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杂志为萨拉·鲁尔拍摄的照片。（出版社供图）
当然，我不是第一个被陌生男性告诉要微笑的女人。2014年，布鲁克林的街头艺术家塔蒂亚娜· 法兹拉扎德画了一幅《不要叫女性去微笑》的壁画，意指公共场合普遍存在的女人总被要求微笑的性*扰事件。
我也不是第一次被男性强求微笑。20岁左右的时候，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有时候走在路上，脑海中正在构思一首诗，眉头微皱，陷入沉思，过来一个男人就会说“嗨，你怎么了，宝贝？笑一笑”或者“喂，你怎么这么不开心？笑一下”。我常常本能地报以微笑来满足他，而不是说：“我在思考呢，混蛋！我思考的时候表情就是这样。”
我意识到男人让路过的女人微笑，不是想让女人变得多么快乐，而是让女人注意到他正向她走来。男人觉得女人没有注意到他，觉得有权力告之女人，还想走进女人的内心世界，告诉她应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觉。我很难想象，我走在路上，看到一个陌生男人，告诉他“你怎么愁容满面？笑一笑”。
我想起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过程中赢得一次主要的胜利后，主持人乔·斯卡伯勒对希拉里·克林顿说：“笑起来，这是属于你的重要日子。”不得不说，女人该出现笑容的时候不仅男人会让你这么做，其他女人也会让你这么做。
伟大的体操运动员西蒙尼·拜尔斯，在一次舞蹈比赛中被一位白人裁判告知要多笑一笑，她的回答闻名于世，她说：“微笑并不能为你赢得金牌。”
不可否认，有色人种的女性在面对强制微笑时，有着更为复杂且沉重的历史原因。达伊玛·穆巴什尔在那部非常精彩的剧作《希望之光举足轻重》（The Immeasurable Want of Light）中写道：“我微笑是因为人们希望看到他人微笑，人们需要看到微笑，否则，会伤害他们。当他们看到我不开心时会伤心……微笑，在你不想笑的时候是一个艰难的动作……你的生活充满微笑吗？你记得每个微笑吗？……我的母亲……害怕我啥也干不了，因为我不想微笑的时候，只想让这张脸该休息就休息、该放松就放松……”
让脸得到休息和放松的女人有什么风险呢？没有表露自己高兴的情绪？没有表现自己的热情？我们能认出自己的脸吗？能认出其他女人——我们的女儿、姐妹、母亲的脸吗？
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2019）剧照。
告别“杜乡的微笑”
夜里，我梦见我能笑了。在梦里我笑得毫不费力，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笑得轻松自然、天真烂漫。
然后我惊醒了，赶紧去照镜子：脸还是硬的，表情还是僵的，跟昨天一模一样。
已经3个月了，按照我那位得过面瘫的演员朋友的说法，我也应该好了，可是还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我去找她的理疗师，他正在一个高端健身房里（但我不是去高端健身房运动）。这位理疗师与我打招呼的第一句话是：“你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这句话气得我脸都白了。他接着说：“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看看其他特发性面神经麻痹患者！”他给我的颈部做了一会儿按摩，然后让我做我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脸部动作，就像我照镜子时一样，之后告诉我每周去一次。
第二周，我又去找待在高端健身房里的那位理疗师，他见面就问我：“你觉得这周你的脸怎么样？”这让我措手不及，不知道如何回答。
“呃……我看是不是好一点了？”我反问道。
“真的吗？”他说，“你整个左脸看起来仍僵硬无力。”
“噢！”我说。
“试着张嘴。”他说。我试着把嘴张大，但是嘴却倒在一边。“试着眨眼。”他说，可我根本就眨不了眼。
在健身房里照镜子练习面部表情，在这么少的观众面前也无法完成简单的动作，让我感觉羞辱和沮丧。理疗师的朋友走过来看我练习，他有些大惊小怪，那种表情都扭曲了。他朋友说：“伙计，这太疯狂了！”然后他捧腹大笑，甚至没经我允许就用手机拍我。我有点像我喜欢的一部电影《雨中曲》中唐纳德·奥康纳饰演的科斯莫，里边有一个场景是他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奇怪的鬼脸——“逗笑他们，逗笑他们！”但是我做鬼脸可不是为了取悦谁。
理疗师替他的朋友向我道歉，但是照相这件事让我觉得被侵犯了，我决定再也不去那里理疗了，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特别珍惜我的微笑，但现在我意识到我曾经有相当好的笑容，笑起来脸型对称且饱满。我开始感到，不能用微笑对陌生人来表达我愿意说话，或者表达我愿意亲近，又或者表达我已充分理解是多么遗憾。我也意识到我们每天至少要100次依靠微笑这种微妙的密码。
我依稀记得，“9·11”恐怖袭击后不久，我在鸡尾酒会上遇到一位隐约认识的女士。我们讨论起旅行的变幻莫测，她说：“我经常在飞机上对潜在的恐怖分子微笑，我认为如果他们也对我笑了，那就不是恐怖分子。如果没有对我笑，但是我给了他们友好的微笑，也许他们就会决定不通过炸毁飞机的方式实施恐怖袭击，因为他们已经跟陌生人建立了联系。”
