有一点，虽然她从没想过要寻一份稳定的工作，但认为“混一份保险”也是不错的，毕竟缴纳养老医保一个月下来得上千元。
王慧娟遵从母亲意愿到了石井坡的某个社区，整整五年，她亲眼看见城市基层一线存在的许多问题和弊端。但民生问题的根源很复杂，有很多并不是社区这个层级所能解决的，作为社区工作者，常常被一种“无力感”折磨。社区，因为距离群众最近、对群众来说最“触手可及”，于是大家又把种种不满情绪全数发泄到社区身上，令社区处于“两难境地”。处理各种光怪陆离的“扯皮事件”，应付自上而下交办的各项任务，王慧娟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原来，所谓社区清闲、只上半天班纯粹只是“故事”而已，“灰色收入”更是传说，社区自己连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常常需要垫钱做事。2013年初到团结坝之前，王慧娟已经决定放弃社区工作了，但街道领导舍不得聪明泼辣的王慧娟，便使了个“缓兵之计”，答应给王慧娟换个环境。就这样，她以“挂职副*”的名义去了团结坝，抱着最后再浪费几个月时间的心态。
“我知道团结坝社区挺有名，故事很多，但恕我直言，社区那些东西就是夸出来报道出来的。社区跟社区之间，差不多。”王慧娟跟杨春敏说得很不客气。
“那好，你跟我去看看，什么叫‘差不多’。可能有的东西不是差别，而是差距。”杨春敏也回答得很不客气。
那几天，杨春敏几乎天天跟王慧娟聊，更带着她走走看看，“你可以什么都不管，只需要看着我怎么做。”短短一个星期后，某天早晨，王慧娟一身爽利来到杨春敏跟前，已经换下了刚来时的长款风衣和高跟鞋，她直接跟杨春敏说：“*，让我试试，我和你们一起干。”
之后，在团结坝一步步成熟起来的王慧娟，到渝碚路街道站东路社区担任社区党委*。“社区工作可以看作一份事业，努力做好必定能获得成就感。”越来越多的年轻社区工作者认同杨春敏曾说过的这句话。
本文原载于《时代报告》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