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新城市议程》指出，要“共同建设更加安全的、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宜居城市”。可见，理想的人民城市必须兼具活力、宜居、可持续这三大特质。
城市活力
“设计一个梦幻的城市不难，改造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则需要有想象力。”活力彰显气势、活力蕴藏能量、活力聚集人气、活力也预示着前景。活力表现为经济活力和人才创新，城市活力最直观呈现为经济活力。产业的延展性、成长性和高附加值性塑造高品质的城市产业，营造良性竞争的市场化环境，激发经济热情。
理想城市的三大要素
产业活力来自人的活力，严格来说是来自于人的创新创造的活力，既包括全体居民积极努力的工作，又需要作为关键主体的投资者能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及科研创新者在核心技术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还需要社会组织和社区参与者体现出来的活力。
“没有维持经济繁荣的措施，社区就没有立足之本，因此增长和繁荣通常是城市居民和公民领导者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成都一直将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相提并论，并认为二者具有融合共生的关系。在成都有关文件中，对活力的表述涉及社会组织的活力、街区的活力、产业的活力等。同时，对如何形成活力也有众多具体举措。这表明活力在成都治理的框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宜居
20世纪60年代，崇尚科学管理原则、技术理性至上、实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福特主义与倡导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盛行。而城市管理主义是福特—凯恩斯主义在城市层面的缩影。政治家与技术官僚掌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诞生了秩序严整、机械分割、横平竖直的城市功能区划、标准化、同质化的郊区化项目，这些规划设计或者管理方式符合现代唯理主义的生产需求和审美取向，但也导致了城市的“不宜居性”。
城市宜居作为一种主观体验感，其基本源泉是人民获得感，其实现依赖于城市的便利通达和舒适的场景体验感。从地理位移来看，宜居意味着城市内部“居”与“业”的通勤距离和“医”“养”“教”等的可达程度处于人民主观可接受范围内；从场景来看，宜居城市要同时满足人民的生理需要、社会需要以及心理方面需要，是符合人民健康生存下去的城市生态系统。城市宜居体现品质、宜居代表幸福，宜居是城市最原本的属性，是城市质量的最高体现和生动写照。
定位于“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成都一直非常强调宜居，并形成了系列持续性配套举措。2017年，成都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意见》，同时配套的《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三年计划（2019—2021）》，也强调实现城市综合实力争先进位与人民生活品质改进提升相得益彰。
市民在成都市三环路北四段的熊猫绿道锻炼。新华社发（林学美 摄）
2018年，《成都市国际化社区建设规划（2018—2022年）》推出，提出形成具备成都特色、富有宜居魅力的居住生活型国际化社区群落。同年出台的《关于全面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舒心美好、安居乐业、绿色生态、蜀风雅韵、良序善治的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2020年，在《关于做好镇（街道）行政区划调整和村（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后半篇”文章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加快建设形态、生态、业态、文态、心态融合的美丽宜居公园社区。
城市可持续
可持续是发展的需要，是和谐的支撑，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可持续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概念，也涉及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广义上说，它也是一种社会观念，涉及发展的过程和模式，以及它们产生的不平等的空间结果。”
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三个层次的协调：一是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调；二是供给满足城市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三是城市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深度融合体。
这是成都白鹭湾湿地内的绿道（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张直 摄）
2017年，《成都市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三年计划（2019—2021）》提出，创建更适合居住、更具经济弹性和可持续的新型社区。
2018年，《关于探索建立城乡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指导意见（试行）》提出，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关于开展“两新”组织“双百千”行动的通知》也提出要“打造更多适合居住、更具经济弹性和可持续的新型社区”。可持续，实质上是对特定两难问题的高质量解决，这需要系统的城市治理能力，更需要城市决策者的历史使命感。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城市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