“你怎么知道该对谁微笑？”我问。
“如果他们的胡子足够长，让他们看起来似乎爱上了上帝。”
“爱上上帝有什么问题呢？”
“嗯，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上帝，却仍以愤怒的方式行事。”
“噢，”我说，认为她对种族相貌的认识很古怪。“那你认为通过对恐怖分子微笑挽救了多少生命呢？”
“成千上万。”她说着大笑起来。她那魅力无限的红色口红反衬着她亮白的牙齿，然后她走了。我想到了所有我没有拯救的飞机，因为我没有对陌生人微笑，但是这些飞机连同陌生人仍然被拯救了，那一定是他人的微笑拯救了飞机。
最近，在翻高中学校年刊的时候，发现了一张我咧嘴笑的照片。那时涂的口红是露华浓黑管口红，色号是“Toast of New York”，我和我的朋友在伊利诺伊州的沃尔格林超市发现了这款口红，我一直涂它，涂上就感觉自己长大了。这款口红是深红色的，我根据口红管上“Toast”这个单词想象它是棕色吐司的颜色。显然，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我对文字纠缠的思想广泛到连支口红都不放过。
在照片中，我露齿而笑，留着空气刘海，头稍偏向一侧。摄影师告诉女孩子们头要倾斜一点并略带微笑，告诉男孩子们照相时少露牙齿，直接看向镜头。当时女孩子们可能不知道，她们正在试着做“杜乡的微笑”；歪着头微笑，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是顺从的意思。
高中时的萨拉·鲁尔。（出版社供图）
“杜乡的微笑”是以法国人吉拉姆·杜乡（神经学家）的名字命名的，杜乡在19世纪通过绘制精神病院患者的脸谱图来研究面部表情，他的研究显示：人真正的微笑是不受意志控制的眼部肌肉的自然反应，这种反应是真正乐于微笑、真心享受微笑的黄金标准，是由内而外的优雅。
杜乡描述了自主微笑与非自主微笑的不同：首先自主微笑是遵从内心的，其次自主微笑是由灵魂深处甜蜜的情感引发的。他把自主微笑时眼部会动的那块肌肉称为“善良的肌肉”。
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我决定对在公共走廊里遇见的每个人微笑，来看看他们会不会回以微笑，结果是绝大部分的人都对我回以微笑，这让我非常开心。
我刚到纽约的第一周，正20出头的年纪，我在地铁里对坐在我对面的男士微笑，他把这个微笑当成了我邀请他坐过来的信号。他真的过来把耳机摘下一只放到我的耳朵里，我歪着头看他，然后被迫听了一首歌。这件事让我明白，一旦我对别人微笑了，再说“不”就晚了，我的笑容代表我同意了。我记得一个老婆婆从旁边经过，瞅着我摇了摇头。
有一套不需言明的复杂规范指引女性在公共场合的微笑。不管她是否微笑，笑多长时间……晚上笑还是白天笑……对陌生人微笑还是对新邻居微笑……在自己的工位笑还是在会议室笑或是在银行笑……她的笑容可以起保护作用，是护身符，是可以保留或者给予的。
我失去了笑容，开始寻找其他奇怪的方式表达我的认可和友好。比如，当我看到我喜欢的人时，我会做一个奇怪的手势。更多的时候，我会发出“咯咯”“哼哼”的声音，但是却很难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只是肚子在笑，而嘴不能完全张开。总之，明明在笑但又没有笑容多少是有点尴尬的。
我马不停蹄地向家人、朋友和以前就认识我的人寻找表达内心的方法（在我脑海中，我将我认识的人分成面瘫前认识的和面瘫后认识的），但是与患面瘫后第一次见面的人交流就难多了。他们对我没有过往的印象，也没有办法想象我以前的表情是什么样子。所以遇到陌生人的时候，我内心就开始斗争：我要不要解释一下我的脸正在做恢复治疗，所以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友好或者对话题没那么感兴趣？或者因为眼眉不能动，我要不要用稍微强烈一点的手势来表达兴奋和对话题的兴趣？我分情况来处理。有时我解释一下，有时我做一些奇怪的挥手动作，来对操场上和孩子一起玩的其他父母表达友好，多说一些 “噢”来表示非常感兴趣。我常常觉得我就像个过分热情又笨拙的美国游客，来到了语言不通的国家旅游。
1979年，幼时的萨拉·鲁尔在家中的后院。（出版社供图）
我和我那位演员朋友一起吃午饭，她在我生完双胞胎不久后来看我，她是个极具表现力的人，而同这样富有表现力的人交流，显然我的表情没有回应会让气氛非常尴尬。当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只能发出怪异的“嗯嗯”声。
如果一个人频繁对我发出无懈可击、有魅力且友好的微笑，对我来说简直是折磨。我试着回以微笑，这时脸部不对称的悲剧就出现了，只有一半脸在笑，实际上看起来更像是在做鬼脸。我想还是不要做什么表情为好，还是毫无表情地多说一些“嗯嗯”更好一点。
据说很多女性在产后出现的忧郁和失落，在见到孩子第一个“社交笑容”的时候会得到缓解。我的确非常喜欢看到我的宝贝们笑。威廉的笑容从刚出生起就有一种恶作剧的感觉，霍普的微笑则显得平静而自我陶醉，安娜的微笑看起来像是正在跟我分享一个秘密。
不能百分百回应孩子们的微笑，让我十分痛苦。
在对微笑的所有渴望中，我最想对我的孩子们微笑。
作者／[美]萨拉·鲁尔
摘编／申璐
编辑／李永博 王铭博
导语校对／王心
